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把你的生活说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极其错误的
苏珊·桑塔格
1933年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
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她的写作领域广泛，在文学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除了创作小说，她还创作了大量的评论性作品，涉及对时代以及文化的批评，包括摄影、艺术、文学等，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此外，她也是一位反战人士及女权主义者。
众所周知，除了在2000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及自己有过男友和女友之外，桑塔格终生都未曾向世人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桑塔格为什么拒绝出柜？抛开大众的八卦心理来看，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更有意义的提法是：一个作家的性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思考和写作？
一种近乎矛盾的态度
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当一个作家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仅仅是出于在一个恐同的社会里自保的需要。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之所以对自己的性取向讳莫如深，因为他们只希望让作品处于前台，与作品无关的一切无可奉告。一个例子是木心。尽管在他的《同车人的啜泣》、《此岸的克里斯朵夫》、《西邻子》等作品中，明眼人都可以嗅到一丝同性情欲的意味。但木心从来没有公开论及性倾向。木心对于性向的沉默，源自他对福楼拜这句名言的笃信：呈显艺术，退隐艺术家。意思是艺术有了自己独立完整的生命，在其背后的艺术家无需赘言，艺术大于艺术家。
但桑塔格不属于此类，如果我们读到她记在日记中的这段有关性向和写作间关系的自白，就会明白，对于桑塔格来说，同性恋身份与她的写作密切相关。
“写作的欲望与我的同性恋密切相关，我需要作家的身份作为武器，反击社会。成为一名同性恋者让我感到脆弱。它让我越来越渴望隐藏到我的写作中，直至隐形。”
这里呈现出一种近乎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与许多同性恋作家一样，同性情欲构成桑塔格写作的动力。她表现得像一位同性恋斗士，以性欲倾向为武器反抗流俗和偏见。但似乎她只想将同性情欲构成的动力灌注在写作中。以后来者的眼光来看，桑塔格确实是这样做的。即便在女性主义、同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桑塔格也没有以出柜的方式充当弄潮儿。直至2004年去世，她也没有明确向公众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去世后，各大主流报纸、杂志在关于她的讣闻及纪念文章里，对她的同性情史只字不提。
成为作家还是偶像？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作者提到当年她曾当面质问桑塔格：作为一个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号称同情弱者的桑塔格，为什么不出柜？在如此多同性恋者尚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刻，你怎么能认为“同性情欲不过是再自然不过的”、“只是一件私人领域的事”而无视这是关乎人类平等、自由的大事？
这样的诘问激怒了桑塔格。那对于桑塔格来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头等大事？答案是成为与本雅明这样的第一梯队的作家。这是她长久以来的野心。提及桑塔格时，除了作家、批评家，她永远被视为一个“偶像”（即英语语境下的icon）。在一个大众传媒日益兴盛并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里，作家与偶像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张力。成为一个偶像或名流，意味着写作成就很难获得公允的评价，譬如与新闻界、娱乐界过从甚密的杜鲁门·卡波特是不折不扣的偶像，但他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存在争议。成为一个作家还是偶像变成严肃作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一心想成为一流的、原创性作家的桑塔格来说，这个问题尤为迫切。
成为作家与成为偶像的区别是什么？成为偶像，意味着你的私人生活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大众媒体的聚光灯下，风流韵事会成为一般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很大程度上，大众对于偶像私人生活的关注会掩盖他的作品本身，这是桑塔格无法接受的。早年，有媒体试图在报道中公开她的同性恋倾向，她对此深感愤怒，认为这将毁灭她的写作事业。
但桑塔格只能与偶像的标签保持距离，而无法真正弃绝。她或许是二战后拍过最多“个人写真”、留下最多公开发布的个人影像的严肃作家。没有一位战后的文化名人可以比她更适合被称为“偶像”，他人为她写的第一部传记的题目就叫《铸就偶像》。
这就是桑塔格对于偶像的暧昧态度:一方面她需要依靠利用这套偶像生产、名人生产的制度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公众偶像，但另一方面，她无法满足于这套制度对她的定位，成为与本雅明比肩的第一梯队作家的雄心使她自然地想要与这套制度保持距离。桑塔格清楚，一旦她的同志身份被公开，媒体报章将连篇累牍地侵入她的私人生活，而她的终极目标是与本雅明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卡波特这样的明星作家相提并论。
同时，对桑塔格来说，出柜的后果很可能是她会被窄化为一个“女同性恋作家”。在这一点上，桑塔格与福柯一样，都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和思想被认为只是面向少数人的作品，她要面对全人类写作。她也拒绝以“女性主义的”类似的身份标签来界定自己的写作。她也从来不自诩为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或女性作家。可以说，终其一生，桑塔格都在刻意地弱化性别因素对于她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譬如在一次访谈中，桑塔格如是说：写作是一种去除性别特征的活动，写作甚至会消灭性欲。在思想的层面上，她希望自己是去性别化的。
这与她颇为欣赏的另一位伟大的女性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颇为相似。阿伦特从未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开始其政治哲学的研究，甚至她的部分观点还遭到部分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当谈到阿伦特时，桑塔格心有戚戚焉地说道：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我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是同性恋者，对于桑塔格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桑塔格，她不在柜中
那么，对于同志运动来说，不出柜的桑塔格的意义在哪里？尽管在政治性的层面，桑塔格从来没有以女同性恋的身份来为同志群体代言，对于那套“个人的即政治的”这类常见的身份政治的修辞她也不以为然，但以此抹灭她对于同志运动的影响有失公允，她对于性政治作出的知识贡献依然无法被忽视。
在50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桑塔格说：“性别二分的瓦解应当是性解放的下一个阶段，这是自然的，也是可欲的”，也就是说，性解放的目标应是消解性别，而不是再造二元性别对立。她进而谈道：性自由是一个肤浅的、过时的口号。什么被解放了？谁被解放了？在同性婚姻在西方国家日益合法化的今天，桑塔格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依然有效，她的诘问让她成为我们时代的同代人。同性婚姻在多大意义上是一种解放？正如福柯所言：这是对于一种权利的必要的肯定，但同时也是对一种樊笼、一种陷阱的肯定。他认为身份认同的问题在于：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不是认同的关系，而应该是变异的关系、创造的关系、革新的关系。保持同一，实在令人腻烦。
可以说，在为数不多的谈及同志平权运动、性别问题的对话中，桑塔格都表现出了高贵的知识勇气，站在今天主流的同志运动的反面。在一次访谈中，桑塔格表示：把你的生活说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极其错误的。眼下，以“同性恋生活方式”装饰得五彩斑斓的同志商业文化充斥大众媒体，他们可笑地把福柯的名言“把你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刻写进广告词里，耗尽我们对另类性别政治的想象，回头再来看桑塔格的这句话，就会觉得这个没有出柜的女同性恋者，其实何曾在柜子里？
即便在不直接涉及同志运动的《艾滋极其隐喻》一书中，我们都会发现桑塔格对于艾滋病的思考会给深陷艾滋恐惧中的无数同性恋者带来多大的知识勇气。让艾滋回归疾病本身，褪去附加其上的隐喻，回归它所应是的模样，无关道德，无关审美，你能说这样的思考与同性恋运动无关吗？
在纪录片《关于苏珊·桑塔格》中，一位受访者说：写过《坎普札记》的桑塔格，还需要出柜吗？的确，桑塔格真的有必要出柜吗？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沈河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