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诞辰160周年时澳门发行的邮票。
郑观应位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的故居。
核心提示
今年是中国现代化运动思想代表和先驱、著名实业家郑观应诞辰175周年。7月24日，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纪念郑观应诞辰17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山举行。郑观应后人代表及60多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深入探讨郑观应研究的当代价值。
本次研讨会主题为“郑观应研究的当代价值”，旨在通过搭建高端的交流平台，加强两岸四地合作，充分展现郑观应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出席研讨会的60多位专家分别来自北、上、广、深、珠、津、澳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熊月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虞和平，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黎志刚等专家应邀出席。
1842年，郑观应出生在如今的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身处一个内忧外患、列强称霸的动荡时期，郑观应积极投身到商战实践中，强烈的爱国情怀驱使着他竭尽全力启发民智、挽救国家。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提出的一系列富国强民方略，尤其是有关工业化、商战、重视教育、家风、社会慈善等思想，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在当前仍有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言摘要
林有能(广东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
近年来中山大力推进郑观应文化学术研究，成果显著，为郑观应研究作出有益探索。目前学术界对郑观应给予了很高的正面评价，深入推进郑观应研究，对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虞和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对于郑观应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方面，但是在盛宣怀给郑观应的两百多页信函里，我们发现了他更多实践的精神。这些信函内容集中在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的产权之争问题上，是官办还是商办？郑观应主张商办，因为他发现了官办的众多弊端，郑观应和盛宣怀联手保护了商人的利益，动员股东争取自己的利益，从这些信函档案里可以窥见他参与招商局工作的细节、具体发挥的实际作用，郑观应还是买办和实业家，把思想都转换成为实践，是知行合一做得最好的改革家。这些年来，关于郑观应的史料，上海、澳门等地都有很多新的材料出来，现在已经到了时候可以组织人编写《郑观应全集》了，全面展现他的思想，其价值才能体现，这个可以作为纪念馆的配套工程来做，由中山牵头，征集档案资料，这对于郑观应的研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李吉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孙中山一生中，与郑观应的交往时间很短，人们所谈的多是1894年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以及同年发表的《盛世危言农功》之事，就是这两件事，应当说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孙中山与郑观应在1894年前后关系到底如何？1895年孙中山派陈少白邀请郑观应，具体反应如何等等，都有待研究与挖掘。
黎志刚(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关于郑观应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还没有完全被整理归纳，如今上海市博物馆依然存有关于郑观应的特殊文档，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也存有许多珍贵历史文献有待学者的进一步考究，郑观应商战思想有助于企业资源优化和发展，他对轮船招商局的历史有着十分积极的观察和探索，在商战中投资方向和判断也十分准确和科学。虽然向外投资十分重要，但是郑观应并不盲从轻信。在审时度势后，轮船招商局还是投资地产和保险业。深入学习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对当代企业管理大有裨益。
曹天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导、教授)：
家庭教育是郑观应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多为已有研究所未及，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明显的现实意义。
吴冉彬(中山市方志办副主任、市郑观应文化学会会长):
郑观应有2.6万字的家训传世，尤为珍贵的是其体现当代价值的廉洁家训，对培育诚信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有重要意义。
南方日报记者 陈美华
实习生 马泽楠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郑观应的精神气象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熊月之
郑观应（1842—1921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观察学贯中西，识超今古，无物我之见，泯畛域之分，专心致志于洋务者已数十年。所著有《盛世危言》一书，早已风行于20年前。海内之谈洋务者，所当取则焉”。这段话是1894年《申报》一篇文章对郑观应学术、思想、社会影响的综合评价，可借用来作为对郑观应精神气象的概括。
郑观应在修身治学、事功拓展等方面都相当成功。其成功，得益于他对时代变动的敏锐感悟，对个人发展路径的恰当选择。他顺时调适自己行为方式，善读有字之书，也善于读无字之书。
郑观应过人之处在于，一是当买办，二是不满足于当买办。郑观应如果满足于当买办、经商，那他就是徐润、唐廷枢第二，也很不错，成功人士，但没有特别了不起。他在经商、读书、著述、赈灾四方面齐头并进，其综合优势就是别人所不可相比的。经商是聚财，赈灾、捐纳是散财，光聚不散，便成守财奴。郑观应恰当地处理好聚财与散财的关系，使其财富在人生意义中发挥了更大效益。读书是蓄才，著述是亮才，光蓄不亮，无以赢得名声与地位。他的著述如果仅仅是吟诵风月，抒发个人意兴，而不是关注整个国家与民族最为紧迫的问题，那也不可能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郑观应成功地将求利与求义、蓄才与亮才、求利与求名、个人小我与国家大我结合起来，即其所谓“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
