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国成都医家那些事
□本报记者 吴晓铃
陈同仁堂、“王小儿”“卓半城”……在许多老成都的记忆里，这些民国时期的知名药铺和名医大概都如雷贯耳。八九十年前的成都究竟有哪些名医名店？又有哪些备受百姓追捧的名方？近日，成都市档案馆根据馆藏的数万卷档案文献，挖掘整理出了150余幅档案图片，汇集而成《四诊百草藏成都：民国时期成都中医药档案图集选》。一件件看似枯燥乏味的政府公函，揭开了民国时期成都中医药发展的面貌。
济川、“小儿”济世救人
天下有九福，药福在成都。民国时期，成都名医涌现，他们济世救人的医风流传至今。
“民国时期的知名老中医，即使我这个外地人也有所耳闻！”据成都市档案馆研究员姬勇透露，自上世纪80年代自己在档案馆任职以后，碰到有同事的小孩生病，就有热心人推荐到“王小儿”的继承人处看病，后来翻阅馆藏档案，更知旧时蓉城不乏名医圣手。
民国时期的成都，究竟有哪些名医呢？黄济川、“王小儿”王朴诚、“谢小儿”谢铨镕、沈绍九、童辉之、蒲辅周、王伯岳、卓雨农的名字都如雷贯耳。姬勇说，今日成都肛肠专科医院的雏形，就是中医痔瘘专家黄济川的痔瘘诊所。黄济川原名黄锡正，曾在17岁时患严重肛瘘，后被富顺民间医生用挂线疗法治愈后，遂拜师学艺，并改名黄济川济世救人。1904年，黄济川在成都祠堂街开办痔瘘诊所。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4年，四川省第一次中医代表会议上，他还无偿公开了“枯痔散”“药线”等秘方及治疗方法。
当年在上西顺城街荣丰堂坐诊的“王小儿”王朴诚，因为擅治小儿疾病，被老百姓尊称为“王小儿”。一份1932年王朴诚的医士呈请注册履历书显示，王朴诚1901年开始行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曾调至北京参加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医疗和教学工作。位列当年成都四大名中医之冠的沈绍九，则创下在自己的医馆连续30多年举办义诊的记录，并因此受到百姓爱戴。姬勇说，成都档案馆有很多沈绍九轻财重义的记录，“据说他治病无论贫富均认真对待；经济困难者还可免收诊费，但富商大贾则锱铢必较。1905年，他自创医馆，延请名医在每年4月至9月义诊，其间无论何人诊病捡药，分文不取，年就诊万余次，时间长达30多年。这份医者之心，值得现在的从业者学习。”
翻开档案，可以看到“妇科圣手”卓雨农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行医。由于治愈的女性病人不计其数，渐渐有了“卓半城”的称号。甚至有人专门以《竹枝词》记录卓家事迹：“锦城丝管棉花街，三代荣封卓秉恬。”著名的“童妇科”童辉之，1924年通过了医士考试，而自幼跟在他身边学医的孙子童南滨，现在也是成都有名的妇科专家。
警察厅考验行医执照
在民国，要成为一名医生有诸多规定，不准收红包、药方不得用方言等，同时，行医还要参加各种考试。
姬勇透露，中国的医士考核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但到了明代，考核制度则有名无实，到清代更加松动。为免庸医误人，晚清的有识之士才提出了以考试甄别优劣的建议。因此1904年，四川警察总局兼理成都卫生行政时期，建立了考医制度，成都的医者，必须考试获得执照后才准行医，无照者给予经济制裁。
考试有哪些内容？1918年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的试题档案显示：6个题目，要求考生以“虐疫”“咳嗽”等常见病为例，分析病理、指出病症的具体表现，开出药方并详述理由。由于此时西医已进入中国，因此试题也还考了西医和外科。由此可见，民国时成都有正式执照的医生，已开始具备病理学、药学等较全面的医学知识。
成都档案馆保存的众多《警察考验医生卷》中，不乏王朴诚等名医的答卷。这些试卷在经由当年经验丰富的名医组成的考试委员会批改后，所有成绩张榜公示，然后才通知实习。若是发现作弊，一律不予录取。档案馆至今保存了一份1925年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卫生科报告医生录取情况的呈文，其间就注明了有4份答卷雷同，因此不予录取。不过，若是落榜者认为是考官的水平不够怎么办？相关主管部门竟然同意补考“打擂”。档案显示：1918年，考生倪汉清考试落榜。但他认为是考官“嫉才”，因此“被屈难甘”，一气之下上书警察厅，要求与第一名比试医学知识。并立誓如果第一名赢了，就永不行医。意外的是，四川省会警察厅接到此呈后，竟然做出了“定期补考”的批复。
