制图/黄欣
子不语
去年，留日女孩刘鑫与男友分手，之后受到对方纠缠，她向好友江歌求助。江歌让她到自己的住处暂避，却不想遭刘鑫前男友杀害。这出不幸的故事在发生后将近三百天之后，因为一系列报道而重新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报道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采访到了双方当事人，而且还成功地促成了刘鑫与江歌母亲江秋莲的见面。在有意的情绪引导下，刘鑫毫无意外地被网络上的口水所淹没，加之一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自媒体乐于见到事态的进一步升级，用“混蛋”、“人渣”这样的辞藻继续煽动网络情绪，因为他们知道“顺应民意”将刘鑫踩到万劫不复之地，便是他们阅读量的保证。
在一个浮躁的舆论环境下，当新闻媒体冷静地发掘事实、客观地陈述真相、将立场和判断交给读者自行形成，这样的报道似乎并不讨好。不知是否因为读者正在失去从大量的信息中去做出自己判断的耐心，反正事实上，具有严重倾向性的叙述越来越有市场，许多传播案例可以证明，只要成功地引导了读者的情绪，便是引领了他们的阅读兴趣。这导致在许多事件中，读者的情绪在媒体的引领中反复反转，真相扑朔迷离，所有人在意的只是舆论场上的一波又一波狂欢。
保有对新闻当事人的采访权，是传统媒体赖以不失去公信力的最大倚仗。但与新闻当事人面对面的采访权，绝不是采访者借机介入新闻事件，并以此将新闻报道向有利于传播的方向去引导的便利。但事实上，在媒体促成的这次见面中，读者势必被推上对江秋莲同情的顶点，连带继承了她对刘鑫的怨和恨。同样也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去在意这样的情绪下刘鑫的自辩，诸如“日本警方要求她不要见任何人，包括她即便身在江歌葬礼现场马路对面，也没有被获准参加”等等。有评论这样描述这场会面：这次被视频记录的会面，更是赤裸裸呈现了那起凶案的次生灾害是多么惨烈。
我不大了解视频报道的应有手段，但按照传统新闻教育，新闻报道的叙述应该是冷静而克制的，给予双方当事人对等的、充分的表达空间。这些渲染冲突、引导情绪的手段似乎应该出现在戏剧或者电影里。当真正的新闻当事人，而非演员来完成这样的冲突桥段，固然能给读者呈现出更强的表现力，但对新闻当事人的伤害又会有多大？
我并非因为自身对刘鑫怀有同情，也没有为她辩解的意图，只是想，在我那么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中，即使是报道犯罪嫌疑人，甚至是已经定案的罪犯，我都一直试图小心翼翼地避免因为报道对其产生的伤害。因为即使是对于有罪之人，惩罚也不应由媒体来施行。“最小化伤害”的原则是最基本的新闻伦理，而不是事隔将近一年之后，将事件中的某一个当事人亲手钉上耻辱柱。
同样，对于江秋莲来说，她除了需要法律来还她女儿一个公正之外，也需要一定的心理疏导来帮助她从巨大的创痛中走出来。去反复刻画她心中的创痛，这到底是对她有利还是有害？
至于那些墙倒众人推、在措辞上无所不用其极的自媒体，自称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但你们对善良的江歌没有帮助，对悲恸的江秋莲没有帮助，只是对自己获取这场情绪所形成的红利，很有帮助。
从以往的新闻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优秀记者的责任与作为。比如在聂树斌案中，有数位记者曾为聂树斌案反复奔走呼吁。但他们所做的，是用他们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呼吁对案件的重新调查，而不是号召网民把当年参与案件的人员统统用唾沫淹死——关于后者，倒是聂案尘埃落定之后，许多跟风的自媒体的所作所为。
多说无益，江歌案一个月后会在东京庭审。如果真的对逝者有悲悯，对生者有勉励，希望开庭当日，能够还原出尽可能的真相，给各方应有的交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