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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名少年群殴事件续:少年犯下小镇近30%案件

原标题:洪合镇少年杀人事件

□没人敢小看他们,这群少年以小镇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犯下了小镇将近30%的案件。

□就像香港电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有人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但还是去了。最后40多人参与了这场因极小的误会引发的深夜斗殴。

□龙龙跑得慢,他掉在队伍最后面,拐弯的时候跌了一跤。

□冲上来的人,再没给龙龙站起来的机会。6个男孩将他围拢,抄起手上的家伙,一下又一下砸向他……

龙龙没了。

4月4日深夜,15岁的龙龙倒在浙江嘉兴洪合镇永兴桥路旁,钢管、粗木棍以及砍刀的刀背,重重地砸向他。

凶手是6个和他素不相识的同龄孩子。

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凶杀案。40多个外地少年分成两派,从镇子周边的村庄被叫来,参与了这场深夜斗殴,龙龙也是其中之一。

主谋小毛刚满18岁1个月。直到被警察抓捕,他才知道,那个被自己用一米多长的砍刀打死的少年,是自己的丘北老乡。两个人经历很像,都是跟着父母,从云南文山的老家举家来到浙江省嘉兴市洪合镇,做羊毛衫套口的活计。

羊毛衫生意给这个交通便利的东部小镇,带来了年入上亿美元的完美数据,也让这里变得拥挤不堪——根据警方提供的数据,10万人口的洪合镇,如今超过七成都是外地人。

像龙龙、小毛这样的外地青少年,“至少超过5000人”。

没人敢小看他们。这些少年以小镇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犯下了这座繁华小镇将近30%的案件。

就像香港电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

国道320把洪合镇劈成两半,卡车每天从这里呼啸而过,带走小镇生产的羊毛衫,运送到上海、杭州,再上船远赴欧美,直到最后变成财务报表里那一栏栏上涨的数字。

这条道路和镇子主路交叉的地方,便是小镇最繁华的海宁路口。毛衫城、银行、宾馆把这里围得满满当当,车子鸣笛的声音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不过眼下,羊毛衫生意彻底进入淡季,这几年市场“一年不如一年”,许多小街紧挨着的毛衫小作坊,几乎都关上了卷帘门。拥有好几个进出口大门的嘉兴毛衫城也过得够呛,整个下午没什么人进出。

小毛也闲下来了。这个春天,父母过完年干脆留在了云南老家修房子,他跟着姐姐回到洪合,不过,没事干的日子越来越多,只能去网吧和溜冰场打发时间。

两年前他就辍学了,英语试卷的分数一次比一次低,这个1.65米高、染了一头黄发的少年彻底没了上学的兴致。他跟父亲讲,比起再去学校“受折磨”,不如跟着父母,每天从早上6点给羊毛衫套口到夜里1点,“还快活些”。

那时候父亲艾正品劝过他,“我是想供你读书到大学的,你现在不读了,以后不要恨我。”

“咋可能嘛!”他信誓旦旦地说。

他在溜冰场、网吧、KTV交到了不少“兄弟伙”,这些云南文山少年之间,不流行喊名字,而是像小说里讲的那样,用“小毛”“吊”“拽”“药”这些称号,代替名字。

“兄弟伙”和他一样,平时给羊毛衫套口,最近也都在家闲着。这回,他遇着事儿,一喊,兄弟们都出来了。

“吊”就是其中一个。那晚9点,他正和女友吃完宵夜,这个平常的周一,他原本打算送完女友就回家睡觉,但小毛的一个电话,把他叫了出来。

聚集人手的地方是村里的一家小卖铺。店里闹哄哄的,七八个人推搡着,让“吊”跟着一起去桥头。

“吊”心里很清楚,“喊这么多人,肯定是要去打架了。”这个19岁的云南少年,两年前和父母一起来到嘉兴打工,这几年,一家人靠套口挣了点钱,他还交了不少朋友,甚至谈了女朋友,“真的一点儿也不想去打架”。

可他不敢拒绝小毛的邀请。

“如果不去,他们以后肯定要骂我,也许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叫我了。”这个1米6出头的小个子,最终下定决心,从同伴手里哆哆嗦嗦接过了一根80厘米长的木棍,站上了桥头。

