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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雅文:钱秀玲比辛德勒更伟大 期待将其拍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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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文(左)采访钱秀玲时的留影

钱秀玲和丈夫的合影

大洋网讯 “钱秀玲的题材又火了。”张雅文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最近一个多月,她不断接到朋友和影视公司的电话,其中不乏国内知名导演,商量将钱秀玲的故事搬上荧幕。80年前,“七七事变”虽然踏碎了中国女留学生钱秀玲回国报效的归途,但她却在异国英勇地营救反战志士。

1999年,不懂外语、没有任何可靠资料的张雅文只身奔赴比利时,“抢救性”地挖掘出钱秀玲在二战时期营救比利时反战志士的真实故事,并创作出小说和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数年前,她又推出长篇纪实文学《与魔鬼的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讲述钱秀玲的故事。张雅文说,钱秀玲的成就远远高于辛德勒。

钱秀玲(1913-2008)出生于江苏宜兴。1929年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化学系,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她和丈夫白兰芝定居人口不足千人的比利时艾尔伯蒙小镇。

她被称为“比利时母亲”

1941年,德军占领比利时,当地的地下反战组织兴起。1943年3月12日,一张绞刑布告贴出,小镇反战青年罗杰将被绞死。

其时,德国驻比利时的总督名叫法尔肯豪森。钱秀玲从堂兄钱卓伦处获悉,堂兄与法尔肯豪森是朋友。为营救罗杰,钱秀玲带着全村联名信前往布鲁塞尔,找到从没见过面的法尔肯豪森求情。最终让罗杰免于绞刑,而是被发配到集中营做苦力。在之后的两年里,钱秀玲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艾尔伯蒙与布鲁塞尔之间,恳求法尔肯豪森释放全国各地将被处死的反战志士。最后一次,她从绞刑架下营救了艾克兴市的96名人质。

然而,法尔肯豪森因参加反希特勒的秘密组织,1944年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并关进集中营,侥幸未死后又被盟军抓获,于1948年押回比利时接受审判。

钱秀玲得知消息后,在报纸上撰文并发表演说,大胆陈述了法尔肯豪森救人的事实。1951年,钱秀玲当庭为法尔肯豪森作证。两个月后,法尔肯豪森被释放。

钱秀玲深受比利时人民爱戴,被称为“比利时的中国母亲”。

80岁时依然十分爱美

1999年11月,张雅文只身来到布鲁塞尔,开始了对钱秀玲的抢救性采访。在二十多天的陪伴中,张雅文打开了钱秀玲尘封已久的往事,“成长经历、家庭、爱情……我们无所不谈”。

钱秀玲十分爱美,每周都要理发,张雅文给她画眉毛的时候,她嫌画得不好看,还要擦掉重画,“大冬天里,80多岁的钱老穿着裙子和吊袜,冲着镜子化妆。”

让张雅文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件事。一是钱秀玲在家里绝食,一定要去比利时留学;二是她摆脱包办婚姻,自行安排人生大事。

至今,艾克兴市小镇上有一条钱秀玲街,博物馆门前还摆放着当年钱秀玲救人时乘坐的汽车,当地每逢纪念日都有人述说这位东方女性救人的故事。

对话张雅文

她的故事属于全人类

记者:钱秀玲的孙女曾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她疑问在文学创作中,祖母真实的故事还能保留多少?你怎么回应?

张雅文:我认为钱秀玲所做的事情超越了民族和家国情怀,达到了人类崇高的境界。我相信钱家也同样敬重祖母崇高的人格。关于真实性,钱秀玲的故事只是提供了一个概貌,在这基础上我创作了小说和剧本,这是一个文学性很强的创作。

但我后来的纪实作品就完全保留了历史的真实。纪实的魅力高于虚构,我一直相信,也期待着有识之士,将这个素材能改编成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片,这只是时间问题。

早已超越国界和善恶

记者:你怎么看待人们把钱秀玲和辛德勒做比较?

张雅文:就故事原型本身,钱秀玲的故事远远高于辛德勒。

第一层面,辛德勒是以纳粹身份救犹太人。而钱秀玲身在欧洲,可以说是战争之外的中国人,却主动营救要被纳粹处死的反战人士。

第二,从法尔肯豪森来看,他是纳粹阵营的高官,帮助的却是他的敌人。他因此受到了盖世太保和盟军的双重惩罚,人性的考验上升到了最高处。而且在法尔肯豪森作为纳粹军官遭受审判的时候,钱秀玲又挺身而出再来拯救他。

第三个层面,纳粹反战人士爱上了纳粹旧军官。西西拉温特不顾全家人反对与法尔肯豪森走到了一起。人性的反复跌宕造就了一个真实故事,它超越了善恶之分和国界之别。

她具有永久性意义

记者:你认为钱秀玲的故事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张雅文:这是一个具有永久性意义的故事。1999年到2002年,钱秀玲的故事在国内外热了一波,没想到十几年来,在网上依然关注度很高。当然,如果钱秀玲不是中国人,我不可能花那么大力气去写她。我的出发点是中国人,我有很强的家国情怀。我很骄傲,毕竟钱秀玲是中国人,但更重要的是为故事本身所震撼。钱秀玲的故事是属于人类、属于世界的。

记者:你有没有觉得不完美和遗憾的地方?

张雅文:钱秀玲的故事本身很丰厚了。可能我在个人笔触和写作风格上还有些遗憾。十几年前创作小说和两年前创作纪实文学,感觉不一样。经过岁月和文化积淀后,后来我在笔触上更加从容、深邃,视觉更宽。

对话钱秀玲长孙杰罗姆:

我们全家都觉得她了不起

记者:你小时候对奶奶的印象是怎样的?

杰罗姆:我1961年出生,小时候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每周都会见到爷爷奶奶,我的家庭很多元化。

小时候我和奶奶很亲,对她的中国故事总是很好奇。我六七岁记事的时候,奶奶在她开的中国餐馆做生意,所以我对中国食物特别熟悉,经常和学校里的小伙伴分享。

奶奶总是穿着裙子,我从没见她穿过西式长裤。不管去哪里,她总是收拾得很齐整。她还保留着中国人的习惯。

记者:你听说过奶奶钱秀玲的救人故事吗?你的家族是怎样看待的?

杰罗姆:我在学校读到二战的历史,回家的时候,家里人给我讲起了祖母救人的故事。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故事,小时候我会特意去搜集它们。现在我仍能记得一些谈话的场景,这是我关于奶奶的一种特别记忆。

记者:钱秀玲有没有回到中国看看?

杰罗姆:奶奶回了有六七次吧。1985年,我和奶奶去了上海、南京,见到了奶奶的姐姐和家族的其他人。奶奶很为我骄傲,我也很开心,后来我去过中国7次,还在上海住过半年。

记者:奶奶给你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杰罗姆:奶奶一直都很勇敢,不管多困难,都要去完成。她留给我最重要的财富就是永不放弃。我成为摄影师的道路上,有时要买设备、要申请项目她都会支持我,鼓励我坚持自己的梦想。

记者:你觉得奶奶是英雄吗?

杰罗姆:当然,她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事情。战争时候大家都很艰难。每个人都想生存下去,而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布鲁塞尔找法尔肯豪森的。我们整个家族都觉得她很了不起。有时候,我回到比利时,过去的邻居们仍然记得奶奶。我到了美国之后,到朋友家里吃饭,谈起奶奶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很震惊。

(广报记者杨逸男 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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