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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一家孤儿院,其实藏着“江姐”的文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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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1月18日17时17分讯“巴渝古城,涂山字水称秀林,蔚气人闻,知多少晴天映着坎坷大道上,若干孤苦伶仃的小姐妹、小兄弟,时遇针毡,亦无所何恨,将相无种出清门,须尊重自己,莫辜负前程”。这是重庆私立孤儿院的校歌,依然有当年在孤儿院就读的老人在唱。孤儿院在动荡年代为他们撑起了一片祥和的天空,在那里的美好岁月令他们终生难忘。

    这家孤儿院建立于1914年,是重庆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私立孤儿院,因为它既养育孤儿,也提供知识和技能教学。孤儿院培养了大批人才,比如“江姐”江竹筠,她正是在孤儿院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家花园是“江姐”成长的地方,埋藏了重庆第一座私立孤儿院的百年往事

    生于乱世,与文艺工作者为邻从各种史料的记载来看,这座孤儿院就在观音岩下的张家花园。张家花园是一条蜿蜒在山坡上的街道。在大溪沟车站下车,穿过大溪沟菜市场,走到人和街,沿着张家花园的坡道往上走,高高的石阶盘桓着一直可以通到上半城,尽头是位于观音岩的中山医院。

    这一带从前是孤儿院的占地范围,现在是老城居民区,也是渝中区慢行步道的一部分。步道旁随处可见生长了几十年的老树,树下有小坝子,放着石桌石凳,买完菜的居民们自在地坐在一起,摇着蒲扇聊天。这里无疑是最有老重庆味道的社区之一。

    说到张家花园的诸多往事,人们首先想起的却不是孤儿院,印象更深的是战时逃难至此的文化界人士,比如老舍、田汉等等。距离孤儿院不远的张家花园65号,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棫园)”所在地。当年,许多文化人从湖南和广西辗转来到重庆避难,为了让这些文化人有个落脚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用西南联大学生募捐得来的钱,在张家花园坡道边买了几间房子,取名“棫园”。

    翻阅这段文艺界往事,仍可发现关于孤儿院的只言片语。作家沙汀的传记《沙汀传》中也曾提到,作家艾芜的住所就在张家花园坡道尽头的孤儿院十三号。即便如此,已经少有人能从这个地名想起,这里真的曾经存在过一座救儿童于乱世中的私立孤儿院。

    “中华文艺界抗战协会”所在地是张家花园65号

    斑驳的石墙上,刻画着峥嵘岁月的文艺工作者们曾经抛洒的热血

    饮水思源,社会名流倾囊资助孤儿院由当时的富商刘子如建立。刘子如本是綦江人。据綦江金桥镇政府所提供的材料显示,刘子如自己便是一个孤儿,13岁起四处流浪,从綦江来到重庆之后,栖身在一座寺庙里,靠着和尚的照顾长大。

    后来,刘子如学会了木石雕刻手艺,并成为第一个把缝纫机带到重庆的人。1913年,刘子如与曼殊大师畅游上海龙华宝寺,又参观了由上海大慈善家王一亭兴办的龙华孤儿院。看到管理严格、教学设施完备的龙华孤儿院,刘子如决心在重庆也办一座抚养和教育功能兼备的孤儿院学校。

    次年,刘子如设宴邀请重庆社会名流,席间提议办一所孤儿院。这个提议受到大家的欢迎和支持。胜家缝纫女校校长、刘子如的夫人刘陈文贞女士主动让出校址作为孤儿院的院址,又拿出自己的私人积蓄作为筹办经费。陈文贞提出招收孤儿学生40名,自己认领25名孤儿,承担他们的全部生活学习费用。

    同年,重庆孤儿院在临江门外富成路上的胜家缝纫女校正式落成。刘子如又聘请了办理过成都孤儿院的老友杨法三牧师为第一任院长。1917年,孤儿院迁往大溪沟张家花园,由孤儿院董事兼市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出任院长。