即使成为一名有执照的医师，也必须遵守诸多要求。
一份1919年四川省会警察厅颁发的《取缔医士规则》显示：在成都行医的医生，遇贫苦人家求诊，诊费多少由病人决定，不能额外索取。“医原慈善事业，凡遇贫苦请诊脉，礼听病家自由给送，不得格外需索掯取轿金。”并要求医生除非有正当紧急之要事，无论何时，都不得拒绝病人的求诊要求。与此同时，还规定医生既然拿了公家的薪水，就不得额外“受他人脉礼”。如若不遵，要进行处罚。
就连医生的药方也受到规范。1920年，四川省会警察厅与神州医药总会四川分会，专门出具公函要求规范医士开方，要求“开方务用药之本名、药之本字，不得好为新奇，并擅用它字代名。”如若不听规劝，“一经查觉，惟法相绳。”为何会有这种规范出台？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举了一例：成都益善堂医士开的一份药方内有“席子”一味。难道凉席也可入药？原来此“席子”是医生图简单，用来指代“蝎子”。但在警察厅看来，这种别字或同音字，将给患者带来巨大危害，必须规范。
严格禁止虚假医疗广告
近百年前，为防药铺成品药吃出问题，药品配方表要上交主管部门备案；而涉及虚假广告，警局处理起来也绝不手软。
从四川巡警总厅1913年发出的一则训令可以看到，当年成都“药铺数百家”，“苟非严完规则，何能保卫生命？”为此，四川巡警总厅制定了《药铺应守规则》。其中特别提到了凡是购买毒药、剧药或相反相畏药品者，要求本人或者医生证明用法，并将方单署名盖章、交药房存据后才能售与药品。
到了1914年，对毒药售卖的规定更加严格。1914年四川省会警察第四区第一分驻所报送给四川军事巡警厅的一份呈文显示：当年要买毒药，药铺必须见到买主持有警厅签署的许可证后才能售卖。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呈文解释，“本管署所非见有妥实保人及医生药单呈明系治可病，不得轻易给据以重生命。”姬勇笑称，“由此看来，当年要像电视剧中买砒霜害人的话，似乎很难行得通。”
而当年要求药品配方上交备案，则让今人得见曾经广受成都人赞誉的药品是怎样配制的。姬勇说，成都市档案馆迄今保存了许多药铺的各种药方，其中仅陈同仁堂一家，制售的中成药就有137种。陈同仁堂的“人马平安散”，相传为诸葛亮亲自配制，可保士兵在炎热天气不受暑气、瘟疫所困。药方显示：这种细末类药物，由朱砂、月石、寸香、蟾酥、银硝、梅片等制成。而成都庚鼎药房的王牌产品“渴龙奔江丹”，则被指对各种疮症用特殊疗效。这个药名，也寓意疗效有如渴龙奔江，可以把疮内脓瘀血吸干，有化腐生肌的功力。
然而不管在哪个年代，总有人见利忘义。上世纪30年代，原川军某部二十三师军医处长韩朝宗，离开军界后开了一所“花柳专科医院”，然后在大街小巷甚至厕所内外打满广告。姬勇说，“几个月后，韩朝宗就成了成都家喻户晓的名人。”1934年，四川省会公安局通令：“禁止中西医社张贴登载及散布虚伪夸张或专治花柳种种怪异广告，倘敢不遵、定予传案依法惩处不贷，切切勿违此令!”
走近这些珍贵的档案，还可以看到“悬丝诊脉”这种封建陋习的佐证，竟然在民国时还继续存在。姬勇说，他翻阅了《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等多本中医名录，发现民国时期从事中医的大多为男性，“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当年仍根深蒂固，医生要治病救人，就得悬丝诊脉。只是民国医士水平参差不齐，如此一来治病水平就大打折扣。”1924年，一位叫赵天华的医士，便本着男女同等待遇的思想，呈请省会警厅允许自己设立女医学，以便“女界中多一知医之士，斯女病中即少有误之人。”警察厅认为建议比较适用，批复应准。此后，才陆续出现了郭贞卿、曾敬光等著名女中医。
本文图片由成都市档案馆、东方IC提供
一九一四年王朴诚考试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