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震撼了世界的孩子

海滩上，那位叙利亚小难民的身影正引起欧洲有关难民政策的大地震而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中，还有许多弱小的身影曾经让世界震撼，甚至推动了时代的变动……来源：新文化报 - 新文化网

这张照片成为越南战争期间最为著名的照片之一。图片编辑霍斯特法斯说，这张照片的历史重要性足以抵消因“正面裸体”带来的禁忌

潘金淑和家人近况

1999年，11岁的约翰尼（左）和他的兄弟卢瑟已成为游击队领袖

2013年，再次团聚的约翰尼（左）和卢瑟

人们穿着叙利亚三岁小难民罹难时的红色T恤，伏在海滩上悼念。然而，叙利亚还远远不是儿童生存状况最差的国家

新视界周刊A09版~A11版这一周，欧洲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是移民。尽管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几天之内，围绕着移民的争论与行动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个小女孩赤裸着身子沿着越南一号公路惊慌奔逃，身旁还有几个惶恐万状的孩子，时为美联社资深战地摄影记者的黄功吾抓拍到的这个场景，长期铭刻在全球受众的脑海中。这张经典照片作为反战标志广泛见诸各大报章杂志中，甚至有人认为它使越战的结束提前了半年。尽管这些说法可能过于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张照片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在天平上为反战力量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不过，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不久前，照片主人公潘金淑回忆起当年那一幕。

“好烫，好烫！”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从生到死的那一天。”潘金淑上个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又或者没有遇到正在此采访的记者，她可能因为严重的烧伤而殒命。但这定格的一刻从此改变了潘金淑的命运。

潘金淑当时9岁，生活在越南南方的展鹏村。当时的情况是，1972年6月8日，在距离西贡市40公里的全邦一号公路线，北越和南越军队已经在此对峙了3天。南越军队试图冲破障碍打通这条道路。南越陆军召唤空军支援，随即两架A-37战斗机出现在空中，其中一架飞机投下了凝固汽油弹。由于投弹偏差，炸弹在南越难民聚集的高台教寺庙边上炸开，令躲在寺庙里的潘金淑与村民们奔跑着逃离那里。

“那是（藏身的）第三天，午饭后我听到寺庙周围有东西燃烧的声音，然后就听到（南越）士兵对孩子们喊道：‘快跑！’”潘金淑回忆说，“他们让孩子先跑出去，然后是大人。”

她立刻跑到室外，“看到飞机离我很近，飞得很快，然后就看到炸弹落地，周围变成一片火海。”

“好烫，好烫！”多年后，潘金淑还记得当时自己不停地大喊。她脱掉烧着的衣服，一路奔跑。

17次手术

就在这时，美联社记者黄功吾摁下了快门。当时黄只有21岁，却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地摄影师，被派到这个南越村庄采访。

“我穿过黑烟，看到了一个女孩，没穿衣服在跑。”黄功吾不久前接受CNN采访时回忆说。当潘金淑跑近时，黄才看到她的部分皮肤因灼伤开始脱落，烧伤从后背一直延伸到颈部和左臂。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天啊！难以相信她被烧得如此严重。’”黄功吾回忆说，“我立即把相机放在路边，开始帮她。”

黄功吾先是用清水帮女孩清洗伤口，然后给她穿上衣服，用自己的货车把孩子们送到医院。“在货车上，她（潘金淑）不停地对我说‘我要死了’，我隔几分钟就看一眼她，对她说‘就快到了’。”

在医院，黄被告知这个孩子已经没得救了。他马上出示了自己的美国记者徽章，并要求医生尽力救活女孩，然后才匆匆赶回冲洗照片。

潘金淑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家人一度认为她活不下来。“我在医院住了14个月，进行了17次手术，身体65%的皮肤都烧伤了。”她回忆说。

刊发遇阻

黄功吾把这张照片发回国内，但美联社曾一度拒绝刊发，因为当时还没有哪家主流媒体会刊发裸体照片。但是经验丰富的图片编辑霍斯特法斯看了这张照片后，认为可以打破陈规，他争辩说此照片的历史重要性足以抵消因“正面裸体”带来的禁忌。

很快，这幅震撼人心、定格历史的黑白照片就被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一下子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这张照片见报7个月后，巴黎和平条约签署，美军全部撤出越南。

