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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滨辟新路 东方风来满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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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南海之滨辟新路 东方风来满眼春

六月深圳,万木葱茏。

宽阔的人民南路车来车往。在这条深圳主干道与嘉宾路交点的东北侧,53层的国贸大厦如今耸立在如林高楼中,看上去并不特别起眼。

然而,当年它却是“深圳速度”的象征。楼上旋转餐厅专门辟出一个“邓公厅”,悬挂四幅邓小平1992年1月视察国贸大厦的照片。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怀着对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深切期待,以巨大的政治责任和担当,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热潮。

广东人民永远怀念小平同志对广东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指导。在建党95周年之际,重温他的光辉思想,缅怀他的崇高风范,广东将继续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撰文深情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今天,我们对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继续沿着他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把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好”。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谢苗枫摄影(翻拍):南方日报记者 万稳龙 罗斌豪(除署名外)

总策划:莫高义 杨建伟 黄常开 王垂林

总统筹:王 涛 胡 键 郎国华

执 行:梅志清 孙国英 严 亮 丁少红 练学华 胡智勇 刘江涛 周志坤 徐 林

南粤足迹

血战梅花镇

戎马生涯在粤北有着最深印记

在乐昌市西北部,距离韶关坪石火车站14公里左右,有一片空旷的平地,四周环绕七八个石灰岩质的山丘,从高处俯视就像一朵盛开的梅花,此地亦因此得名“梅花镇”。在镇中心最高点,一座“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革命烈士纪念碑”耸立在烈士陵园内。沿石阶拾级而上,站在烈士纪念碑下,整个梅花镇尽收眼底,一条车来车往的南北大干道——京珠高速公路从梅花镇穿城而过。

85年前,27岁的邓小平从这里仅有的一条小道——隐于山林缝隙间的“汗路”,第一次进入广东。

1931年1月下旬,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发,经长途行军,红七军抵达韶关梅花镇一带。当时红七军政委正是邓小平。一天中午,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会议决定,红七军重新整编,将全军3000多人缩编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这时,侦察员来报,国民党粤军邓辉一个团从连(县)宜(章)方向追踪而来,前委决定给尾追之敌以迎头痛击,打开被动局面。

坐落在梅花“花蕊”东部边缘上的莲花祠,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1931年2月3日正午刚过,战斗首先在五十五团阵地打响。敌军部队控制了一个制高点,掩护两侧兵力向我军进攻。我军在占据山头的阵地上,沉着还击,枪声、炮声一时间震撼山谷。

下午5时许,敌军援部越来越多。这时,红七军领导才得知,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三个团,人数有近万人。

在激战当中,邓小平亲临前线,加入了五十八团在右翼的战斗。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战斗后,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为保存实力,不得不撤出战斗,后退十余公里至邻村大坪杨家寨宿营休整。

是夜,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离开粤北,前往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

2月5日上午9时,红七军向东转移,打算强渡武江,但遭遇驻守乐昌的国民党粤军两个团的阻击。已经渡江的五十五团以及部分五十八团部队,由邓小平、李明瑞亲自指挥两个连在公路两旁的山头上紧紧咬住敌人。但敌军人数众多且武器精良,不仅封锁了江心,也占领了渡口,使红七军余部渡江困难更大。邓小平果断派人返回对岸,要求部队停止渡江、伺机前进。

后来,经过艰难跋涉,五十八团与五十五团于三四月间在江西省永新县重新会合。

梅花一战,共消灭敌军1000余人,红军共损失700多人,其中2/3是干部。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60多年后,邓小平1992年再到广东时曾不无感慨:“我戎马一生,打过不少漂亮仗,但梅花一役,却是我参与指挥的战斗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一仗。”

复出视察广东

点燃改革开放第一把火

临近午夜,罗湖口岸仍不断迎来人流。行人步履匆匆走过罗湖桥,融入华灯璀璨的深圳。每天,约有30万人经过这里穿梭在香港和深圳之间。然而在30多年前,这里却是严防逃港的第一线。罗湖口岸,见证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曲折历程。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乘坐专列抵达广州。与此同时,叶剑英也在同一天从北京飞抵广州。

邓小平在广州与叶剑英多次交换意见,与其一道主持过两三次会议。17日下午及18日上午,邓小平分别听取了广东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大规模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自然不能避而不谈。1977年,逃港问题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已是防不胜防。

宝安的问题引起邓小平的极大关注。他听了逃港问题严重的汇报后立即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在谈到外汇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他还建议,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可进口一些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多次提到“三农”问题,涉及了农业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农民负担等。“他的谈话精神为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及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提供了思想支撑。”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涛说。

邓小平在听取各人汇报时谈得最多的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他还希望广东“看准了的”可以“不要等中央”。

