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江南美的中国诗意
李少君
中国古典诗歌最美丽的一章就是江南，而且是散落的，册叶型的，可以当落花和黄叶夹在书卷中的。可是这些美丽的碎片令我们心醉神迷，魂牵梦绕。
那么，为什么是江南，而不是别的地方？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意思就是说，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江南之所以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是因为江南符合中国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这样的诗句，焉能不让人流连忘返。
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里面其实就是将自然作为了最高的参照物，自然是最高价值，与伟大的永恒的自然相比，人的那点小恩小怨、蝇头微利都是可以看开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句诗应该反过来读，月都有“阴晴圆缺”，人的那点“悲欢离合”算什么，再说，就像月的“阴晴圆缺”一样，“悲欢离合”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那是自然的规律与循环。人们以自然为借鉴，因此取得了心理平衡，自然皆如此，何况人间。
原本，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在根本上就有分野。在西方，西方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强调“对抗”、“个体”观念；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诗歌教导了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诗歌抚慰了国人的心灵。
西方“对抗”、“个体”的观念，是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诗人就是人间的上帝，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样就产生了“对抗”、“个体”，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大多处于焦虑、孤独、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经常是激烈的、暴力的。但其实就社会和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言，“对抗”、“个体”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中国传统诗学对“超越”、“和谐”的追求，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阴阳互补”，阴与阳是有差别的，但不是对立的，是相互补充并最终构成和谐圆满的。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般，即使经常身处逆境，也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的精神紧张，他的诗歌更是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也正因为人生不完美圆满，所以需要诗歌提供升华超越的价值精神。
具体到诗歌本身，西方诗人尤其是西方现代诗人讲个性，中国诗人则讲境界。前者是保持差异对抗、强调“个体”的产物。而中国诗人没有这么激烈，没这么愤世嫉俗，中国诗人遵循大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这种超然的态度，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道法自然”的必然心得。
就拿写自然来说，东西方就很不相同。自卢梭等的浪漫主义开始，就视自然为是被异化、污染的人类世界更令人向往的彼岸。所以，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与世隔绝的，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的。孤零零一个人远离人群，只与山林野兽为伍。所以西方人喜欢说：生活在别处。好像他此时此刻的生活就算不得生活似的。所以他们总是酷爱所谓“荒原”。一些环保主义者更是为“保卫荒原”可以不顾一切。而中国诗人不会如此看待自然，中国人就生活在自然中，自然也溶入人的世界里，自然与人间是和谐共处的，相互依存的，陶渊明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是既享受这生活，又享受这自然的，他也并不远离人世，他就生活在“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之中。从来没有把自然与人世对立隔绝起来。他最多厌烦“樊笼”，不喜拘束而已。
江南就是这种自然地生活、生活在自然里的典型。在江南，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分离的，人和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人和自然是邻居的关系，朋友的关系，甚至是一家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安慰和温暖的。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就是这意思。苏东坡说“侣渔虾而友麋鹿”，也是这意思。天人合一是这意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