1973年，黄功吾荣获美国“普利策奖”。同年，在荷赛中又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这张照片让黄功吾功成名就，却让潘金淑陷入痛苦之中。按照她的说法，她痛恨这张照片，因为这让她很难堪，想逃离媒体的聚光灯，一度想到死。

“如果当初被烧死而不是活下来，就不用忍受这些身体和精神的伤痛。”她回忆说。

潘金淑开始在宗教中寻求答案，她在19岁时成为一名基督徒。

“从那时候起，我想过上正常的生活，想有自己的孩子，”她回忆说，“我开始学会原谅。”

开始新生

长大后，潘金淑被越南政府当作活标本树立起来，在被送进医学院学习期间，经常被政府要求回到村里拍电影，接受采访，她显然对这种生活不满。

1986年，越南政府同意让她去古巴哈瓦那大学完成学业。在那里，潘金淑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一个来自越南的小伙子裴辉全。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决定彻底离开越南。1992年，潘金淑在哈瓦那结婚，然后在莫斯科度过了蜜月。在返回古巴的途中，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申请留在了加拿大。

夫妇俩本来希望在多伦多过上默默无闻的生活，然而1995年3月，英国《星期日邮报》披露了这则消息，又把新闻转让给多伦多的《多伦多太阳报》，她的图片被登在了该报的头版。此后，潘金淑广泛参与国际公益活动，一一拜会了当年救治过自己的医生、记者，重叙前情。1996年，美国退伍军人节，她在越战纪念碑前面发表演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缔造未来的和平而努力。”

潘金淑现年52岁，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她过着平静的生活，是一名家庭主妇、幸福的母亲。此外，她还担任联合国亲善大使，每年都到世界各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唤起世人对遭受战争之苦的难民的关注。

“现在，那张照片对我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礼物，是对和平的贡献？”她在不久前说，“我希望人们知道战争有多恐怖。” （单桂志）

相信这是一幅所有国人都记得的照片———一个满身鲜血的幼儿坐在火车站废墟上惶恐大哭。

这一幕发生在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的8月28日下午2时10分，日军由2架侦察机引导，6架轰炸机窜至上海南站上空，对车站进行俯冲轰炸，投弹20余枚，250余人遇难。

时任美国米高梅公司《今日新闻》电影摄影师的王小亭正在上海进行战事拍摄。得知日军轰炸上海南站，他当即携带电影摄影机驱车前往现场。“铁轨上、月台上到处是炸死炸伤的人，断肢残体处处皆是……这时，我看见一个男子从轨道上抱起一个幼孩，把他放在月台上后，又回去抱另一个受重伤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已经死在铁轨上。”

从发现这一幕，到孩子被一名男子（可能是他的父亲）抱走，王小亭只拍摄了十几秒的画面。于是他截取了那个满身鲜血的幼儿坐在火车站废墟上惶恐大哭的镜头，并将胶片交由美国海军军舰送到马尼拉，辗转送往纽约。10月4日，美国最具影响的《生活》杂志刊发了这幅照片，据称当时全世界有1.36亿人目睹了这一画面。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加拿大进行宣传演讲，很多场合的海报上配发的就是这张照片。中国收到的助款和物资，相当一部分注明是捐给难童的。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一位美国妇女，给宋美龄寄了一张3美元的汇票和一张剪报，剪报上正是王小亭拍的这幅《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

1980年

1980年，乌干达的卡拉莫贾地区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该地区21%的人口在饥荒中死亡，婴幼的死亡率则达到了惊人的60%。

英国摄影师麦克·威尔斯拍摄的一张照片，成为了这次饥荒最为著名的象征。照片中，一个乌干达的孩子把手放在传教士的手中，孩子的手仿佛像一只瘦弱的小鸟的爪子，或是从考古地带挖出的化石。黑与白，贫与富，干瘪与肥硕，饥荒与丰裕……摄影的对比手法在这里起到了极端强烈的效果。

这张照片原本是为一本杂志拍摄的，但是5个月之后，杂志社依旧没有刊登。于是，他决定用这张照片参赛。不过在这张照片成为荷赛年度最佳照片后，他没有出现在颁奖现场，他表示，他不希望因为一个快要饿死的男孩的照片来赢得声誉。

但这张照片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轰动作用可能超过所有人的想象。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近代以来非洲一直为饥馑所困扰，但这一切并不为外人所熟知；正是这一张照片，让更多的人们开始注意非洲大陆的多灾多难。

