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 为20万人昭雪
原标题:习仲勋在广东顶住压力干的这件事,影响了20万人命运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6月7日起,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南方日报》联合推出了“百年追梦——老一辈革命家在广东”系列报道。“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7月8日,这组系列报道刊发了习仲勋主政南粤时的故事,其中特别提到,文革结束后,习仲勋顶住压力平反冤假错案、为20万人昭雪。
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时间不长,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长。这两年八个月,对广东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履新:先抓拨乱反正、平反昭雪两件大事
去年7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正式发行。这本书采用访谈形式,“由群众评说群众领袖”。其中一个采访对象是曾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方苞。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方苞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曾近距离多次接触习仲勋。
方苞回忆,习仲勋来到广东后,首先抓了群众反映最强烈、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大的五件大事。排在第一位的大事就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习仲勋是1978年4月5日抵达广东的。1个月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据《南方日报》报道,当年,在“气候还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习仲勋在全国省级领导干部中最早一批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任省委机要秘书的琚立铭回忆:“正是因为习仲勋思想解放,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了出来,广东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点燃。”
方苞也提到:“仲勋同志一到广东,就抓紧各级党委整风,从省委,到地委,到县委,层层整风。同时,积极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遗余力地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我参加了地委、县委两级整风,领导班子成员都联系期间的表现,联系十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检讨个人应承担的责任,首先班子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在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听取大家批评。地委、县委各用了20多天时间。整风会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严肃认真,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检讨几次才获得通过”。
方苞认为,上述第一件大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习仲勋抓的第二件大事“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文革期间,广东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堆积如山,遍及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他工作无法开展”,方苞称,习仲勋不仅平反了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还平反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次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主义)遗留的一大批冤假错案。
当年,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先后有20多万人得到平反昭雪,习仲勋还亲自处理了一批重大案件,污蔑彭湃、杀害彭湃亲属冤案,“李一哲”案件、庄辛辛案件、广东“地方主义”案件、广东省委原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还先后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省级领导平反昭雪。
压力:“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
方苞回忆,习仲勋抓平反冤假错案,非常认真、得力,“有些当时有争议的错案,他也花大力气去统一认识。他不回避矛盾,敢于决断,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复查广东“地方主义”案件,就是方苞所称的习仲勋不怕给自己惹麻烦、一抓到底的一个案件。
据《习仲勋传》记载,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先后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当时,广东省的负责人因为广东情况特殊,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广东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二书记冯白驹、第三书记方方等分别做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任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并受到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一大批地方干部也受到处分和牵连。
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广东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其后,冯白驹、古大存均被撤职。
书中称: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习仲勋和广东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并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
书中记录,复查“地方主义”案件遇到了巨大压力: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勋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
习仲勋主政广东16个月后,广东省委于1979年8月印发《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给带领群众“闹事”的秘书撑腰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习仲勋传》还记录了一个细节,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习仲勋曾经给带领群众“闹事”的秘书撑腰。
习仲勋主政广东时,贾延岩(据海南史志网,贾延岩现任海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曾担任他的秘书。贾延岩曾回忆说:“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当年,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书中记录: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准备抄写大字报的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王姝 校对:郭利琴
责任编辑:茅敏敏 SN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