几乎同一时间,另一派的“老大”小贵也在四处喊人。

一个15岁的少年在海宁路口,碰到了怒气冲冲的老乡小贵。顶着一头“红毛”的小贵带着七八个人,冲他喊道,要去打群架。

他一愣,随后乖乖地锁好车,跟着他们朝镇外走去。走到嘉兴银行时,三四个他“完全认不到”的男孩加入队伍,他们的手里拿着一把钢管和铁棒。

就像香港电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走到中邦菜场时,队伍已经壮大到二十来个人了。

这其中,包括15岁的龙龙。

已经没人说得清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了,他个头很矮,1米5几的小个子站在人群里一脸的娃娃相。母亲何丽云还记得,那个晚上,儿子被朋友叫出去时一脸茫然,“他不晓得要去干什么,但还是去了。”

在那之前,这个母亲对儿子的印象只停留在,辍学后龙龙“安安静静地给羊毛衫套口”的样子。干完活儿,龙龙喜欢买碗泡面,“边吃边看光头强。”“很听话,很懂事的。”她不住地念叨,却说不出光头强到底讲了什么故事,也不认识儿子任何一个朋友。

夜里10点半,40多个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少年,陆陆续续从洪合镇周边的村子聚集到案发现场——永兴桥。镇子这两年大拆大建,周边的农房清一色地被“花园式小区”、别墅所代替,连带着,这些以羊毛衫套口为生的家庭,也分散到了洪合镇周边的各个村庄。

永兴桥有些远,小贵和同伴用父母白天拉货送货的三轮车,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桥头和镇子,将几十个“兄弟伙”挨个送上了“战场”。

错过了最后的获救机会

远远望着桥对面的“敌人”,“吊”已经开始害怕了,可自己的“战友”,一个比一个兴奋。有人拿出了准备许久的铁棍,那是上一次被人打后专门备下的,平时就放在家里。

80公分长的铁棍是从做铝合金窗户的店里买来的,硬邦邦的,像自来水管一样,“下次再打架,有这个铁棍就不会吃亏了。”少年轻描淡写地解释道。

已经是晚上11点了,这座繁忙的小镇依然热闹着。昏黄的路灯下,网吧、KTV、溜冰场的音乐声不时传出,烧烤铺子依旧红火着,在套口机器上劳作了一整天的人们开始享受夜晚的欢愉。

几公里外的永兴桥彻底安静下来了。拿铁棒的少年用铁棍摩擦着桥面,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干!”少年抄起铁棍,嘴里大喊着,冲了出去。

小贵和同伴被这阵势吓破了胆,他们慌忙后撤。监控录像里,二十来个十多岁的少年像受了惊的小鹿,四处逃散。有人唰地就扔掉了棍子,还有人跑着跑着就跌进了路边的草丛。

龙龙跑得慢,他掉在队伍最后面,拐弯的时候跌了一跤。

冲上来的小毛和同伴,再没给这个老乡站起来的机会。龙龙被逼到角落,6个男孩将他围拢,抄起手上的家伙,一下又一下地砸向他。

瘦小的龙龙的额头很快肿成一个大包,鲜血从鼻子和嘴巴不断涌出,不到半分钟,他就再也发不出求饶声了。

后来,经法医鉴定,那长达几十秒的施暴,对这个云南少年造成了严重的脑内创伤。

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引起这场血案的冲突只是当天傍晚,小毛搂了搂小贵的女朋友。其实,当时小毛就道了歉,可小贵打电话的举动让他误以为是在叫人打架。于是,他“一股火蹿上来”,也开始叫人。

再没人能冷静下来,打架前双方还曾通过一次电话,原本打算讲和的小毛,通过电话听到了“棍棒、钢管摩擦地面的声音”,他不打算留情面了。

只是,没人想到,就因为这场小小的误会,这些少年对素不相识的龙龙大打出手,几乎“棍棍都往脑门上砸”。

据警方统计,他们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不过13岁。

四川人小陈第二天就在溜冰场听说了这场血案,当时警方正满镇子抓人。这个21岁的男孩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在他的印象里,他和当时二三十个“兄弟伙”,几年前做过不少疯狂的事情,他们大白天下午4点,聚集在海宁路口,和对方“干架”。自己拿着砍刀,跑在最前面冲锋陷阵。

一场架基本持续将近5分钟,直到对方的一个人被砍伤,倒在车水马龙的海宁路口,流了一地的血。警笛声近了,他们四处逃散。

“警察就那点儿人,他们管得过来?”小陈不以为然,“打快点儿就行了,不要被抓到就行了。其他人才不得管我们呢!”