1985年

1985年11月13日，沉睡多年的哥伦比亚鲁伊斯火山突然爆发，山上的积雪融化后夹杂着泥石流顺坡而下，几乎吞没了附近的阿麦罗镇，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照片描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灾难中。

火山爆发后的第三天，美联社的法籍摄影记者富兰克福尼尔赶到现场采访时，发现受伤的12岁女孩奥马伊拉。她的脊背受伤，并被两座房脊卡在中间动弹不得。

尽管福尼尔曾经当过外科医生，但此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在拍下奥马伊拉坚强面孔的同时，不时同她交谈，希望增强她生存的力量和信心。

待救护人员赶到时，她已在泥浆里浸泡了60个小时了。虽然小姑娘接受了治疗，但由于受伤过重、体温过低，还是离开了人世。而在此期间，福尼尔从始至终守候在奥马伊拉身边，一直拍到小姑娘下葬的最后一个镜头。

然而争论也随之而起：数千万的人们通过这些图像，目睹了一位女孩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这样是否合适？

不管怎样，这组照片获第29届WPP突发新闻系列一等奖，其中充分表现小姑娘横遭灭顶之灾时仍能保持神情镇定自若的这张被评为1985年年度最佳新闻照片。

1984年

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博帕尔市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化学物质泄漏事件———也是人类至今为止最残酷的工业事故。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设在印度博帕尔市的一座储槽发生泄漏，含有异氰酸甲酯的毒雾笼罩了方圆25英里的市镇。由于事故发生在凌晨，很多人毫无防备地在睡梦中死去。这起惨剧造成了2.5万人直接死亡，5万人双目失明。

灾难发生后，印度摄影师帕布罗·巴塞尔罗米欧拍摄的这张照片无疑成为了这一事件的象征。

他回忆，事发前两天，他正在拍摄印度竞选，日记中写到：“我从一台黑白电视机中看到了怪异的新闻镜头，很多尸体被用木制手推车推着。”于是，他决定前往博帕尔进行拍摄。“我登上一架航班，上面拥挤不堪，全是去博帕尔的摄影师和记者。我们就好像在战场上空寻找尸体腐肉的秃鹰，回想当时的情境真的很让人震惊，但我还是逼着自己完成了拍摄工作。

这幅照片的主角是一位正在被埋葬的死难儿童。幼小的他似乎死不瞑目，微微张开的嘴唇仿佛还残留着他临终的呻吟和控诉。

帕布罗说，“一些事情令你无法忘怀，其他的，你依然不在意也记不住了。我记住了这个孩子的脸，呆滞的眼神凝视着你，我们在场的人心如刀绞，但这一切又是那样的无助。”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 郭帅 编辑整理

（上接A09版）1999年12月6日，美联社摄影师阿皮查特·维拉旺在缅甸丛林中拍下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身着军服的一对双胞胎兄弟被游击队员簇拥在中间，弟弟卢瑟·图正抽着一根烟，神情显得从容而成熟，而哥哥约翰尼·图在他的背后，显得有些羞涩。

当时，这对年仅11岁的兄弟被称为“历史上最年轻的游击队领袖”，从此声名大噪。

如今，兄弟俩领导的“上帝军”早已解散，二人向泰国政府投降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发迹”开端：7个人7把步枪

图兄弟的故事始于1997年。那年1月，缅甸政府军在旱季攻势中对少数民族武装“克盟”及克伦族村寨展开大规模清剿。“克盟”武装节节败退。

“我们不喜欢受到任何人的伤害，所以不得不保卫自己。”卢瑟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我们热爱家乡，只能选择战斗。当时只有7个人，所以从‘克盟’那里领到7把步枪。”

这成为他们“发迹”的开端，“我们用这些抵抗缅军，战斗打响前会祈祷，然后就会打胜仗。”

在一次反败为胜的战斗后，卢瑟和约翰尼兄弟声名大振，克伦族游击队员将这两个还不满10岁的兄弟奉若神明，并甘愿投靠到他们麾下。而两兄弟也脱离克伦族武装成立了“上帝军”。由于缅甸克伦族很多人信仰天主教，“上帝军”的传奇故事迅速流传开来。他们的游击武装发展到上百人，有报道称人数最多时达到了500人规模。

