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开国上将傅秋涛是如何在皖南事变中突围的

傅秋涛190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25投身湖南农民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起，傅秋涛转入红军部队工作。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傅秋涛领导并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湘鄂赣边区游击战争。

在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1938年10月1日，傅秋涛率团奉调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

1937年，时任抗日第一游击队司令员的傅秋涛

1941年1月4日晚10点左右，皖南新四军部队奉命渡江北上。行前，军部进行战斗编组，除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1000多人外，共编成3路纵队。第一纵队为左路，傅秋涛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6日上午，国民党顽军在丕岭脚下的纸棚村，打响了皖南事变的枪声。当天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一纵由傅秋涛和江渭清参会。会议决定以一纵出求岭，二纵出丕岭、博刀岭；三纵出高岭。3路纵队于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占星潭后再向东挺进。

7日拂晓，国共双方军队开始大规模战斗。第一纵队一团三营经过激战，冲破国军第五十二师、第四十师的拦阻，占领求岭，并向东往榔桥河地区行进。老一团一营和二营占领举山北面的榜山，与第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展开激战。新一团向廊桥至白桦公路两侧展开，攻占太山头。纵队部率已渡河部队占领磅山防御。到7日傍晚，熊应棠率老一团攻占了与星潭仅一水之隔的举山。傅秋涛正按计划焦急等其余两个纵队前来会攻星潭，突然接到军部电令，要各纵队回撤，改道太平进黄山再待机东进。一纵只好服从军令掉头往回冲，却陷入敌人包围。

原来，7日下午至晚上，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在百户坑主持召开由军部领导和各纵队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在打不打星潭以及下一步究竟取何种方案的问题上，从下午3时断断续续一直讨论到夜间10时，整整7小时，举棋不定。项英本人既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叶挺的方案。最后叶挺忍无可忍：“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即使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项英拍板选择周子昆的方案：即由高岭南之园岭翻出；避免与四十师作战，如此可与第三纵队特务团会合，以便转至太平、洋溪间丘陵地带，而任由第一纵队与四十师及五十二师相持。同时命令参加会议的一纵副司令员赵凌波带一个排速去榜山一带与第一纵队取得联系，组织部队跟进。

7日深夜，军部及二纵冒雨掉头重新翻越丕岭，因向导带错路误走濂岭，不得已进至里潭仓。8日下午4点半，项英在里潭仓主持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从高岭前线考察回来的叶挺介绍了部队被包围状况。在项英主持下，会议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回转高坦、茂林方向突围，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孰料8日深夜，项英率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少数人离开队伍，不告而别，致使军心动摇。在饶漱石支持下，叶挺在高坦汪家祠堂的军部临时指挥所，担负起指挥重任。

由于求岭被国军第五十二师占领，一纵副司令员赵凌波无法与一纵主力取得联系，只收拢到新一团二营第七连，在9日下午带队回军部临时指挥所。此时军部主要领导项英等人尚未返回。赵凌波向叶挺军长报到后，叶挺命赵凌波重新去追寻一纵，以策应军部突围。赵凌波奉命后带几个人又冒雨出发，途中在求岭附近被国军第五十二师一五五团俘虏。

此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已经陷入激战。8日至9日上午，一纵电台多次与军部联系，均无反应，直到9日中午才收到军部回电，命令一纵牵制敌军，掩护随二纵行动的军部和三纵顺利突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到达苏南。当晚，傅秋涛在廊桥河边的小茅棚里召开干部会议，决定连夜突围。依靠新一团拼死掩护，第一纵队数百人在纵队司令员傅秋涛、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老一团团长熊应堂、老一团政委肖辉锡等率领下，于9日晚、10日晨先后冲过廊桥，突出重围，到达泾县、宁国、旌德交界的山区老虎坪一带休整。而新一团全团和老一团部分干部、战士则被强敌阻断，未能跟进突围，从此与纵队部失去联系。新一团团长张铚秀率剩余部队打回求岭，又被五十二师打散。最后张铚秀率领一部分队伍经铜陵、繁昌过江到无为；余部近千人则到达石井坑一带与二纵回合，编为两个新编营，参加了后来的石井坑守备战和分散突围战。

