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听到救助大人，捐助者默默摇头
■小键仅超过“18岁以下”的年龄限制一岁，被一些基金会婉拒救助，江姨不免有些伤心。（资料图）
■本版撰文：新快报记者 李斯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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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要是病倒了，家里顶梁柱倒了，一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受到的伤害不亚于拥有儿童大病患儿的家庭。慈善救助，不应该有年龄的差别。”
——19岁患者小键的妈妈江姨
“现在民间组织集中的领域主要是在儿童大病救助的层面，对于慈善机构而言，相对成年人和老人，儿童的大病种类比较简单；而从公众捐助的反应上看，公众对儿童大病救助也表现得比成年人的强烈。”
——广州资深助医志愿者“老大笨象”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女生刘小四翻开报纸，报道中的一则消息犹如投出的石子般，激起她心中的涟漪：名叫小睿的孩子身患恶性粒细胞肉瘤，治疗费高达100万元，让其在广州打工的父母不堪重负。小睿是学校的“足球小将”，因为疾病，连最基本的运动都无法进行。为了让孩子获得治疗机会，父母四处求助。幸运的是，来自社会的爱心力量共同托起小睿的生命。爱心从学校开始传递出去，学校师生的捐款，加上社会各界的爱心善款纷纷投以关注目光，短短三个月，善款如涓涓细流般积累，如今已超过100万元。小睿的父母十分感恩，并通过媒体叫停了捐助……
爱心如织，本是人间大爱，但刘小四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同是受到大病倾轧而向社会求助，她为重病的父亲发起呼吁10万元捐助，已有将近两个月，然而目前为止一家人自行筹集的治疗费，只有零星的5000多元。“家父是家中支柱，同样需要社会的关注，我们的家已经被疾病致贫，如果连人也离去了，这个家将要彻底垮塌。”
事实上，刘小四为父求助却反响寥寥的现象，在广州众多助医志愿者眼中并不是孤例。“社会救助资源倾向儿童，成年人的救助资源确实较少，患有大病的成年人，多数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和儿童患儿一样，需要爱心力量扶上一把。然而，在求助中，他们不少人发出呼救后，只能陷于漫长的等待。”资深助医志愿者“老大笨象”如是感叹。
为救父亲四处求助 但远难凑齐巨额医药费
1月20日，寒潮来袭的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骨科病房里，刚下课的刘小四匆匆赶到，替下轮值了一夜的姐姐。守在白发苍苍的老父身边时，她心里有着万分感慨。
他们一家是连州人，患者是今年58岁的刘大叔。经历生活煎熬，刘大叔未到花甲便已白发苍苍，颜容如同七旬老翁。但这个“顶梁柱”，却一直靠种地养育三女一子。两年前，刘大叔终于将幼女小四供读到大学，看着家里终于出了第一名大学生，他肩上养家的担子卸下了一块石头。再努力赚取孩子剩余两年的大学学费，等到女儿毕业了，自己便可安享晚年了。可惜，刘大叔病倒了。
2015年11月下旬，刘大叔突感胸口疼，辗转好几家大医院都未找到原因。终于，已遭受疼痛折磨一个多月的他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医生的结论是，刘大叔的胸部出现胸椎体结核，结核旁边出现碗口般大的脓肿，压住胸骨的神经。他急需手术，而手术费用接近15万元。“我们一家务农，每月收入仅靠2000元来维持，15万元就如天文数字般庞大。”
小四为救父，和姐姐们四处向亲戚、朋友举债。能借的都借了，仅凑到5万元，为父亲做了第一次手术。然而，父亲的疼痛并未因手术而迎刃而解，术后，刘大叔依旧被病灶刺痛得难受，按照医院的计划，他还需要做第二次手术，才能彻底解除胸椎脓肿的危害。
“后续费用需要10万元，这么一笔费用对于我们这种低保贫困的家庭来说，是难上加难的打击。看着每日遭受痛苦折磨的父亲我心如刀割，本已是安享晚年之日却还要每日与痛苦做斗争，此时此刻，我无比痛恨自己的无能，我多想替他承担这一切，哪怕一丝也好，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筹款。”
近两个月，刘小四不断通过自己的微信发出求助，有陌生人给她打来电话询问，也有人前来病房探访，但当对方知道，小四是为一名成年人求助时，对方总是无奈地摇摇头。“据说，愿意捐助重病大人的人并不多。”她苦涩地听到这样的答复。如今，小四手上仅收到5000多元的捐款，和所需的10万元手术费相比，犹如沧海一粟。“每逢看报纸，看社会力量救助重病患儿，我都觉得社会是温暖的。然而，有些故事温暖，而更多的故事只有悲伤”。
“超龄”一岁，难获基金会帮助
刘小四并不知道，成年人的大病救助路上，有一道叫“年龄”的坎。这道“坎”，同样让想为19岁大儿子筹治疗费的江姨愁白了头。
年过六旬的江姨和丈夫垂垂老矣，早年打工养家，如今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也失去了劳动能力。2014年，儿子小键18岁高中毕业，他主动要求到社会打工，希望靠努力赚钱奉养父母，工作了一年，总算让家里的经济条件宽裕了一些。
然而去年4月27日，小键在家中的三楼阳台收衣服，却失足坠楼，头部重伤。经过检查，小键除了脑部严重受伤外，还有双肺挫伤和全身皮肤组织挫伤。江姨随即将儿子送到广州治疗，但小键伤情严重，还出现继发性颅内感染、脑积水综合征等严重症状。“我不能失去他！”意外发生后，江姨哭红了双眼。然而三次手术过后，江姨已经花了42万元，可谓散尽家财，然而，她再也无法支付后续的康复治疗费用。
借债、贷款、“新农合”医保报销……为了填补治疗费，她向亲戚朋友举债26万元，小键的“新农合”医保报销共3次获得15万元之后已经“封顶”。“为了筹治疗费，我曾经通过医院志愿者向一些慈善基金会申请救助金，然而，志愿者发现，如今从事大病救助的基金会，多数只支持18岁以下的儿童，小键‘超龄’了一岁，便不符合资助条件了……”回顾求助之路，江姨从未想过如此艰难。
成人大病救助慈善资源却寥寥
“成年人要是病倒了，家里顶梁柱倒了，一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受到的伤害不亚于拥有儿童大病患儿的家庭。慈善救助，不应该有年龄的差别。”经历困难的求助后，江姨心中有点儿愤然。
然而，广东省内近30个慈善救助资源中，能为成年人提供帮助的，为数寥寥，几乎所有的大病救助资源，为求助者划上封顶的年龄限制：18岁以下。
“现在民间组织集中的领域主要是在儿童大病救助的层面，对于慈善机构而言，相对成年人和老人，儿童的大病种类比较简单；而从公众捐助的反应上看，公众对儿童大病救助也表现得比成年人的强烈。”广州资深助医志愿者“老大笨象”如是感叹。
近年来，诸多类似刘小四和江姨的求助者日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遭遇大病，巨额的医疗花费使单个家庭的力量显得单薄和脆弱。显然，大病已足够昂贵，若援助机制缺失，对求助者而言，并不是轻松的话题。
责任编辑：赵家明 SN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