小陈的话无意间戳中了这座小镇派出所的痛处。人口10万的洪合镇,正式的警察只有二十来个,“还得算上四五个领导。”副所长俞伟祥一直在发愁人少的窘境。

他在隔壁王店镇派出所任职时,也有类似的遭遇。青少年犯案多,可警察人手永远不够。

情况再明显不过了,每天都有一群年轻人在镇上无所事事地游荡,可警察再加强巡逻的班次,也总有疏漏的时候。

尤其到了夜里,抢劫和斗殴变得稀松平常。很多女孩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门。

夜里,没有一处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一个在火锅店打工的江西男孩,前些日子深夜在店里碰上了一群云南少年,干完活儿的云南少年在火锅店点了不少酒。喝完,领头的少年就开始发疯。他砸了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店里的女领班看不下去了,“你快住手,我要报警了!”

“妈的,要你管。”

少年一把扯住女领班的头发,像拿着一个碗,一下又一下地砸向桌子。碎玻璃碴划破了女领班的头,血顺着头发流下,女领班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简直就是恐怖片。”这个18岁的少年说,自己已经后悔来到洪合了,这里“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还“特别危险”,他打算,干满这几个月,回老家复读,参加高考。

重庆男孩小罗也后悔了。他也很想离开洪合。他和父母住在永兴桥附近,一家人以套口为生。案发那天晚上,他并没有睡着,隔着窗户,他清楚地听见了怒骂声、棍棒击打声,以及龙龙的哭喊声。

可他不敢站出来。

这个少年曾目睹过几个云南文山的混混抢劫,他害怕那些人,害怕那些棍子砸在自己身上。

龙龙就这样错过了最后的获救机会。据法医透露,龙龙被打后,颅内出血严重,几乎当场失去了生还的可能。

“你要抓就抓啦,我很忙的,不想管他,你不要找我了”

血案发生第二天,警方就将几名主要嫌疑人抓获。40多个打架的孩子里,有人已经逃到了嘉兴市区,还有人准备躲回老家,而小毛,哪儿也没去,就待在隔壁镇的姐姐家里。

奇怪的是,警方第一次做笔录时,除了小毛果断承认,其他嫌疑人都清一色地回答,“不知道棍子是谁拿的”“我没有打龙龙”“哪些人打的我也没看清”……

俞伟祥对这样的答案已经见怪不怪了,“推卸责任、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有人在。”

事实上,这场血案还夹杂了些许“设计”的味道。尽管是临时起意,但小毛和同伴还是早早赶到永兴桥头,并安排了十几个个头高、力气大的同伴躲在暗处,等到对方杀过来时,“再出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从警十余年,俞伟祥和很多少年犯打过交道,这些少年进派出所的次数不比回家的次数少,“面对警察一套一套的。”

这个老干警见过一个外地少年,从8岁一直偷到了18岁。一路从洪合偷到嘉兴、杭州,杭州警方抓捕他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少年“打开”一辆车的车窗只需要7秒钟。这个少年个头长高了,染了一头黄发,可俞伟祥只要看一眼监控,凭背影就能认出。

“警方很多时候也没办法,像这种小孩,没到刑事责任年龄,抓了只能教育一顿放人,放出去没隔多久又犯事。”他已经有些厌倦了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俞伟祥不再指望孩子的父母了。他曾给许多犯事少年的爸妈打电话,可对方一听是派出所,立马一副不耐烦的态度,“你要抓就抓啦,我很忙的,不想管他,你不要找我了!”

这次逮捕的多名嫌疑人都是未成年人,按照法律,在审讯时应有法定代理人到场,可他们联系后,没有一家的父母愿意来派出所。

“他们心里清楚得很,犯罪成本低,反正我们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大不了关几天就是了。”办案警官钱晓伟说起这个就来气,“当父母的,只管生,不管教。”

这个年轻的警官心里一直有个结。头几年,他刚工作时,遇上了一个首次偷盗的孩子,他跟孩子语重心长地讲道理,告诉他,偷盗的行为是犯法的,如果年龄再大点,是会判刑的。

那次,孩子哭得稀里哗啦,跟他承诺,“再也不会去偷东西了。”可没过多久,这孩子就因为偷盗再次被抓。这回,钱晓伟再讲道理,对方“左耳进,右耳出”。

再一次被抓进派出所时,那个孩子把头埋在胳膊里,已经拒绝和他沟通了。

“我们说的话能当饭吃么?他一晚上偷车就能挣几千块钱,你说说,他会听警察的还是那些小混混的?”这个当了5年警察的年轻人叹气。

没有什么能阻止少年案件的攀升了。30%的案件里有碎尸案、轮奸案…… 不久前震惊当地的一起轮奸案,几个外地男孩对同乡的女生下了毒手,在这几个施暴男孩眼中“不过是一件小事”。