在老虎坪，一纵陆陆续续聚集了500多人，其中老一团连、营以上干部基本健全。傅秋涛和江渭清将部队编成1个步兵连和2个手枪连，为继续突围做准备。此后部队又遭遇顽军几次围攻，减员200多人。为了缩小目标，冲破重兵包围，傅秋涛、江渭清决定将300多人的队伍化整为零，分别率几十人的小部队向苏南方向独立突围。为便于轻装突围，傅秋涛夫妇细心安置了伤员，还忍痛将刚满一岁的女儿交给当地老乡抚养，直到全国解放后，长大了的姑娘才回到父母身边。

傅秋涛一行11人经过化装，或装作老百姓，或装作顽军第五十二师的便衣队，在沿途人民群众的掩护下，经历艰难曲折的风雨兼程，过宣城、越当涂、渡溧水、到溧阳，于农历正月十五（2月10日）终于抵达久在苏南敌后游击的新四军第十六旅罗忠毅、廖海涛部。2月下旬，傅秋涛等在谭震林部新四军第六师驻地，同江渭清等20余人胜利会合。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与突围出来的同志合影。前排坐的为傅秋涛夫妇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遭叛徒谋杀，军部领导无一人幸免。傅秋涛是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最高领导人，一纵突围出来的中高级干部也是3个纵队中最多的，除傅秋涛外计有：一纵政治部主任江渭清，一纵副参谋长吴詠湘；老一团团长熊应棠、团政委肖锡辉、政治处主任汪克明、政治处副主任黄吉明、团副参谋长刘世湘、团特派员张志勇，老一团一营营长邹耀堂、一营副营长张安国、二营营长汪其祥、二营副营长韩石生；新一团团长张铚秀、团政委丁麟章、代参谋长王得胜、政治处主任李彬山、政治处副主任徐志明、团特派员温华桂，新一团一营营长李元、二营营长丁桂山、三营营长郑贵卿、三营副营长张志辉；一纵特务营营长饶惠潭、特务营副营长陈棣华。

【需要探讨的两个问题】

关于傅秋涛率领2000余人突围的问题

关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突围情况，不少党史论著说他率领1000多人，从皖南向北突围，最后到达江北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率领2000余人突围。

但上述傅秋涛在皖南事变中的突围路线和率领人数与史实并不相符。

皖南事变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部队改编为7个师。新四军第七师在安徽省无为正式成立，是当时新四军7个师中人数最少的，成立时仅1900多人。其中700余人是从皖南事变中先后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的。当时突围到达江北的700余人是分散成小股才得以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从铜陵、繁昌沿江一线分头北渡到达江北无为一带。其中，第一批是第二纵队政委黄火星和军部特务团长刘别生率领的队伍，约100人，是1月18日夜从繁昌油坊嘴渡江的；人数最多的是由二纵新三团二营营长巫希权和一营副营长张玉辉等率领的队伍，约200人，是1月下旬分乘两只大船渡江的。其余大多是几个人到几十人不等，陆续渡江到达无为。一直到4月还有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二纵参谋长谢忠良，三纵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等70多人最后一批渡江。上述情况黄火星、谢忠良、陈仁洪、马长炎、张玉辉等都在各自回忆录中有详细介绍。

皖南事变后担任第七师政委的曾希圣，生前于1960年所写的回忆录《皖江的抗日斗争》记载：“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突围的健儿，一部分去了苏南，大部分从繁昌、铜陵一带突围渡江到了无为”，“共约700人”。

如果确实有“千余人”随傅秋涛到无为，那么存活者一定不少。70多年来，关于皖南突围的回忆见诸报章书刊者甚多，却没有一篇描述如何跟随傅司令员一起突围到达无为。笔者曾多次访问当时担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在江边参加接应皖南突围人员的离休干部胡德荣，据他反复回忆，当时突围到无为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营以上指挥员中，肯定没有傅秋涛，更不可能由他率领千余人到无为。傅秋涛是由皖南向苏南方向突围经宣城、当涂、溧水、溧阳，与当地新四军罗忠毅、廖海涛部会合，最后到达太湖之滨的新四军第六师师部。记者顾克如当时采访他，后整理写成《傅秋涛谈新一支队皖南突围》（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1辑），有详细叙述。

