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卜天原来叫张晓天。初二那年，算命先生说他的名字里应该有一个笔画为两画的字，于是，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父母挑中了“卜”。
从“知晓”到“预测”，从理性到神秘，从无畏到敬畏，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一字之别，仿佛已经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
张卜天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
张卜天是以翻译家的身份闻名的——如果称得上“闻名”的话。在这个无比重要、却至今不太被市场尊重的行业，即便其中的佼佼者，往往也默默无闻。
尤其他翻译的书籍，大多属于一个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学术领域——科学思想史。感兴趣且能读懂的人，绝不算多。
偶尔有读者从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李约瑟等光芒万丈的名字旁边，注意到小小的“译者张卜天”，大概还会以为，这是某位已经去世的老先生。
但张卜天很享受这种“把自己藏起来”的感觉。
他曾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moonat noon”，“中午的月亮”。“很少有人会在中午时去想月亮在哪儿，其实它就在天上，只是我们看不见。我喜欢这种状态，既存在又不受关注。”
就像他大学时最欣赏的钢琴家格伦·古尔德所说的，“丰富这个时代又不属于这个时代”。
全部生命的95%，都被翻译占据
初见张卜天，是在清华大学，《荷塘月色》的那片荷塘，湖心岛上。今年4月，他刚刚调到这所学校，在新成立的科学史系任教。
1979年出生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说话诚恳而直率，平静的语气，透出一种明悟之后的淡然。与这样的人聊天，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体验。不知不觉中，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从9月份开始，就要给学生上一门解读中世纪科学史的课。以后能做翻译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了。”张卜天开玩笑地“抱怨”。
此前，他还从未正式开过课。他全部生命的95%，都被翻译占据。
从2001年的《牛顿研究》开始到如今，他已经出版了40余部译著，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科学史译丛”“科学源流译丛”两大系列，有8本书入选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还译出了国内最广为人知的拉丁语教材《韦洛克拉丁语教程》。
有人说，在这个时代，这样的译者，是像“补天石”一般珍稀的存在。
博士毕业后，张卜天先是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平均每年翻译2-3本。2015年起，他接连在剑桥大学和浙江大学做访问学者，这两年成了他最逍遥的幸福时光，也是最高产的日子。
“2015年是最多的，一年译了8、9本书。”
我被这个“天文数字”吓了一跳。张卜天自己倒不以为异。“书有厚薄难易，数量并不能说明什么。我最快的一本书只用了10天，最长的用了11个月。”
如今，“好日子”快结束了，终于要登上讲台了。他有些担心，但更多是兴奋和期待。
担心，自然是怕教学会占用太多时间，耽误了翻译。张卜天对课程的质量要求很高，备课不肯有一丝应付，加之缺乏经验，花费大量时间是必然的。
期待，则是源自“爱分享”的天性——正是同样的缘由，让他走上了翻译这条路。
“只有哲学还能收容我这样的人了”
张卜天原来叫张晓天。初二那年，算命先生说他的名字里应该有一个笔画为两画的字，于是，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父母挑中了“卜”。
从“知晓”到“预测”，从理性到神秘，从无畏到敬畏，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一字之别，仿佛已经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
曾经，张卜天是地道的理科生。不到16岁考入中科大的他，被视为同龄人眼中的“天才”。
像那一代的大多数父母一样，张家父母也有一种偏“实用”的考虑——填报志愿时，父亲劝他千万别选数学、物理这样的纯理论专业，建议他去热科学与能源工程系。
像那一代的大多数少年一样，张卜天也完全不清楚那些院系
称背后的含义。他的脑海里，幻化出一幅阳光照到米饭上、把饭“照”熟了的浪漫画面，心生神往。结果开学后，他发现自己将来要面对的是锅炉和叶轮。
这时，一本《爱因斯坦传》让他发现了真正的自我。“直接研究光，不是比研究锅炉有趣得多吗？广义相对论这么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学呢？”
他申请转到近代物理系学习更冷门的理论物理，迈出了从“实”到“虚”的第一步。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爱上了古典音乐。
