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草侵古道沧桑在 花压残垣生机发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扫过永定楼高墙上的“厝角头”时，蔡万利的双桅商船正拐过樟林港洋面踏浪归来。
阳光是劳作的号子。乾隆年间的樟林古港货栈就这么开始一天的忙碌，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行走在充满海风气息的石板路上，一份份交易迅速达成，一件件货物纷纷北运，从西京古道到梅关古道，从南江水道到歧澳古道……据清代嘉庆年间编纂的《澄海县志》记载，樟林古港的税收一度占到广东全省的1/5。
樟林繁华，莫此为盛。往前追溯800年，广州南海神庙前满载香料的番舶辟波而来；再往前追溯1800年，秦汉古船正在徐闻古港往来出入。而自港口向北延伸，是五岭山间、北江之畔的驴背马驮，2000年的驿路繁忙。
南粤繁华，由此生发。
广东古驿道好似活力奔腾的动脉，源源不断地将物流、人流、文化在其中往来输送。由港口而内地，由内地而岭南，由岭南而海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不仅推动岭南社会的发展，更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开发之路
与蔡万利商船自海外归来的喜悦不同，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是怀着丧女之痛踏上梅关，步入瘴疠之地广东。
诗人不幸江山幸。韩愈两次谪粤，一次去往阳山（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史书记载，“自昌黎教行，而民始知有制度、诗书”，“天下因昌黎，而知有阳山”；一次去往潮州，赢得一片江山尽姓韩。
古驿道，是古代文化精英南下的通道，也是岭南文化由后发而领潮的干径。与韩愈命运相同的流人贬官，在唐宋两代可谓络绎于途，包括宋之问、牛僧儒、李德裕、刘禹锡、寇准、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等，总数逾千人。他们在岭南或办学，或著书，或交游，成为中原先进文化在广东的播种者。
古驿道，是南迁先民的入粤咽喉。从梅关古道，从西京古道，从漳潮古道，先民利用一切可能的路径进入广东。历经秦汉留戍、永嘉南渡，尤其是两宋之际和南宋末年空前规模的移民高潮之后，今日广东之三大民系才大致形成。
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介绍，“在中原战乱频仍的历史背景下，唐宋两朝先后有三批百万南下移民，从梅关古道经珠玑巷转移岭南各地，而且零散移民一直络绎不绝”。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其先祖大多经梅关南下。
岭南驿道，是烽火余镝的生天，是宦海沉浮的死地，却也是岭南社会发展的助推剂。正是有了文化精英的引领，和无数民众的共同努力，广东社会的整体面貌才能在唐宋之际焕然一新。
是以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广东，“盖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
900多年前，从海南儋州北返的苏东坡再次路过梅岭，写诗赠岭上老人：“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从古至今，蹈海而去，几千万侨居海外的广东人，也不知几度梦回唐山。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明万历年间被贬往徐闻、路过大庾岭受当地故事影响而创作《牡丹亭记》的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的发问。这何尝不是千百年来驿路、海路上的贬官、渔民、挑夫、商家、流民，为生活、为开发这片土地而奋斗的注脚。
开放之路
樟林港新兴街是蔡万利商船归来的终点，也是船上货物登陆启运的起点。古代种种海外奇珍，也多从广东起运，辗转水陆驿道，最后输送至长安、洛阳等都市。
北运货物历代有所不同。樟林港是红头船的故乡，也潮汕巨贾的发源地，他们大多是靠贩卖大米、糖等起家。当时盛况，清乾隆年间澄海举人黄蟾桂在《晏海渺论》中有记载：“商船六十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每船载三千至四千包，连船身计，一船值钱数万两。”
唐宋时期广东出洋大船上装的则主要是丝绸、陶瓷。唐玄宗开元年间新罗僧人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波斯商人“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番舶则运来香料和珍宝。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东渡前，在广州亲见载着龙脑、沉香的异国海船泊满珠江，货物陆续上岸北运。
驿道繁忙则历代皆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年间自肇庆出发，取道珠玑巷逾岭北上，看到“运送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路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忆当年，“庾岭两广往来襟喉，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踏，冬无寒土”（桑悦《重修岭路记》）。
