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情、达理、践行”
——专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
在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庆祝成立20周年之际，8月28日，中华文化学院统战教研部副教授王珍就基督教中国化等问题，专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
“《圣经》应该有我们中国人翻译的版本”
中华文化学院：基督教在中国存在有一段时间了，您认为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基督教中国化的经验有哪些？
傅先伟：基督新教传到中国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大概只有200多年吧。从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直到现在，这200多年的历史里面，基督教为国家与民族独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提出了爱国爱教的思想、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说到底就是要中国人自己来管理，自己来教育，自己来修养，用中国的语言、文化、思维来传播基督教。
比如很多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及教会领袖，如赵紫宸、诚静怡等等，他们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文章。他们希望不管是在神学教育上、崇拜的礼仪上、仪式的音乐上，还有教会对社会的服务上，中国基督教都能够成为一个自我管理、对中国整个社会发展有贡献的宗教。
中华文化学院：结合今天的情况，您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傅先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已经独立自主，但是西方的文明、文化、理念这些包裹着基督教的东西仍然没有完全剥离。现在中国基督教已经是中国人自己在办，但是很多对神学的理解、解释，仍然是延续了过去西方传授的体系。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自己出版的优秀神学教材。相当一部分重要书籍都来自于西方的翻译，包括一些经典都是过去西方流传下来的。比如说中国人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但《圣经》对我们的解释、西方基督教神学对龙的解释，跟我们中国人对龙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正是因为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时带来的影响，如今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通过神学思想建设，把中国文化融入进去。要重新思考、重新认识中国文化里的一些概念与西方《圣经》里的概念是完全两回事。当然问题还有很多，要走的路还是很长，不是一蹴而就能解决的。
中华文化学院：对，关于龙的解释，是两种文化相融合的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点。
傅先伟：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改观。绝大多数，包括现在的学生、年轻传道士基本上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拿中国的传统习俗来说，祭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风俗。而在西方裹挟下，基督教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婚嫁、丧事、祭祖等习俗就带有很片面的认识。这种认识会造成生活上、心灵上，或者是家庭里的矛盾。这些矛盾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去学习、去理解中国文化，然后用中国文化解释《圣经》。但是，现在的《圣经》仍然是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
《圣经》应该有我们中国人翻译的版本。我们正在思考，现在已经有一些修订的版本。我们希望随着宗教中国化和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加深，对《圣经》的翻译应该有我们自己人翻译的版本。当然这件事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中华文化学院：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目前这项工作有何进展？
傅先伟：还没有启动，现在只是有一些地方做了修订，我们叫修订版。但是整本《圣经》要重新翻译，需要很多人参与，有很大的工作量，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
中华文化学院：这需要一种担当精神，不仅要为基督教担当，可能还要思考作为中国人如何用基督教的形式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把‘基督教在中国’变成‘中国基督教’”
傅先伟：基督教要真正融入中华文化，扎根在中华文化的沃土里，同时又有自己的信仰。要能够继承宗教的优良传统，又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让广大民众认同基督教的信仰，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而不是西方的。
中华文化学院：把“基督教在中国”变成“中国基督教”？
傅先伟：对，也就是我们说的真正打造中国基督教的自我，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现在基督教崇拜的仪式，仍然用的是西方传过来的。我们在思考怎样让仪式更加有中国特色，还有宗教音乐，现在我们唱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西方传进来的。希望能够多一些中国人自己的创作，能够有中国的民族特点与元素。如果我们能够有中国元素的体现，我想对整个基督教的解释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中华文化学院：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如何在中国展现出来一些特色与不同。
傅先伟：比如教堂的建筑，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让建筑的外形展现中国元素。过去我们做教堂都是哥特式的，尖顶，好像这才是一个教堂。其实这只是过去传来的一种建筑形式罢了。中国古代挑檐的建筑，像北京故宫的样式，我觉得建成教堂也会很棒。
中华文化学院：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借鉴其他宗教和其他文化中国化的经验？
傅先伟：如果要借鉴的话，我记得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那次演讲我听了以后很有感触。他当时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所以佛教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佛教，而印度的佛教几乎消亡了。