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旧的秩序逐渐破坏、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是一个旧的原则、旧的制度逐渐或部分失效，新的原则、新的制度正在建立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是一个旧的价值观念正在瓦解尚未完全瓦解、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建立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并且对这一时代的特点有所感悟的人，在事功发展、治学、修身方面，都会用自己的理性来审视一切，从而作出自己的抉择。郑观应是对这一时代的特点有敏锐感悟的人，所以，他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西方，一只眼睛看历史，一只眼睛看现实，虚心学习，潜心思索。他对于修身治学、事功发展的大关节处，都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以其大聪明大智慧，恰当地处理了这些转型时代的矛盾，成功地书写了属于他自己的历史。
综核古今，顺时应变，融合中西，斟酌损益，洞悉利弊，统筹全局，为人之学与危机之学兼修，治世与治心并重，这就是郑观应的精神气象。
先声·先行·先导
——论西学东渐先驱郑观应的精神品格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王杰
近代香山，藉澳门之地利，得西学之先风，哺人才辈出，领华夏风骚。郑观应、孙中山乃是时代的佼佼者。
研究郑观应，荦荦大端者，尤在其思想的发蒙与精神的引领。郑观应无愧为引领西学东渐的思想先驱，这里讲的西学，包括思想取向、价值理念以及治世处事等观念意识。西学东渐有一个过程，其核心价值就是比鉴世界，追赶文明潮流。郑氏一生事功，体现于先声、先行、先导的精神品格——他不仅是西学东渐的启蒙大师，还是躬身商战的巨匠，又是中体西用的引领者。
郑观应的“先声”，饱含着爱国、忧患、担当精神，体现于以心血撰写《盛世危言》。1894年，郑观应52岁，是年刊行的《盛世危言》，旗帜鲜明贯以“富强救国”主题，对政局、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自己的方策。他在《凡例》中痛陈：“今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从31岁到38岁再到52岁，从《救时揭要》到《易言》再到集大成之《盛世危言》，历时20余年，书稿几易其名，可见郑观应为了“先声”，披肝沥胆，用心良苦！
《盛世危言》横空出世，在西学东渐史中可谓破天荒之作，一著轰动朝野，一时洛阳纸贵，思想启蒙之潮流渐次汇成，一批批有志救国者应运而生，乘时奋起。
郑观应的先行，以躬身从商垂范，他的先行精神，感悟于自身的实践，又以耕耘者的角色，呼吁商战，言与行俱。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
他提出的“商战”理论，见解独到，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两手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强调“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唯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郑观应呼吁商战，言与行俱，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他以先行商务实践的体悟，升华了商战理论，使他的理论更接地气，从而更具底气。
郑观应的“先导”，既具勇立潮头的风采，又以使命感的精神，予人一种播种者的英姿！
《盛世危言》问世，可谓恰逢其日，正此其时。洋务干将张之洞读完《盛世危言》，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朝野人士争相赠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连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同志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郑观应曾为国人提供经济思想的新武器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晓辉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其一生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并积极投身于时代浪潮，办工商实业求富图强，著《盛世危言》鼓吹改良。他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顺应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题：工业化
郑观应的重商主义思想独具特色，第一，他把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看作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门，认为“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即“握四民之纲”的国民经济主导部门。基于此，他提出“以商立国”的主张，这是对传统经济思想“以农立国”的否定，意味着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决裂。第二，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商战”论，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加厉害，“兵战”只是“治其标”，只有加强“商战”才能“固其本”。与列强“商战”，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第三，他提出“机器兴利”论，认为机器能够“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价廉”。“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
二、提出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新武器：商战
郑观应“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向国人提出了新的思想武器——“商战”。郑观应于1873年撰写《救世揭要》。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其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
