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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民回忆万里:他的一席话激起我心中求学梦

本文于2008年10月21日发表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本报记者王正旺 通讯员魏明星 采访整理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而在农村改革中有两件最著名的标志性事件,一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订立生死契约搞分田到户,另一个是超卖万斤粮求购自行车的湖北应城农民杨小运。

16日,全省改革开放三十年巡礼采访团首站抵达孝感,话筒、闪光灯、摄像机再次对准了杨小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句话,天翻地覆!我既是改革的参与者,更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以这样的开场白讲述他的人生轨迹。

买了收音机和手表独缺一辆自行车

1976年,我19岁,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没日没夜地做,可连续3年,农业生产还是上不去,每年春节后家家户户缺粮,有时等不到麦子黄,割回去连麸皮一起吃光。

生产上不去,我认为问题出在搞集体活,大家出工不出力。到1979年底,我就想把田分到户,可当时又没有政策。

很快,我的这个想法被杨河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知道了,他找到我说,田不能分到户,但同意我根据生产队的情况作适当修改。

1979年10月秋播时,我放弃了分田到户的打算,把田分到三个小组。1980年夏收时,我们生产队一下就完成了全年的粮食任务,群众当年有了饭吃。那年我家分了2000多斤谷。当时,晚粳每100斤可以卖18块多。有了收入,我买了一台收音机。

我的信心更足了。这年10月秋播时,我找自家伯爷杨德学和人称秀才的杨春发一起商量分田到户,并告诉他们,经请示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他同意我私下搞,试一下,不要公开。他们二人一听,也同意了。随后,我们着手拟定了方案,田地按劳力分。

这年底,我又添置了一块上海手表,花100元在县城买的。那个时代的“三大件”,我齐了两件,独缺一辆自行车。

1981年8月,我们生产队24户人家用夏粮(小麦)和早稻完成了全年8万斤的订购任务,剩下的口粮也足够吃到过年。另外,还有110多亩中稻,近140亩晚稻待收。县委办公室的褚望绥科长和丁济平来调查后,非常高兴。我说我家还可以向国家超卖1万多斤粮食。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只想县里能供应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指标给我。我以为县里的领导难道还买不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后来我才晓得,实际上他们也买不到。其实当时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没有完全当真。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回县城不久,《孝感报》报道了我卖粮求购自行车的事,一下子成了孝感和全国的热点新闻。

9月20日,我卖了10380斤稻谷。27日,公社通知我去开会,奖售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价钱是169元。那天,采访我的记者要我骑上自行车兜一圈,可是我一骑就歪倒,引来大伙阵阵笑声。

这年11月,我参加了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表彰大会,1983年3月当选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6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万里委员长一席话激起我心中求学梦

1983年6月,我在北京开人代会时,参加了一个农民代表座谈会,万里委员长问我多大年纪,我回答说:26岁,初中毕业。万里说:做好一个农民,还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我有些紧张地说:我底子薄,担心跟不上。

1984年10月,我开始任大堰村党支部书记。那几年,全国鼓励致富,提倡“万元户”,我种了30亩地,一年下来,满打满算也只能挣五六千元。几年的摸爬滚打,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我决定去读大学,出来闯一闯。

1987年,全国人大代表届满前,我找同是湖北代表的华中农业大学的陈华奎校长。他建议我到武汉大学去读成人教育大专班。

随后,我找到副省长梁淑芬,梁副省长当时主管教育,她有些为难。一是我不够资格参加考试;二是即使我够资格考试也很难考上。于是,她向省教委的孙德华主任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着信直接去找他。

我当时认为这条路不一定走得通,就直接去找武大经济学家李崇怀教授,他对我说:“我回去直接找刘道玉校长,向他介绍一下你的情况,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这年5月,省人代会召开,我再次找到李教授,他告诉我,刘校长答应予以考虑,并希望和我当面谈一下。

当晚,我和李教授找到刘校长家里。刘校长说,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学校已向国家教委打报告,申请破格录取,还说这是武汉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例。

至此,我读书的事终于有了着落。

珞珈山下求学两载 招聘转干进城安家

1987年9月,我顺利地踏入武汉大学,就读于经管学院经管专业,住在枫园四舍107室。学校对我特别照顾,当时是四个人或六个人住一间寝室,唯独我一个人住一间寝室。

那一年我30岁,女儿刚3岁,儿子还不到一岁。班上50多名同学,我的年纪属中等偏上。读书期间,我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年只在寒暑假和国庆节回家。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学习上非常吃力,但我没有气馁,天天扎在书堆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7月,我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证。回应城后,我被招聘为国家干部,先后在巡检管理区、杨河镇等地工作,2002年12月起至今任应城市农办副主任、工会主席。也是这一年,我花12万多元在应城买了一套166平方米的房子,一家4口住进了城里。

回想我成长进步的历程,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对此,我感到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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