习主席讲的话让我非常感概。这说明佛教在这一方面，走得早，走得远，做得多。高僧们很关注用中国文化来改变佛教，最后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成了中国的。我想基督教同样也可以做得到。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努力，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思考中国文化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其实基督教不是一开始就是西方的。基督教起源于亚洲，又因为希腊文化的传播，转战到了西方以后，西方世界将自己的文明与基督教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看到基督教的本质，然后融入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定会有一天，人民会说这是中国基督教。
中华文化学院：对，就像基督教当初创立的时候，它有一个希腊化的过程，有一个罗马化的过程，有一个西方化的过程，那它到中国来了，是不是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傅先伟：对，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中国基督教要服务人群，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中华文化学院：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它需要和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的特质在哪儿？
傅先伟：中国的优秀文化，有很多我们经常讲到的概念，比如仁爱，包含了宽容、诚信、谦虚，和基督教的仁爱是一致的。我认为基督教和《圣经》中宣扬的伦理道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伦理道德是完全吻合的。但过去我们在解释经典的时候，没有通过中国文化这个载体。所以我相信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中华文化学院：其实基督教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我和其他的基督教界的朋友也谈到过。他说基督教的本质还是以人为本。而在西方的传统上，尤其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基督教表现出来是以神为本。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基督教要怎样来呈现自己？
傅先伟：我觉得在中国基督教还是要服务人群，服务社会，造福人类，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最好的体现，也是能够让基督教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一个最好的状态。
中华文化学院：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基督教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具体的实现路径？
傅先伟：我个人总结三个词。第一是“通情”。什么是通情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要有爱国的情怀，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爱国爱教才能真正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第二个我觉得要“达理”。所谓达理就是必须除了外表、形象中国化，理论与思想也要与中国文化结合。比如说教堂，盖一个中国宫殿样式的教堂，可以做到，不困难。再比如教会音乐不用钢琴，而是用民族乐器演奏，这些都可以做到。形式上很容易，关键是理论和思想。基督教要真正达到中国化，关键是神学思想的建设，要达成一个自主的中国教会思想体系。
最后一个要“践行”。除了思想以外，还要有实践。你要活出来，你要做出来，你爱这个国家就要表现出来，你爱人民就要为人民服务，关心弱势群体，参加社会公益事业。通过这样三个途径，我想基督教中国化是能够实现的。
“中华文化学院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华文化学院：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人才培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近段时间在对宗教界人士的培养，比如宗教界研修班上增加了中华文化的课程，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傅先伟：我认为中华文化学院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基督教的教友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只有去学习、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才能实现跟基督教的融合。因此，我非常赞赏中华文化学院办这样一个班。
我们的神学院里面有神学教育，也有文化课，学的更多的是神学、教会的管理等。中华文化学院的课程，在中华优秀文化方面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路，可以帮助学员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中华文化的要义，这对我们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我非常期望能够跟中华文化学院更好地合作，也希望老师们上课的时候，在传播中华文化优秀精髓的同时，能够指导我们融合的途径与方法。这对我们加快基督教中国化的步伐是很有帮助的。
中华文化学院：大家共同努力，来促进基督教中国化，造福我们的社会，造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傅先伟：因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人才的培养是首位的。中国化是要由人去思考、去推动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才的匮乏，最大的困难就是懂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人比较少。因为大家还比较年轻，学习不够。所以能够通过中华文化学院办的班次，弥补我们这个短板，我想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中华文化学院：非常感谢您参加本次“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您对论坛有什么寄语？
傅先伟：我希望通过此次论坛，可以学习其他宗教中国化的经验，听听他们的思考和他们的路径。也希望从学者那里听到更多的、从教外角度思考的有关基督教中国化的想法与思路。这样更加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这项工作的推进。
附：傅先伟简历
傅先伟，男，汉族，1944年出生，上海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1968年5月-1978年7月在周家渡船厂动力设备科担任干事；1978年7月-1987年8月在上海交运局职工大学教务处担任教务长；1987年8月-2008年1月担任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主席；2008年1月至今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