    张家花园见证了抗战文艺界的繁荣发展

    张家花园与生俱来的文艺气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教养兼备,为扶植栋梁而存在孤儿院搬迁到张家花园后,面积扩大到五万平米,教育设施也更加齐备。不过在刘子如的规划里,孤儿院不仅是让孩子吃饱穿暖的避难所,更要对孤儿进行教育和培养,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收留的孤儿数量从几十人上升到400人。由于孤儿院的师资较好,管教严格,不少家庭都想送自己的孩子来就读。孤儿院也愿意接收这些学生,不过需要交纳学费,算是补贴孤儿院的办学开支。后来,孤儿院内的学生达到1000名。

    孤儿院对孩子的未来做了周到的安排,尽量让学生们学到一门实用的技能,即便是以后不打算再继续深造,也可以靠自己的技术谋生。为此孤儿院购置了织机、印刷机等现代工业机器,供学生们学习织布等技术。

    此外,刘子如更不惜重金投入,丰富孤儿院的课余生活。他从美国运来一套铜管乐器,带领孤儿院的孩子组建了四川最早的民间乐团。在人们对现代工业、西方文化还很陌生的年代,这的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做法。

    这家孤儿院的董事之一正是“江姐”的舅舅李义铭,中山医院的前身是李义铭创办的义林医院

    至今仍有这家孤儿院走出的老人,坐在这里回忆往事

    耳濡目染,“江姐”走上革命道路孤儿院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以“江姐”江竹筠最为著名。据卢光特、谭重威所著的《江竹筠传》,1932年秋,江竹筠免费进了孤儿院的学堂,入学就读初小四册。

    孤儿院小学实行灵活的升降级办法,一学期举行三次考试,特优者升级,过劣者降级。江竹筠的努力使她连跳三级。实际上,江竹筠的天资并不特别聪明,却有超过同龄人的坚强毅力。跳级之后,算术课困难很大,她和一同跳级并成为挚友的何理立等订下一条规矩:在教室做完当天的习题,不做完不出门。 她用三年半的勤奋和坚持,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小学课程。

    那时候,孤儿院里潜伏着一些地下党员,正是他们引导优秀的江姐走上革命的道路。讲授历史课的丁尧夫老师,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员。课上,丁老师经常讲近代史上那些为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的英雄人物。课余,丁老师特意指导江竹筠等喜爱看课外书的同学阅读进步书籍。江竹筠在历史课的熏陶和大量的阅读中,萌发了进步思想,认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满是剥削与压迫的社会。

    1935年,丁尧夫等老师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先后被国民党别动队抓走,给江竹筠以及她的同学们带来震动和悲伤。江竹筠也因此认识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绝不是社会上所宣传的凶恶“共匪”,树立了加入共产党、改造这个黑暗社会的理想。从这所不大的孤儿院,江竹筠踏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江姐”的传奇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童年时期的“江姐”与她的同学

    “江姐”的学业证明。自孤儿院毕业后,江竹筠考入南岸中学

    抗日后方,兄弟姐妹的栖身地话说1931年,刘子如还在家乡创办过“綦江青山私立孤儿院”。全校学生达500余人,学校设备有风琴、留声机、大小铜鼓、喇叭等乐器和体育设备,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青山孤儿院亲题院名。后来,这座青山孤儿院亦迁往张家花园,和重庆私立孤儿院合并。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涌向西南后方。因战乱沦为孤儿的孩子们需要安身之处,重庆私立孤儿院敞开大门,接纳了这些孩子。根据《武汉市志(1840-1985)》记载,当时在武汉难童教养院的孤儿,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张家花园的孤儿院。

    1937年秋,大量难民涌入武汉,与家人失散的难童无依无靠,生存堪忧。汉口市政府鉴于难童增多,设难童教养院,专收“无依无监护之儿童”,还设临时学校多所。1939年8月,难童教养院搬迁到重庆,并入重庆私立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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