那么，傅秋涛率“千余人”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档案的误读。在档案中至今还保留有傅秋涛率部突围的记载，如1941年1月10日叶挺、项英、饶漱石致刘少奇、陈毅电：“我等率秋涛两个团已打到泾县、宁国间”，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等电：“闻你们率傅秋涛部两团突围，甚为喜慰，望速赴苏南”。有些学者未经考察便望文生义认为傅秋涛率两团人突围。二是傅秋涛1942年2月被委派到皖中无为担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而第七师又是以皖南突围到江北无为的新四军为核心组成的，所以误以为傅秋涛率部从皖南突围到江北无为。



关于赵凌波是否是内奸的问题

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在其晚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将赵凌波描绘成实施“延缓我纵行动，把我纵诱入敌军重围之中的奸计”的“血债累累的内奸”。但此说迄今尚无确凿的依据。

赵凌波（1908—1942）四川泸州人。国共十年内战时期，他先为国民党军队效力，在参与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一次作战时被俘，遂被留下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先后担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常委、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第七十三师师长等职。

新四军成立之初，因驻扎皖南沿江前线的是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延安在配备新四军干部时，特意调配了一些四川籍干部。赵凌波于1938年2月被派到新四军，任第三支队参谋长，后接任军部参谋处长。任内曾被指定从事与友军的统战工作，期间尚无证据确证他当时已被国民党策反为特务。

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移动前夕，赵凌波被派到第一纵队担任副司令员。1月10日，赵凌波被俘虏。据第五十二师战斗详报记载：“职团将匪军少将参谋处长赵凌波在榜山北麓俘获”。

在皖南事变中，共有45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被俘。上至军长叶挺，下至普通士兵，绝大多数新四军被俘将士在集中营里都能保持气节。叶挺拒绝高官厚禄，宁肯把牢底坐穿；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等因领导狱中斗争而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不少干部被枪杀、活埋；一部分人暴动出狱，胜利归队。但也有少数人经不起生死考验而举起降旗屈膝自首变节。其中职务高、影响大、造成后果最严重的当数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

在新四军被俘干部中，赵凌波是最早叛变的一个，但说他是内奸，迄今尚无确凿依据。赵凌波应该是在部队失败被捕后因丧失气节、贪生怕死而屈膝变节的，这可从他的审讯记录中得到证实。赵凌波向审讯人员宣称：“我早就想脱离中共而没有机会，我早就认为他们弄的这些不对。我今后有两个目的：一是做反共工作，一是愿意报效中央。”他献出新四军参谋处在1月6日潘村会议上临时绘制编发给各纵队的行军路线图，此图尔后成为蒋介石在解散新四军命令中作为新四军阴谋袭击国军的一大证据。他还按对方意图，编造新四军首先向国民党军队开火挑起事端的证言。

据上饶集中营的难友、原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著文回忆：“赵凌波本来是四川军阀队伍中的一个兵痞，后来被共产党俘虏过来，参加了红军，混进了党。新四军成立时，由延安来皖南，起初在三支队当参谋长，后被军部调回后方任参谋处长，他因此不满，乘皖南事变投降了五十二师。后来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说：‘对他要客气一点，他是自动过来的啊！’他大概想捞点什么，才替他们写了什么赵凌波供词，给他们作一个新四军袭击国民党军的证据。”

赵凌波叛变后接受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集中营劝降新四军被俘人员。他曾假惺惺地去看望囚禁中的军长叶挺，结果被叶挺怒打了几个耳光，狼狈地夺门而逃。大部分被俘官兵都能识破他的叛徒面目和用心，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诱惑而屈膝自首。他的下级、军部北移时调任第一纵队参谋长的赵希仲，就在他的引诱下变节自首。他们两人和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刘厚总先后在报上刊登反共文章，卖身求荣，充当了可耻的国民党特务。


（本文作者系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根据纪念傅秋涛上将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整理，本文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题图为1959年国庆节，傅秋涛、江渭清、陈士榘在天安门城楼观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