本科毕业后，张卜天赴美国留学，继续攻读理论物理，系里不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著名科普作家史蒂文·温伯格和普利高津这样的名师。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令人艳羡。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危机”迫使他三个月后就放弃了学业，回到国内。
回首往事，他说是20岁的心灵太敏感。但在我看来，命运如此安排，大概是为了给他的“开悟”提供又一个契机。
“一天晚上，我在一座教堂里，第一次现场听到用古钢琴和古小提琴演奏的巴赫。优美而熟悉的曲调，屋外暴雨倾盆。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这些全是人家文化里的东西，自己根本进不去。”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数学、物理、古典音乐……所有喜欢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精神压迫，甚至让他不敢再去触碰。
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无人能明白他的感受，心理医生也说不出原因，物理学更无法给出答案。他的思绪，自然而然地飘向了哲学层面。
一次偶然，他读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世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这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开篇第一句，如同一记当头棒喝，让他如梦初醒。
“只有哲学还能收容我这样的人了。”
就这样，张卜天听从内心的召唤，迈出了从“实”到“虚”的第二步。2001年初，他开始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课，接受张祥龙、吴国盛等名师的思想洗礼。次年，他考上了北大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踏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就是不能容忍国内相关领域的书停留在粗浅的层面”
译书的念头，是在“北漂”的时候与他不期而遇的。
“蹭课”期间，吴国盛老师正准备将一套科学史丛书译介到国内，其中《牛顿研究》一书还没人译。他主动请缨，试译了一章，吴老师一看特别满意，就把任务交给了这位“旁听生”。
后来，吴国盛成了他的导师。这本书，也成了他的处女译作。
其实在那之前，张卜天已经初尝翻译之味了。从美国回来时，他带回了温伯格的一本书——《终极理论之梦》。“那时没有经验，不知道翻译前要先谈版权之类的程序，结果译了1/3时，别人已经出版了。”
他说，自己只是单纯地想把国内还比较陌生的好东西介绍过来，与人分享。在这方面，他有点“强迫症”：“我就是不能容忍国内相关领域的书停留在粗浅的层面。”
在他印象中，译过最难的一本书是开普勒的《世界的和谐》，开篇第一句话竟然整整一页半，没有一个句号。为了那一句话，他在图书馆坐了一个下午。这本书的原文是拉丁文，而两个英文译本差别甚大，粗看之下甚至会误以为不是同一本书。
科学史领域的名著都散布在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拉丁语等不同的语言领域，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读不懂原文，不同译本之间的相互对照是常有的事，而曾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学习德语以及自学拉丁文的经历，让他得以在多语种之间游刃有余。
“当然，要独立翻译中古的拉丁语著作还不太现实，不只是语法的通透就能解决的。”张卜天并不讳言语言之路的坎坷。一本书译下来，与作者邮件往来常常有200多封。
尽管如此，那些最重视、最经典的书，他会力求每个词都尽可能精确，并加上自己的“背景注释”。譬如众所周知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张卜天在翻译时直接把名字改成了《天球运行论》。
“对哥白尼来说，orbium并不是指我们所理解的‘天体’，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带动天体运行的那个透明的‘天球’。今天我们不承认有‘天球’的存在，便想当然地把这个词译成了‘天体’。”
旧的译本是由一位天文台的老先生译的，对西方哲学、古代科学的背景了解不深，一些古代的人物、事件、哲学和科学术语，也翻译得不甚精确。经张卜天修订之后，附在书后足足200页的注释的翻译质量大为改观。这些功夫往往都在暗处，一般读者很难注意到，其最大的价值可能只在于对哥白尼的专业研究上。
但张卜天觉得，这是值得的，必要的。
不过，对于大多数的书而言，他并不追求十全十美。面对科学史这片“新大陆”，更多时候，他内心涌动着不可遏制的“开疆拓土”的热情，总想以更高的效率，多译一本书，也就为这个新学科多辟出一块田地。
很多人说他译的书“有门槛”，希望他写一些更普及的东西。但张卜天觉得机缘未到。“我现在只能讲比较深的、专的——这不是自夸，是我水平还不够。我只能影响一部分人，再由他们中有能力的人去影响更多的人。”他笑笑说，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
离开了“土壤”，科学是没有灵魂的空壳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张卜天给史蒂文·温伯格当过助教。“我最佩服之处，是他在科学以外还对哲学、科学史有这么多了解。尽管他的主要观点我不太同意。”他的语气如此平静，似乎他评价的不是诺贝尔奖得主，而只是某个“路人甲”。