随后,在研究一个会议文件以什么为纲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地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曾五次随同邓小平视察、肩负拍摄任务的南方日报摄影记者梁伯权回忆,这次是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说的话就像黎明前的闪电,瞬间照亮了广东,也定下了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基调”。

“在这次巡视中,邓小平开始产生了改革开放思想的雏形,提出了许多前瞻性观点,实际上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王涛说,邓小平在广东点着的这把火,引燃解放思想的熊熊火炬,为后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做了许多思想发动工作。

1978年5月,邓小平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举行,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来临了。

定调创建特区

让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

2016年夏至,蓝天白云,水清沙细。站在蛇口新建成的住宅小区半岛城邦附近的海景观光带上,时时可见骑自行车的游人、带着耳机的不同肤色的跑者,以及穿着短裤站在海边享受海风的情侣……一切无不显示着蛇口已经朝着一个国际性的休闲社区转变。

在20世纪70年代,这里是贫困的“湾厦村”,与香港虽只隔着一抹浅浅的海湾,但一个劳动力忙一天农活才挣两分钱。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同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出口工业区,在这里“参照香港特点”创办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开发蛇口后,广东改革开放的雄壮乐曲随着这一前奏,不断迸发强有力的音节。

早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和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作了多次发言,提出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要放手让广东发展,要发展外贸出口,要加强与港澳、华侨的经济合作;等等。1979年1月8日,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又提出要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大力开展补偿贸易,发展加工装配工业,搞好合作经营。

1979年2月,吴南生回到家乡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进行调研,提出利用汕头侨乡优势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表示:要搞,就全省都搞。紧接着,省委常委会讨论提出: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将深圳、珠海、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这一大胆设想被习仲勋带到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省委讨论过,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

当听说大家意见不一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时,邓小平表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特区建设得到了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随着特区建设的推进,沉寂的滨海边陲之地,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耀眼的亮点。

题词首肯特区

传递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然而,回到当时,广东改革开放的步履迈得并不轻松。面对一穷二白的基础,广东开动脑筋,决定引进外资,借鸡生蛋,走以土地换资金、滚动开发的新路子。一时间,“地租”“三来一补”“四通一平”“外引内联”等新鲜词汇成了热词流行国内。

这一切不仅引起国人新奇的目光,种种非议也随之而来:“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土地,竟被你们一下子卖掉了”;“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已与资本主义‘没什么区别’”……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再次来到广东。

1984年1月的南粤,鲜花盛开,春意盎然。24日上午,邓小平乘专列抵达广州。在梁伯权捕捉的珍贵镜头下,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他对前来迎接的广东省负责人说,“不用去宾馆,先去深圳,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去看一看”。

在深圳,邓小平听取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汇报。“整个过程,老人不时点头,还插话提问”,梁伯权说,但当汇报结束后,梁湘请邓小平作指示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到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看到特区一片热火朝天、兴旺发达的景象,听到特区建设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情况,邓小平的心里渐渐有了底,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乘海军军舰由蛇口前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乘车往中山温泉酒店。此后三天,邓小平每天在住处散步、休息。

“此时的邓小平正在反复思考这几日来的所见所闻,他要从中找出本质的东西。”王涛说。

27日,邓小平登上温泉宾馆附近的罗三妹山。下山的时候他选择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不走回头路。”

一边听一边看,走一路想一路,小平同志心中有了答案。在珠海,邓小平欣然题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返回广州后,他又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两个题词,字字千钧。

1984年2月2日,甲子年大年初一。南方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特区》。这则不足1000字的消息,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这次广东之行,进一步坚定了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同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广州、湛江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翌年,又决定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漳泉三角地区列为开放区。

发表南方谈话

改革开放迎来又一个春天

在珠海市亚洲仿真大厦内,这几天,正热火朝天地为M60飞机仿真机的最后完工、亮相作最后冲刺。亚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75岁仍然奋斗在工作第一线的游景玉博士至今仍记得,24年前,小平同志考察该公司时的嘱托:“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1992年1月,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切关注,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他寄予厚望的这块试验田。19日上午9时,专列徐徐驶入深圳火车站。

看到阔别八年的老人健步走出车门,在车站静候多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立即迎上前去。

“小平同志那次来,我们盼了很久,整整隔了八年。”李灏回忆说,“我们年年都通过各种渠道请他来,都没来。这次还没来得及请,他就来了。原本第一天安排休息,但老人家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

八年前,许多地方还是一片水田、鱼塘、羊肠小道、低矮的平房,邓小平仍记忆犹新。但八年后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马路平坦齐整、耸立的高楼鳞次栉比、商店里进出的人们衣着光鲜,一派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

