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把村干部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中青在线浙江宁海12月19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剑平)今天，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报社、中共宁海县委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暨中国基层治理(宁海)研讨会在浙江省宁海县召开。民政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个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地方治理研究专家、学者共同探索我国基层治理改革发展的方向。会前，全体与会人员还深入到宁海县海头村调研基层治理实施情况。
宁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勇介绍，2014年以来，该县以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抓手，推进农村村级权力运行精细化管理，全方位建立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监督机制，增强了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无缝隙对接，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提升了村级民主治理质量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变革。
对宁海把村干部权力“关进笼子”有效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和党风廉正建设的做法，中央以及浙江省、宁波市领导给予肯定。《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进行报道，全国24个省市的240多家单位前来宁海县考察学习。
中国青年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董时在致辞中说，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到宁海县广大群众因为基层治理改革而受益，再一次证明中国改革的动力源自基层，源自群众的支持，基层大发展，群众能拥护，政府有创新和作为，改革才有活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认为，在所有的创新中制度创新是关键，而制度创新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政府自身的创新。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农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宁海县推行的村级权力清单是一个农村基层治理的突破性举措与制度创新。”俞可平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局部性的治理危机，比如农村村支两委的不协调，村民与村官的冲突，村与镇的矛盾，村官腐败，以及基层选举的破坏，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农村公益事业的薄弱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权力的产生、使用和制约，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对农村权力重新分配和规范约束。
俞可平指出，负面清单更多运用于市场经济中，而权力清单更多运用在政府治理领域，我国这些制度刚刚开始探索。在农村治理中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宁海县的探索对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在厘清基层干部的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增强政府公信力，保障农民正当权益，改善基层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体系改革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李人庆说，无论上面多么高大上的政策，其贯彻执行的好与坏，到了基层群众面前往往取决于村级治理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农村的发展有很多抓手可以促动，但是从“小微权力”入手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可以把多方面的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宁海县对农村村干部的权力进行规范与约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
国内从事公共管理、行政改革等领域研究的著名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宁海对村级权力运行的精细化管理有三个特点，首先是把省、市、县三级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衍生到行政村。其次保障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老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三，为精细化的权力运行治理提供了借鉴的模式和探索。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说，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宁海村级干部权力36条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提炼出我们乡村治理带规律性的东西。宁波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会光表示，近年来该市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宁海村级权力清单36条等一系列新制度，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与会的专家学者也指出，宁海县的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才实施一年多时间，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的困难以及这样那样的不足，希望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关注和探索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治理作出贡献。
宁海县委副书记林坚，宁海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贵军，宁海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惠明，宁海县副县长范建军等出席相关活动。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