“这些网上才有的东西,现在都发生在了洪合,还全是孩子做的,你能想象吗?”警察反问道。

“这些孩子太可怕了,在哪儿都是定时炸弹,不光是洪合,你以为北上广就不会发生吗?”有当地人看到新闻报道后,为这些孩子的残忍感到后怕。

龙龙妈妈后来才知道,血案发生半小时后,小贵和同伴才慢悠悠地赶回桥头,从一摊血迹里把龙龙拖上车,带到了镇上的宾馆。根据往常打群架的善后经验,他们买了点儿药,以为“给他擦一擦,想着等到天亮就好了”。

但龙龙毫无反应。

杀人之后,小毛甚至跟小贵打了个照面,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听对方讲,“我们都有些不对,双方道个歉算了。”

小毛点头以示同意,随后两人言和,各回各家。

“晚上的事情解决了,他们以后不敢来了。”小毛还用几分得意的语气,向队友立刻报告了战况。

那是他以为的这场群架的结局。

“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爸,我出事了。”

“你怎么了?”艾正品接到儿子小毛的电话时,正在老家修房子,他匆忙丢下手里的活,听着电话那头的儿子说,自己跟人打了架,好像打死了人。

“你为什么要打架啊?”他忍不住问。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儿子不耐烦地回答,随后拒绝了父亲自首的提议,“我不能去派出所,我这么小,他们肯定要打我。”

那是艾正品最后一次和儿子联系。此后,尽管他买了最早的航班,跨越了几千公里,也没能见上儿子。

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儿子到底为什么打架。

这个年迈的父亲有3个女儿1个儿子,小毛是最小的孩子。他总是顺着儿子,读不读书、打不打工、打什么工都听儿子的。他一直念叨着,“儿子很懂事的,以前从没惹过事。”

在他的印象里,家里套口忙起来常常是从清晨干到半夜,儿子每次都跟着一起干,也不抱怨。只是,一休息,小毛的眼睛就“掉进手机里出不来了”,儿子不怎么跟家里人说话,却喜欢对着手机傻傻发笑。

这个父亲太忙了,老家的新房、洪合的套口生意、儿子未来的婚事,桩桩件件他都得考虑。他忙到没时间在意儿子有什么爱好。

龙龙的父母也很忙。前些年,云南老家的干部发动他们一起来嘉兴挣钱。这一年,羊毛衫生意淡了,龙龙的妈妈还跑到粽叶厂洗粽叶,挣一个月2000块钱的辛苦钱。

夫妻俩已经离目标很近很近了。再等3年,儿子满18岁了,夫妻俩就会自豪地跟龙龙讲,“修房子、娶媳妇、还是买车,你选吧?爸妈能帮你做一件事。”

她几乎没有休息过。这个皮肤暗黄、挂着黑眼圈的母亲说不清自己到底住在村子哪个位置,也忘了儿子的电话号码,更记不清龙龙是哪一天突然说起,自己再也不上学了。

“打死也不去,去也是白白浪费钱。”龙龙坚决地说。父亲把龙龙拖到了学校,一转眼的工夫,孩子竟然比自己先到家。他气急了,用套口的足足50公分长的绿色传送带,狠狠地抽了儿子一顿。

但这对父母能做的,也只是如此。

“我当时让他跟我们一起来嘉兴,他还不乐意,说这边必须能上学,否则才不来。”龙龙的妈妈有些哽咽,她当时求了打工学校的校长,让儿子插了班。可夫妻俩谁也想不到,仅仅一年后,儿子就那么激烈地拒绝上学。

已经没人知道答案了,龙龙的书本上到处是乱涂乱画的痕迹,只用了一年,他的语文成绩就从七八十分掉到了27分。

儿子被打那一晚,他们以为孩子只是去了亲戚老乡家住,连个电话也没打就安心入睡了。直到夜里3点,3个“染着黄毛”的男孩敲开家门,告诉他们,“龙龙被人打了。”

在那之前,龙龙每次外出归来,都告诉父母,“跟朋友去公园玩了。”