直到1999年的一天，西方记者来到这座地处丛林深处的村庄采访时，才获悉图兄弟的故事。当时拍摄的视频显示，兄弟二人似乎过着海盗头目一般的日子，他们用枪射下熟透的水果，身边时刻有成年人充当随处，保镖经常会把他们扛在肩上。

而美联社记者维拉旺拍摄的那张照片，让卢瑟和约翰尼被世人所知。照片中，卢瑟前额头发被剃光，娴熟地吸着烟。而哥哥约翰尼一脸忧郁地站在他身后，看起来像个小女孩。

据当时记者的描述，图兄弟二人对待下属“蛮横”，但又保持了严明的军纪。他们对信仰也毫不含糊，盘踞的村庄中见不到酒精饮料，甚至每天都会去村里的小教堂祈祷。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被子弹击中，也不怕踩到地雷。

兄弟天各一方后在2013年再次团聚

不过，“上帝军”的反抗没有持续太久，2001年两兄弟率领陷入困境的“上帝军”向泰国政府投降，并要求庇护。这时，他们的追随者只剩下不到20人。

此后，兄弟二人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居住在难民营中的卢瑟，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第三国安置计划”移民瑞典。他在距斯德哥尔摩300公里的一座小镇里安顿下来，学习了经济、历史和其他文科科目，同时还做过几份工作，包括护理老年人。另外，卢瑟在瑞典还收获了爱情，和一名同样移居瑞典的克伦族女孩结婚并生下了孩子。只是这段婚姻并不长久，孩子后来跟了妈妈。

“我喜欢瑞典，但这里太冷了，还下雪。我喜欢这个国家是因为这里很太平。”卢瑟说，“这里没人会端着枪朝别人射击。”

约翰尼向泰国政府军投降后，先是让自己安定下来，到田里帮人干活。但不出一年他又回到了泰国的难民营。2006年，约翰尼带领最后的8名手下，向缅甸政府军投降。当时，缅甸国家电视台播放了约翰尼和他的8名“上帝军”成员向政府投诚的视频。不过，卢瑟后来对媒体表示，真相是缅甸政府以提供工作为借口诱骗了约翰尼，投诚的视频都是政府导演的。

卢瑟的母亲和姐妹被安置在新西兰。多年后，约翰尼则又回到泰缅边境的难民营中。2013年兄弟二人再次团聚，卢瑟当时正努力让哥哥约翰尼能够前往新西兰，同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们团圆。当时，约翰尼还急切地打听十几名下落不明的“上帝军”成员。“妻子和孩子在等他们回家，”他说，“已经过去多年了，我认为他们都死了。”

此后，外界再无关于这对兄弟的消息。 （单桂志）

15年前，古巴和美国为了偷渡男孩埃连的抚养权问题，争了整整半年，成为当时美古关系的时代缩影。埃连之争最终以美国联邦特工持枪强行“解救”埃连并送回古巴而告终。而解救行动中，那张埃连在亲戚怀中惊恐瑟缩的照片，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1999年11月22日，年仅6岁的埃连被母亲带离古巴，乘船偷渡前往美国。不料偷渡船途中翻沉，包括埃连母亲在内的11人死于海难。埃连获救后被送到他在美国迈阿密的亲戚家中。埃连的父亲在古巴政府的支持下要求美国交还孩子，但遭到迈阿密亲戚和美国反古势力的阻挠。经过古巴政府和民众坚持不懈的努力，2000年6月，埃连终于回到了祖国。

2000年4月22日，美国联邦特工闯入埃连·冈萨雷斯在迈阿密亲戚家的住宅，把这个躲在卧室衣橱里啜泣的古巴男孩强行带走。在场的摄影记者抓拍下这一刻。

回到古巴后，小埃连被树为古巴反美斗争的典型人物，在不同场合一遍遍讲述自己的回家故事，还曾多次在重要场合见到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014年12月20日，埃连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还参加了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常规会议闭幕式。 （单桂志）

1993年，苏丹战乱频繁的同时发生了大饥荒，南非的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来到战乱、贫穷、饥饿的非洲国家苏丹采访。一天，他看到这样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

卡特后来说，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鹰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他赶走了大鹰，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当年，美国《纽约时报》首家刊登了凯文·卡特的这幅照片。接着，其他媒体很快将其传遍世界，在各国人民中激起强烈反响。一方面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从那时起，不断有物资被送往苏丹，使得苏丹的饥荒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不少人谴责卡特残忍，甚至就连卡特的朋友也指责他，没有放下相机去救小女孩。当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时，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