在乳源县大桥镇石墩自然村北约500米处，至今还有一处当年驿路商业街长兴街的遗址，街道长200米宽四五米，总面积上万平方米。
物流的繁忙，带旺了在广东的外商人流。岳飞被以“莫须有”罪名处死后，其家人流放岭南，其孙岳珂在广州停留，后在《桯史》中记载，广州一蒲姓富商的居所，“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层楼杰观，晃荡绵亘，富盛甲于一时”。蒲姓，外商也，宋元时期，西域阿拉伯人东来经商居住后，以蒲作为汉姓。一度，广州的外商达十几万之众，蕃坊林立，蕃商如云。
昔时商铺成行、客流如涌的繁华景象，如今在岁月长河中沉眠。
韶关市韶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乳源资深文史专家许化鹏介绍：“西京古道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10多条古道中，有文字记载、历史最长、保存最完好的连接海陆丝绸之路的对接通道。”借由古驿道，古代中原王朝得以和浩瀚的海洋发生密切联系，从封闭的内陆国家逐步走向开放的海洋国家。
自唐以后，从广州出发，便在南海形成了一条“广州通夷海道”的航线，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达西亚、东非乃至欧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特别是自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只保留粤海关一口贸易到五口通商开放的80年间，广东成为中原王朝面向世界的唯一窗口，古驿道自然也成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或缺的管道。
“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人眠”。如今，广州博物馆里的昆仑奴灯佣和唐代长安公主墓葬中的昆仑奴壁画，一南一北，静静讲述着驿路、广东乃至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悠长岁月。
开通之路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替乾隆祝寿为名开始中国之行。这趟访华之旅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事件，甚至被认为是有清一代由盛而衰的转捩点。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派员为此事提前预约的信函，就是由两广总督将之作为紧急奏折的一部分，经古驿道快马呈送京城。
广东成为中外文明交汇之地，当然不是仅从清代开始。以西京古道为例，始于东汉，又于唐、明、清三代重修，“一直起到了沟通南北的作用”，许化鹏介绍。
广州是佛教禅宗的“西来初地”，达摩自此登陆，沿古驿道北上，先抵建康后至嵩山，面壁十年终破壁，给中国文化和思想渗入深深的禅宗思想。
广东也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来华传教的桥头堡。自唐初艾比·宛葛素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至今，伊斯兰教在广州这片土地上延续了1350多年历史。而自明代罗明坚和利玛窦神父之后，许多欧洲传教士在广东登陆，沿各条驿道散入内地。
古驿道还是中西方文明双向交流之路。四大发明通过来粤的阿拉伯商人传布西方，推动欧洲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大量的粤民南下，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更重要的是，催生了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不经由海风吹进内陆，在全国发出振聋发聩的先声。
“梅花已近小春开，朱槿红桃次第催。”清代王士祯在《广州竹枝六首》里对春风时节岭南风物的讴歌，何尝不是对广东古驿道上文明交融之花次第盛开的赞美。
1972年10月初，樟林古港的河滩出土一只红头船，船身残长28米。“红头船有单、双桅之分，双桅可重载远航，宜下南洋诸岛。”《红头船故乡：樟林古港》一书如是介绍。这艘船，正是蔡万利商船，船舷上赫然刻着“广东省潮州府领×双桅壹佰肆拾伍号蔡万利商船”。
据此乐观推断，在海浪中讨生活的蔡万利，最终得以在家乡安然终老。他那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和广东古港的繁华、南粤雄关的铁血、沧桑驿道的喧嚣一起，化作历史的尘埃，化为不朽的传奇。
南方日报记者 吴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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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古驿道概况
广东驿道的诞生，最初主要是出于军政的需要。在南粤群山之间，既有贯通南北的古代交通主干，如西京古道、梅关古道，也有勾连东西的支径，如羊蹄岭古道。在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中，我省各地保留的古驿道历史遗存是一个珍贵的宝库。这些古驿道是不同时期岭南地区对外联系的通道，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代表了广东与周边地区交流的历史。
红头船
红头船源于清朝雍正皇帝的“御批”，后来变成远洋船只的一种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