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已臻“自在”之境。他有自己清晰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对大师的学识不迷信，不虚美，更不屑以批驳大师来哗众取宠、自抬身份。
“不过话说回来，观点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作为科学家，有人文关怀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温伯格已经比大多数学者做得好多了。”他的表情，好像在责怪自己又“执念”了，又产生了“分别心”，而一经想通，立时变得轻松起来。
他曾说自己喜欢反思。看得出来，的确如此。
科学史分为实证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很多领域，张卜天最关注的是科学思想史。甚至可以说，他真正关心的是思想史里面的文化背景，是哲学、宗教乃至尘封在现代性背后的神秘学，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土壤”。
“科学”二字，更多是一个前缀。
“我研究科学史不是因为喜欢科学，而是因为科学对于理解世界太重要、太基本了，几乎一切事情都不可能抛开科学来谈……就像我在做一个课题：西方‘机械论’的起源，我重视‘机械论’不是因为我喜欢机械，而是因为它是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自然哲学。”
在张卜天看来，作为舶来品的“科学”跟西方文化的联系尤其紧密。离开了“土壤”，科学将只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
影响他最深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曾如是批判现代科技：人被技术所统治，无所归依，而有“失掉自己的危险”，所以人应诗意地栖居，经由“仰望天空”而“回归大地”，达致存在的“敞开”与“澄明”之境——
而他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扎根于”大地。与此同时，他想更多人认识到我们“日用而不知”的这片“沃土”，寻回自身存在的家园。
“学理工科的人容易偏狭，变得不宽容。”张卜天说，“我当年就是学物理的，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过程，觉得自己学的是‘离真理最近’的学科，把这个学好了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了解历史？这些文科有什么意义呢？”
回想当年的幼稚，他露出自嘲的微笑，补充说：“所以，清华这样的理工科学校尤其需要（思想史）这样的文科专业。非如此，就不能培养出完整的人。倘若不能明白世界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就很容易走向极端。”
“以前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有终极层面作为依托的。托勒密就曾说：天文学从根本上关乎道德和灵性的发展。而如今，人文和科学完全分开了。现在的科学甚至都无关世俗生活了，更别提终极追求了。”他眼神里透出些许遗憾。“弄清楚这种分离的缘由，思考人类在这方面的未来，是我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研究西方，是为了回到中国”
在中国，真正的科学思想史才刚刚开始。
用张卜天的话来说，国内的科学史研究“还停留在器物层面，大都是某项发明比西方早一点，而很少上升到思想层面”。
“中国‘科’、‘技’背后的‘术’、‘道’层面值得深究。在什么意义上能在中国语境下谈论和使用‘科学’、‘技术’、‘宗教’、‘自然’等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亟待界定和深思的论题。只有本着‘求异存同’而非‘求同存异’的精神来比较中西方的科技与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各自的特质。”
在《科学史译丛》的总序中，张卜天这样写道。
如今，他更倾向于通过中西比较，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数千年文化传承的脉络，为自己也为国人找到安身立命的“土壤”。
在他的书架上，巴赫的明信片对面摆着佛像，科学史、基督教与道家的书并排，北大哲学系退休教授张祥龙的著作《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尤其为他所珍视。
“研究西方，最终是为了回到中国。如果回不来，这些东西意义就不大了。”
而归根结底，对张卜天来说，无论是“出发”还是“回归”，都是为了探寻“存在”这样的终极问题，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他拒绝“翻译家”或“学者”的身份标签，因为标签会把他“变窄”。“这些只是我的‘偶性’，不是本质属性。就像一个人头发的颜色，对于判断他是否为人并不重要。”
于他，生命是一种修行。翻译也好，学术也罢，如“挑水砍柴”，如亲聆天籁，方式和道路可以千变万化，但归宿却始终指向一个地方。破除对道路的执念，才是成熟。
现在的张卜天，似乎更加明白安身立命的根柢之所在。（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周飞亚）
责编：张晨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