她想都没想过,给全家人带来金钱和希望的洪合镇,竟然把孩子“染”坏了。

许多小卖铺的里屋都藏着老虎机,三五成群、 “等到18岁就可以进厂了”的辍学少年,一打老虎机就是一个上午;街边的娃娃机里,装的不是玩具娃娃,而是种类繁多的烟;地下溜冰场空气不通、音乐震得让人耳鸣,生意好的时候却足有上百个孩子。

“这里就是一个滋生细菌的地方。”洪合镇派出所副所长俞伟祥说。

血案发生那晚,小毛最早就是在溜冰场集结自己的人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向溜冰场老板求证当天的细节,却被他反问道:“你关了这些溜冰场,那些孩子就不犯事了吗?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能怎样呢?”溜冰场老板说。

“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

龙龙没了,一家人再也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了。家里拉货的电瓶车半个月没用了,连电也没充。龙龙的妈妈决定,和老公回乡,再不要来洪合这片伤心之地。

两个女儿依然留在洪合给羊毛衫套口。龙龙妈妈最放心不下二女儿。为了便宜,二女儿和三十来个人挤在一间大出租房里,干什么也不方便。

在夫妻俩租住的九联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洪合镇的房租太贵了,套口时机器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还会被邻居投诉。这些从西南大山深处赶来东部沿海淘金的人,只得又一次住进了农村。

龙龙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私立的打工子弟校,斑驳的三层绿色小楼外,是一片废墟。

只隔了一个公交站,是镇上的中心小学,几栋5层小洋楼矗立其中,一到放学时段,车子把路口围得水泄不通,车辆鸣笛声响许久。

龙龙去世的消息,许多人不知道。几位曾经的同班同学听到龙龙的大名后,瞪大眼睛,想了许久,才说,“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第一排,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成绩很差。”

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印象。

不过,像龙龙这样辍学,倒不算这所打工子弟校的新鲜事儿。一名八年级女生记得,刚开学时全班还有八十来个人,  一个学期不到,就只剩下了50个。班级也从两个变成了一个。

“没有人讨论上不上高中,都在说干什么挣钱。”一个女孩回忆,有许多和龙龙很像的男孩,“没事儿就出去打架,有人打架打到手都写不了字呢。”

不过这一切,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予以否认。他们不承认学校有过龙龙,也不承认学生辍学,他们指责了许多孩子的父母,“孩子不学好,叫他们来学校谈话都不来。”

小陈也曾是这个学校的一员。在和过去断了来往、远离“兄弟伙”和无休无止的打架后,他已娶妻生子,跟着爸爸一起做小生意。

一次他在街上偶遇当初的“兄弟伙”,却发现一个同伴不见踪影。他随口一问,有人回他,“他死了,前段时间被人杀了。”

没有葬礼,没有讣告,那个“兄弟伙”走了。那一刻,他只感觉“庆幸”。

这也曾是龙龙的妈妈第一次来到洪合最大的感受。她和老公在广东和江西都打过工,孩子就扔在云南老家让爷爷奶奶带。那时候,工厂管得严,还要住集体宿舍,孩子根本不可能带着。

正因如此,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给羊毛衫套口,边干活儿边看孩子的机会,她几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女儿女婿早几年就跟着老乡来了洪合,一年能挣好几万元,还能在家陪孩子的故事总算得到了亲人的证实,更何况,“还是乡干部带着大家一起来的”,她和丈夫辞掉江西工厂的活儿,带着孩子来浙江。

当时,龙龙的奶奶去世了,爷爷老得腿也迈不动了,孩子压根儿没人管。来洪合打工的机会,几乎是这家人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几乎是每个拖家带口来到洪合的家庭,都有的故事。小毛的爸爸6年前就来了,当时,为了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他把3个孩子都带到了洪合。只是,这个一门心思挣钱养家的父亲压根儿没有想到,孩子在身边待了6年,却和自己越走越远,甚至远到他“完全不知道儿子在想什么”。

也曾经有人想过回乡。

一个贵州女人曾因为孩子学坏,举家搬回老家,可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这边行情好时一年一个人挣五六万,差点儿时也有两三万,老家种地能挣多少?能养得起孩子吗?不饿死就谢天谢地了。”

“来洪合是唯一的选择。”刚刚失去龙龙的母亲何丽云说,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自己还是会带着龙龙来到嘉兴,因为,“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

(实习生徐芃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赵家明 S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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