“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老人家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听到李灏说外资在经济总量中约占25%时,邓小平频频点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听完李灏的汇报后,再次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当看到八年时间珠海从一个小城蜕变成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海滨城市时,老人幽默地说:“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从生化制药厂走到高新技术企业,从“两弹一星”谈到科技创新,邓小平得出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老人的话言犹在耳,特别是当时和他握过手的年轻人至今未忘那“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俏皮背后的深长意味。

在顺德,邓小平惊喜地发现乡镇企业也能达到“兵团级”的经济效益,欣慰地笑了。“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族工业,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全党。

南方谈话,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广东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

珍贵记忆

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

没有南方谈话,改革开放很难进行下去

对24年前的那段经历,在深圳一路陪同老人考察的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至今记忆犹新。

在南方之行中,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1月19日下午,在车上,李灏向邓小平汇报说,深圳这些年之所以发展很快,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当谈到股票市场时,邓小平说:“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说。他来到自己选定的试验田,看到自己亲手撒下的种子开花结果,想到中国的改革正面临一场新的挑战,老人既兴奋,又着急。中国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来建设这个社会主义?他不断在思索。

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内,大家坐定之后,李灏站起来,半弯着身子,用手指着预先已经摆设在邓小平座位前面的“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模型图”,向小平汇报深圳办特区以来、尤其是近八年来建设和发展的情况。

邓小平一边听,一边看规划图或观望外边的深圳市容,不时高兴地点点头。

“是的,社会主义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老百姓办好事。”邓小平打断李灏的话,兴奋地抬起右手打了一个手势,大声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指着窗外清晰可见的深圳现代化城市、纵横交错的道路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老人还提高声调对在场的人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在即将登船前往珠海时,老人言犹未尽,再次回过头来,向送行的同志叮嘱:“你们要搞快一点!”

24年前与老人道别那一幕,李灏历历在目:

“就那么一句话,很突然的一句话,我想,这话不光是对深圳的,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南方谈话,是他老人家的政治嘱托,没有他这次南方之行,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很难进行下去。”

专家视角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涛:

广东是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起点

南方日报: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小平同志不仅在广东点燃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更是多次南下广东,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在这多次南下视察中哪几次具有关键节点的意义?

王涛:综观小平同志一生中的多次广东之行,主要有三次非同寻常。

第一次是1977年。在这一年的11月,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外出视察的第一站就是同叶剑英来到广东。十来天的时间里,他从宝安一带“逃港”的现象里,开始思考国家发展出路问题。这是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外出视察的第一站;这次谈话,是邓小平复出后点燃的“第一把火”。可以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广东就是个起点。

第二次是在1984年。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在很多问题上需要广东去开路。这个探索过程,几多艰辛,几多争议。1984年春,小平同志南下广东,就是要亲自看一看。后来,小平同志得出结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实行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由此很快掀起第一波改革开放大潮。

第三次是1992年。在这次广东之行中,针对当时人们关心的许多敏感问题,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也因此有了新的突破。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到广东为改革开放指路壮威。

南方日报:这体现了他怎样的责任担当?

王涛:我认为,这体现了小平同志作为一名老党员强烈的责任担当。他这么多次南下,并屡屡在关键时刻发声力挺改革开放,大力扫除当时的种种思想障碍和实践顾虑,正是源自他对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深切期待,以及他内心深处强大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

南方日报:在小平同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广东的角色?

王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小平同志最伟大的历史贡献。作为小平同志选定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广东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使命。今天,综观小平同志的历次广东之行发表的重要讲话,可以说是一次次心与心的呼应和交响,是一部部思想解放的宣言。在广东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小平同志也获得了干部群众更多的支持,得到更广泛的认同理解和思想共鸣,广东的探索也因此更加精彩而充满活力,并为全国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邓小平在广东

1931年1月下旬至2月初率红七军从广西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途经乐昌梅花,与国民党粤军激战。

1960年1月下旬至2月初在陶铸的陪同下,在湛江、江门、佛山等地调研、考察。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出席在广州珠江宾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视察广东。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关注广东发展,思考国家发展出路问题。

1982年1月20日至2月7日在广州休息和视察。视察期间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与试办经济特区问题表态:“你们觉得好就继续办下去。”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视察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目睹广东和经济特区的变化,得出结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1984年1月在国贸大厦楼顶观看深圳市景(见下图)。

1984年1月视察中山,登上中山温泉宾馆附近的罗三妹山(见下图)。下山时说:“我不走回头路”。

1992年1月在深圳国贸大厦嘱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见下图)。

1992年1月19日至29日视察广东,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深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

参考文献:

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情系广东——老一辈革命家南粤纪行》,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王国梁主编:《中共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4.中共广东省委、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摄制:纪录片《永远的春天——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