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团的创建源头要从上海追溯，共青团在上海的历史足迹，已深深内化为这座光荣城市的文化基因，鼓舞着一代代青年人奋勇向前。
繁华的淮海中路上，有一条整洁的老式弄堂，著名的渔阳里就藏在两侧梧桐树下。97年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从历史上看，群团组织始终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社会力量。在建团95周年之际，记者寻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源地——上海渔阳里。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青年团的发源地。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培育青年革命力量的重要性。上海发起建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诞生的有机组成。
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1920年，渔阳里因为风云际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红色地块。这年春夏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在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成立。
“上海是共产党的诞生地，陈独秀等人筹备建党时，就考虑到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性。”上海档案馆《档案春秋》编辑李红说，经陈独秀提议，参照苏俄少年共产党的模式，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推动建团，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年轻人走到了历史舞台。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八位“弄潮儿”齐聚上海，他们平均年龄仅有25岁，37岁的沈玄庐最为年长，最小的金家凤才17岁。“当时，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是秘密活动，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组织。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革命年代里，统一认识、凝聚思想成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闸门。而外国语学社的创办，正是党组织以团的名义，引领凝聚各地进步青年。
外国语学社的首任校长是杨明斋，俞秀松兼任秘书。杨明斋、库兹涅佐娃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外国语学社聚集了一批革命青年，参加学习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蒋光慈、曹靖华、汪寿华、李启汉等，他们成为了最早的团员。这批团员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社会实践，投入到工人运动中，比如李中负责机器工会，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办工人半日学校，俞秀松协助编辑《劳动界》。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团员合影（后排中为俞秀松，前排左为罗亦农） 图片来源：上海档案馆
在党史专家看来，上海团组织成立后，通过同各地早期党组织的联系，推动各地建立青年团，实际上起到国内团的发起组的作用。北京、广州、武昌、天津、长沙等地先后建立青年团。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谷林曾称赞说：“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他所说的“最好”，指的是力量最强、组织最好。从外国语学社前往苏俄的学生中，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恢复建团从思想建设入手
革命征程从来不是一片坦途。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的频繁活动，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1921年五一节到来前，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外国语学社。同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暂时宣告解散。
解散的背后，有着思想分化的因素。随着青年团主要领导与大批骨干赴俄，混杂在团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主义者等因政治立场不同，时起纷争。
19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据史料显示，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李达回忆，大会不仅讨论了发展党员的办法，而且决定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
彼时，俞秀松正留学莫斯科，而张太雷于1921年8月归国抵沪，开启青年团的重建工作。在和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后，大家都认为可以借此时机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整顿团的组织。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当年11月正式恢复，首先恢复的就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青年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政治组织，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青年团创建历史过程中的反复，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吴海勇说，团临时中央局总结失败教训，注重从思想建设入手，明确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避免团员思想分化。
吸取前车之鉴，张太雷等制订团的临时章程，确定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留学日本的施存统于1922年初回到上海，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团的重建。在旅日一年半里，他如饥似渴阅读社会主义文献，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密切联系。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升，向国内译介了不少社会主义著作。回国后，他租下大沽路356-357号两幢房子，一幢作为团临时中央局办公地址，一幢作为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会所，兼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遗址（原大沽路356号）
重建后的青年团，统一了思想，更加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1922年的农历正月初一，上海青年团团员会同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等150余人，在市区散发太平歌贺年片6万多张，有的市民得到贺年卡后不禁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上海是共青团发源地
自上海青年团恢复以来，各地青年团蓬勃而起。不到半年时间，地方团组织成立多达17个，全国团员逾五千人。党的诞生地上海，却与团“一大”擦身而过。
起初，上海是团临时中央局议定的开会地点。作为团临时中央局所在地，上海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城市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团的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顺理成章。然而，据史料显示：1922年3月6日，广东团谭平山在给施存统的信中积极建议：“大会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在广东对社会主义思潮表示同情，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在广州都是合法的，举行相关活动确有便利之处。最终，团的临时中央局接纳了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将代表大会的地点改在广州。
党史专家认为，上海虽与团“一大”擦身而过，却长久成为团中央的驻地，有其历史必然性。史料记载：1922年5月13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信，曾主张团中央地点改设广州，并要求团中央必须执行。团中央议决推迟一两个月执行。此时，广州形势日益复杂起来，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凸显。一个多月后，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显然，广州不再适合作为团中央驻地。
从1922年5月团“一大”召开至1933年初团中央机关被迫撤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十余年间，除短暂地迁往他处，上海长时期地作为团中央驻地，成为指导各地青年运动的中心。
当下的中国，无论是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发展，还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社会和谐稳定，说到底，都要依靠群众、依靠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意义凸显出来，它既可以承接国家意志，又可以团结和发动群众。“党的诞生地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有着深厚的历史因缘。”在吴海勇看来，青年团的创建源头要从上海追溯，共青团在上海的历史足迹，已深深内化为这座光荣城市的文化基因，鼓舞着一代代青年人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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