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家庭+学校+制度 遏止校园欺凌
去年6月，一段名为“网曝江西永新县初中生打架”的视频在网络疯传，在长达5分钟的视频中，多名初中生模样的女生对另一下跪女生连扇耳光，并拳脚相加；半年后，广东廉江一初中女生被扇耳光致昏厥的视频被曝光……近一年内，全国发生多起中小学恶性校园欺凌事件。6月1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自2015年以来，广州市检察机关已办理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暴力伤害案件70件，涉案人员106人。
4月28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亦向各地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以期遏制校园欺凌行为。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针对频发的校园暴力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教育部要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坚决遏制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行为”。
面对校园欺凌现象，公众在抨击少数青少年恶劣行为的同时，更呼吁采取措施遏止情况蔓延。公众应该思考现象背后掩藏的深层问题。校园暴力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整治和管理，同时与事件密切相关的家庭、学校要严肃、正确面对，涉事青少年也要深刻反思，方能有效遏止校园欺凌。
●南方日报记者 曹菲 实习生 孙皓辰
始于愤怒，止于赔偿事后心理干预缺失
在遭遇校园暴力的一周后，本可能转学的夏新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
一起恶性校园欺凌事件，以欺凌者向被欺凌者赔偿1500元而终结。夏新的父亲没了当初的愤怒，也打消了让女儿转学的念头。“我想慢慢忘记这件事情。”夏新说。
5月中旬，就读于广州市白云区某民办中学初二的夏新，因说了同班女生的“坏话”，被同班同学连续殴打两次，期间围观同学还拍下视频。夏新想努力忘掉那段不愉快的遭遇，然而脸上颜色日渐加深的瘀青，却在不断揭开她心里的伤疤。
对于夏新的家人、欺凌者和学校来说，事情已然“翻篇”了。他们对此事讳莫如深，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始于愤怒，止于赔偿，缺乏对欺凌事件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似乎已成为不少家长处理此类事件的惯性方式。广州阳光社会工作事务研究中心社工黄梅岑说，她所跟进的7起校园欺凌事件，均以被欺凌者获得赔偿而告终。如果不是社工主动介入，没人会关注被欺凌者的事后的心理变化。
但在黄梅岑看来，更多的校园欺凌因其隐蔽性而无法被家长知晓，被欺凌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伤害却只能独自忍受。
何为校园欺凌？目前中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准确定义，而根据日本《欺凌行为防止对策推进法》的解释，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是指“在校学生受到来自学校一定关系的其他学生加诸的心理或物理行为，并因此身心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痛苦。”校园欺凌至少包括行为和言语两种形式。
今年3月，由3名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撰写的《校园欺凌受害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94.32%的受访者曾遭遇过精神暴力，这种欺凌形式隐蔽性强，往往无法得到外界关注，对受害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也就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长期遭遇网络暴力而不自知，这更增加了校园欺凌的隐蔽性。
因此，无论是因家长、学校的不作为，还是因为校园欺凌行为本身的隐蔽性，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尤其是被欺凌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常常被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忽视。
不敢出声，独自承受部分受欺凌者变为加害人
夏新虽然遭遇了两次殴打，却没告诉父母，而是最终在好朋友的鼓励下向班主任求助。与夏新一样，不少学生遭欺凌后，选择独自承受。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于2015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受访青少年被欺凌后，仅有22.1%的人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青少年被欺凌后，为什么不愿向父母求助？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研究的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许思安认为，大多数被欺凌者没有向父母求助，与初中生独特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她解释，人类自我的发展会经历两次飞跃，初一正值第二次飞跃期，处在这一阶段的青少年有强烈的成人感，且极度敏感，而大多数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采用过去命令式的语言与子女沟通，结果就是与子女产生沟通障碍。“一个人受伤后想要找人倾诉，肯定会找一个值得信任的对象，而在初中生眼里，父母显然不是最佳人选。”许思安说。
然而，选择独自承受一切的青少年，实则很难抚平巨大的心理创伤。
在黄梅岑跟进的案例中，多数被欺凌者事后变得沉默寡言，在人际交往中更加被动。许思安解释，被欺凌者会因不安全感泛化，产生慢性焦虑心理，长此以往，会对人际交往产生恐惧，回避人群。
上述《校园欺凌受害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亦有数据显示，32.95%的被欺凌者被诊断患有心理疾病，其中却仅有不到四成曾接受心理咨询；39.8%的被欺凌者因受欺凌困扰而无法专心于学业，48.9%的被欺凌者遭受欺凌后对团体活动的参与感明显降低，这可能令他们丧失学业或事业上的重要机会。
除了被自卑、抑郁、恐慌等情绪困扰，另一部分被欺凌者则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
5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在北京近5年审结的近200起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中，近10％的被告人曾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部分校园暴力受害者转变为加害人现象值得重视。
就读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民办中学的初一学生赵成，短短两年内，不断在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进行身份转换。因为身材矮小从小被人欺负的他，终于在五年级时成为班上一个小群体的“头目”，便开始欺负别人。然而，升至初一，身材再次成为他的弱势，他又一次变为被欺凌者。
“部分被欺凌者在遭受欺凌的过程中，反而会对这类行为产生认同，因为他们发现欺负别人能够获得安全感，因此会逐渐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最终成为欺凌者。”许思安说。
积极应对，完善制度从根源上防止事件发生
无论是与青少年深度接触的社工，还是进行青少年行为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家庭在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成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黄梅岑接触的校园欺凌案例中，六成当事人的父母离异，绝大多数家长采用相对暴力的教养方式。受此影响，一部分青少年习得了父母的暴力行为，另一部分则因父母的暴力管教变得自卑、怯懦，在校园中变为被欺凌者。
“事实上，亲子双方都是很渴望沟通的。”黄梅岑说，她所接触的一名被欺凌少年曾主动要求社工跟他的父母“聊聊”，而在与其父亲接触后，对方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协管员的身份以及命令式的管教方式，对父子关系的恶劣影响。
“父母应采用更温和的教养方式，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这些都会引导青少年养成更积极的性格和行为。”许思安说，在日常生活中亲子之间保持良好沟通的话，青少年在经历挫折后，也更愿意向父母倾诉。
“学校也要在日常教育中帮助学生种下希望的种子。”许思安解释，人类的情绪中枢是先于理性中枢完善的，青少年校园欺凌事件往往都是因小事引发，欺凌者行为动因只是为了泄愤，因为无法控制情绪而演化为暴力行为。而所谓“植入希望”，就是当青少年面对情绪时，有能力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达成目标。“这短短的思考时间，也许就能避免欺凌事件发生。”她说。
除此之外，制度上的改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校园欺凌现状。日本是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为了防止此类事件，日本于2013年通过了《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针对校园欺凌问题的指示中，也强调“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
在此次全国校园欺凌专项整治中，各省教育部门亦在采取措施遏止校园暴力。四川省要求学校建立和公布学生求助或校园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并明确负责人。江西省则要求学校通过设立校园欺凌举报信箱、匿名问卷调查、学生访谈、调看监控录像等方式，了解掌握校园欺凌的真实情况。
“无论是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我在与他们接触后，都觉得他们本质上是很乖的。我特别想说的是，大家不要只去批判欺凌行为多么恶劣，而不去思考行为背后的问题。家庭、学校、社会需要看到自己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防止此类事件发生。”黄梅岑说。
（应受访者要求，夏新、赵成、黄梅岑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