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钟法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昨天上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对“7·5”公交车纵火案罪犯包来旭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去年7月5日的杭州，也是这样一个热气腾腾，绿植繁茂的时节，当日下午5点多，从灵隐景区驶往市区的满载了80余位乘客的7路公交车沿庆春路行驶至上城区东坡路口时，突发大火。
大火造成30余人(最小的伤员是7岁女孩)受伤，20人重伤。
造成这一切的人，就是包来旭。他本人是7·5公交车纵火案中伤情最重的一个，重伤，烧伤面积达95%以上，他在浙医二院持续治疗长达半年之久。
一直等到司法机关、律师以及医疗人员联合作出评估，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恢复到能够接受庭审，才正式开庭。
这也是这个事件中很多人提出不解的地方。
他罪大恶极，很有可能被判死刑，为什么政府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和代价去医治他，并且为他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记者采访了浙江省刑法权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他说，即便此前我们通过公交起火监控，包括包来旭本人对警方的承认，火是他放的，但是刑事诉讼法有一条基本原则，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所以，在救治时，他等同于其他伤员，医疗人员尽心尽职，只不过因为放火嫌疑，在救治过程中有特别看守。
这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保障，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再者，从诉讼程序上来说，要通过审判才能确定他是否有罪，罪重几何，要保障他有承受诉讼的身体能力。
同样，为其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从我们刑诉法上来说，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被告人必须有辩护律师。如果他本人没有能力请，那么政府给予提供法律援助。
浙江省律协刑委会主任、杭州市律协副会长、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徐宗新说，在如今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对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的重视和保障日益突出。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庭审时杭州检察院铿锵有力的公诉词：“父母的养育，亲友的关怀，找到一份工作，有合法的收入，生病了可以到医院治病，在外有远方的家人牵挂，这些看似平淡的生活，尽管波澜不惊，却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这样的幸福，包来旭也曾经有过。遗憾的是，他更多的是看到生活中的不顺心、不如意，并把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无限夸张，无限放大，最终钻入了违法犯罪的死胡同”。
这是一个人走进死胡同造成的悲剧，珍惜日常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包来旭在病房中的最后一小时是怎样度过的，离开时他曾自言自语——
“我的一生是场噩梦，我对不起那些受伤的人”
从7·5事件事发到昨天，过去298天里，包来旭几乎都是在浙医二院烧伤科的病房度过的。
对法律而言，他是罪人，但对于医生而言，他就是一名患者。钱报记者再次走进浙医二院烧伤科病房，希望从医务人员口中记录一个更加真实的包来旭。
而将这样的时间点缩小到离开病房前的最后一小时，有这样一幕让护士们记忆深刻：
满脸泪水的包来旭，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我终于解脱了。”
●4月30日5点58分
小童看了一下表，走进了包来旭的病房，平时包来旭也都在这个时间醒来。
小童是浙医二院烧伤科的一名普通护士，还是一位90后，在过去的298天，她参与了抢救护理包来旭，也是和包来旭交流最多的一名护士。
前天晚上，是包来旭在病房的最后一夜，刚巧轮到小童值班：“平时晚上都是9点左右就睡了，但昨晚他一直到晚上11点才睡着。”
早上，护工老王送来了一套烟灰色运动服，放在了包来旭的床头。
当看到运动服的一瞬间，包来旭的情绪有些激动。
“平时在病房里他都是穿病号服的，这一套衣服我知道，是给他最后穿的，他自己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4月30日6点03分
“看到衣服，他眼泪马上就出来了，但一直努力地想给我一个微笑。”小童说，当时包来旭一直在说“我终于解脱了，我终于解脱了”。
小童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他摇了摇头，然后把头歪到一侧，一边流眼泪，一边用头蹭枕头，因为他双手无法动弹，所以要靠枕头擦眼泪。
这时候，更多的工作人员走进了包来旭的病房，大家帮助他穿上那套准备好的运动服，花了很长时间。“虽然四肢无法动弹，但他很配合，能感受到他在努力挪动身体，似乎是让我们少费些力。”
●4月30日6点28分
护工说早饭开始了，小童问包来旭吃点什么？他摇了摇头，说吃不下去。
“别人一生是一场美梦，而我做了一场噩梦。我对不起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我对不起那些受伤的人。”这是包来旭最后的自言自语。
小童清楚地记得，说话的包来旭胸口起伏明显，似乎是想强忍着泪水。
●4月30日7点05分
包来旭被几名警察推出了病房，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送他的医务人员，直到电梯门关上，视线都没有离开过。
“从病房到电梯口，他对着我们说了两次谢谢。”
钱报记者在病区采访的时候，很多护理包来旭的医务人员都提到了他的“谢谢”。“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他总是谢谢挂在口头，早上查房时他会说，中午喂饭时他会说，给他擦身体的时候他会说，甚至你向他微笑一下他都会说。”
前天下午，钱报记者走到病房门口，病床上的包来旭立刻把头转向了门口，呆呆地望着眼前的陌生人。
大多数的时间里，包来旭就是这样呆呆地躺在床上，唯一能够说话的对象就是医务人员。一开始，大家问他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后悔吗？
到后来，大家对他的认识渐渐有了变化。
一位医生说，“他有点自卑，还有点敏感，非常在乎你的表情，生怕说错话，总是小心翼翼地回答你。”
一位护工说，“胆子很小，但脑子很清楚，躺在病床上但记住每天几月几号，最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甚至知道隔壁病房住着的是公交车上受伤的小男孩，他说自己对不起他。也许是他听到了我们说的话，就记下来了。”
在大家眼里，病床上的包来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平静的，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第一次庭审后，包来旭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回到医院，有医务人员问他，要不要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他摇了摇头，说等执行前一晚再打吧。但最终，他也没有再提出这个要求。
本报通讯员 童小仙 鲁青
本报首席记者 李阳阳
突破的除了医术
还有心理
亦如一名护士所言：对公众而言，包来旭是罪大恶极；而对我们而言，他就是一个病人。所以，为了抢救他，浙医二院的医务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也创造了一个个新纪录。
烧伤面积达到95%的包来旭，一度被北京的专家定论：基本无存活希望。145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强大救治团队，298天不分昼夜，50多名专家多次集中会诊，15次大手术，120次精细换药，和细菌的增长速度赛跑，利用头皮解决皮源不足大问题，最终成功了。
毫无疑问，单纯一个烧伤病人的抢救而言，浙医二院的医疗水平体现了国际水准，而对于医务人员而言，他们最大的突破是心理认识——人道和法治。
“有身边人问，他犯了那么大的错，又要死刑了，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来医治他。一开始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矛盾，但到今天，我们懂了，这就是人道主义和法治公正，正是这份人道主义已经让这个罪犯开始醒悟，开始忏悔。” 烧伤科副主任陈国贤说。
有关这个事件的反思还有很多，不妨用一位护士的日志做结尾：
7·5事件终将过去，而我们需关注的，是身边如他这般缺乏爱的人。我们要深思的，还有很多。不经历长夜痛哭，不足语人生。于他而言，一切已尘埃落定，他最终用生命来承担他所犯下的罪行。希望那些被他伤害的无辜民众，可以放下对他的怨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本报首席记者 李阳阳
(原标题：7·5公交车纵火案罪犯包来旭昨天上午被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