郑观应首次提出了“兵战”不如“商战”，认为中国在反侵略方面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他强调“以商立国”，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政府实行护商，包括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政策措施。
三、注重商战之魂：经济竞争
“竞争”，这是中国传统素来缺乏的观念。大量的个案表明，早期受雇于洋行的买办，往往同时又是一名独立商人。买办企业家在为洋行服务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华洋之间的不平等，也亲见国家利权的大量流失，其民族意识逐渐觉醒，郑观应等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他走“实业救国”之路，与洋商竞争，为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振兴奋发努力，表现出可贵的民族精神。
郑观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1858年郑观应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约20年时间，他先后在英商的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又自营贸易，开设商号、钱庄，投资轮船公司。1880年后，由李鸿章札委相继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并脱离洋行，结束买办生涯。1896年任汉阳铁厂总办，1906年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
郑观应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他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
█专家论点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很有当代价值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钻友
郑观应的改革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大至国体政制、经济制度、教育体制的改革，小至植树造林、垦殖拓边，无所不包，且每言均建立在对西方及邻国日本历史和现状的完备、深刻理解之上，堪称治国策论之“圣手。”
伴随国势的羸弱，对其原因的探讨成为一代知识精英殚精竭虑的大问题，在逐渐形成的教育改革思潮中，郑观应因对西方和日本的了解更加全面、深入，其教育思想也更为深刻。其要点有二：
一、中国能否摆脱落后被打的命运，系于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否，改革越成功，中国的未来就越有希望。郑观应是商战的倡导者，一直强调20世纪的世界竞争不一定是侵占敌国，而是商战，中国与西方的商战能够成功取决于教育改革的质量。
二、所谓兵战不如商战也，然商战人才无一非出自教育。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
郑观应主张仿效日本，将传统的教育改造成以造就专业人才为目标的体系。郑观应服膺日本伊藤博文“国困民穷，当寓生计于教育之中”，但不能将其论述简单等同于职业教育。郑观应的“专业”教育思想包涵职业教育又高于职业教育。本质上郑观应主张“以专业立人，以专术立国”，内涵十分丰富。
郑观应慈善思想给孙中山以启发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 张金超
郑观应的慈善思想在观念方面：防灾备荒，重点是预防水灾和旱灾；教养并举、富国强民；学习西方，着力发展民间慈善；保护灾民、流民、无业者、“猪仔”、女婴、妇女等弱势群体等。在渊源方面：深受传统救济观念影响，目睹清末惨烈的社会状况，借鉴西方慈善福利制度的先进经验等。
在中国（广东）近代慈善思想演进史上，郑观应和孙中山都占有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值得大书特书。从某种角度来说，孙中山继承和发展了郑观应的慈善思想，前者愈加丰富和全面。两者均是留给民众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后人乃至当下的社会建设，无疑仍具启示、借鉴意义。
郑观应注重践行扶危济困的主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平安
郑观应注重践行道教的扶危济困的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弱势群体，主张尽力对难民、灾民、流民、失业者、鳏寡孤独废疾者以及其他生计艰难阶层积极进行救助。
他不满“哀鸿满中泽，百日天悠悠”的状况，不仅积极参与办理救赈公所，出任善堂、广肇公所董事，而且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名誉会员。在郑观应看来，“修行功德之事，不以茹素诵经为修行，不以建坛设醮为功德”，而应当把金钱与力量实实在在地用到该帮助的人身上。
郑观应重视家教与做人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理事长 梁金玉
郑观应一生投入大量精力实践“商战”救国。他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后居于澳门，上海是他进行“商战”的阵地。19世纪时期，上海的商业发达，集中了200多家外国洋行。郑观应17岁到上海，初时在洋行做杂务，外商有一套规范的运作模式，他认真学习，发展自己的事业，后来在大洋行担任领导。由于熟谙华洋商务，观察到外商从中国夺取大量利益，因此极力主张通过商战维护国家的权益。
郑观应成就卓越，是子孙后代的好榜样。他亦是一位慈父，十分重视家庭，将做人心得与家人分享，鼓励子孙发奋上进。郑氏先祖于公元前2300年发源于河南省，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传承良好的家风。他的家训体裁和载体多样化；具有承传性，注重修身齐家、行善积德、勤俭耐苦、立志上进等儒家文化传统；具有发展性，从传统的忠孝仁义的基础上，提出救国的理念，要有气节、有良心和取之有道；具有适应性，重视学习谋生本领，增强个人的竞争优势，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具有先进性，鼓励实践商战理念，树立崭新的办事作风，重视栽培子孙；具有劝喻性，语调温和，态度坦诚率真，喜欢使用比喻手法，引用中外名人隽语，或列举事实等，来说明深邃的哲理。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晚年时，他总结三项做人心得：立志、勤学、端品。这三项做人心得是郑观应家训的精华，亦是他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