后来这幅照片获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大奖。就在颁奖仪式结束几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凯文·卡特自杀了。

1991年

1991年5月，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到金寨县采访拍摄希望工程，跑了十几个村庄，最后来到张湾小学发现了课堂上的苏明娟，一双特别能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摄入他的镜头。

苏明娟1983年出生在安徽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的农家，父母靠打鱼、养蚕、养猪和种田、种板栗为生，一家人过着辛劳拮据、简朴的乡村生活。

照片中的苏明娟，当时是张湾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这幅画面为一个手握铅笔头、两只直视前方对求知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小女孩、题为《我要读书》的照片发表后，很快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苏明娟也随之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

如今，苏明娟已经在合肥一家银行上班，平时工作很忙，但如果有与希望工程相关的慈善活动，她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为它鼓与呼，“今后的路还很长，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以当年那双纯洁的‘大眼睛’去看待生活，看待社会，把今天的感恩化作明天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爱，把爱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2012年

冷冰冰的地板上，画着一个戴着头巾，面带微笑的母亲，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妈妈的样子，一个小女孩脱掉鞋子，爬到画上面，头枕在妈妈胸前，蜷缩着，在她怀抱中沉沉睡去。2012年，这张图片赚取了不少网友的眼泪。

那么，这张图片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记者在网上搜寻图片的原始来源，看到了BahareH BisheH在网上所发布的图片包含了这一张。在雅虎的flickr网上，有她很多作品，而这张在妈妈怀中入睡的图片是在2012年的7月15日拍摄的。这张图片之下，写着“I Have a Mother……”（我有一个妈妈）。照片里的女孩是摄影者的表妹，她只是在沥青上画着的妈妈的怀抱里睡着了。

在BahareH BisheH的同类相册中，此类题材的作品有一系列。其中有几张的模特都是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因此，这有可能是伊朗的这位女艺术家所做的一系列创意摆拍，为了表达一定的主题。网友表示，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则足以打动任何人心，但是如果是摆拍或者艺术作品，那么，创意也不错。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 齐立编辑整理

在全世界都为叙利亚小难民的遭遇揪心之时，9月9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报告。

根据报告显示，儿童死亡率已经下降至1990年目前的的一半———1990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约为1270万，而2015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590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文章表示，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于2015年首次降至600万以下，这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不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53%的下降幅度并没有达到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目标是：在1990年到2015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此外，相比起眼下处于战火中的伊拉克、叙利亚，非洲依然是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在一些国家，每6~7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在5岁之前死去。

死亡减少

目前，全世界每年5岁以下死亡儿童数量为590万（死于不可预防因素者除外），比1990年下降53%；此外2000年至2015年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3.9%，已经比20世纪90年代减少一大半。

《报告》数据显示，由于各国政府致力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将挽救儿童生命作为国家政策和政务的重要事项，提高全球儿童生存的有效干预措施得到推广，使4800万名5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得以挽回。

即便是一些最贫困的国家，在面临重重困难的同时，儿童死亡率还是大为降低：在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和乌干达等81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有24个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至少降低三分之二的目标；2000年至2015年间，2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成功扭转了儿童死亡率的上升趋势，儿童死亡率降速是20世纪90年代的三倍。

方法简单

目前，造成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早产、肺炎、妊娠及分娩并发症、腹泻和疟疾。5岁以下死亡的儿童中，因营养不良而夭折的接近半数。

《报告》称，大幅降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方法简单而高效，且成本低廉———主要包括产前、分娩和产后的专业护理、母乳喂养、免疫接种、使用防虫蚊帐、改善水及环境卫生设施、使用口服补液治疗腹泻、肺炎抗生素疗法、营养补充剂及食物疗法。

尚未达标

尽管成绩斐然，但是千年发展目标中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目标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要求各国加大力度，力争实现到2030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1000名活产儿死亡25例或更少的目标。只要加快步伐，尤其是行动滞后的国家能够迎头赶上，全世界又将可以挽救3800万5岁以下儿童的生命。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国家贫富，挽救数千万儿童的生命是新千年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同时也是今后15年取得更大成果的最大挑战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任尤卡·布兰德表示，“我们从数据中看到，如果能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帮助每一个儿童，那么数千万的孩子就可以摆脱死亡的阴影。”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