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东西的存在，或许不是因为它们应该存在，仅仅是我们习惯了它们存在。
比如，我们习惯了那些琳琅满目的“学术奖项”，那些眼花缭乱的“科技项目奖”甚至“卷烟技术”评奖，我们更习惯了各色评选、各种奖励背后站立的政府身影。“政府主导”，已成为国内诸多学术科技评选的一大特色。
但是，政府和部门过多过滥地直接介入和组织评奖，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甚至遭遇专业学会喊话“你走开”。
“政府主导评奖伤害学术环境”——一位行业协会人士
今年初，中国计算机学会发布的一份建议引来广泛关注。这份建议明确科技评奖政府可以退出的四大理由：一、干预过多，政府工作“越位”。二、没有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政府工作“缺位”。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政府在评奖中有决定权。四、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评奖过程容易误判、错判。
尽管这一提议后来从网站撤稿，但引发的思考和讨论却不断深入。
“评奖本来就不是政府该干的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政府是行政管理机关，应该按照法律做好监管和服务、资源分配等职责。“对于一些项目、学术成果，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做。”
杜子德表示，政府评奖，相当于把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紧密联系”了。“大家就奔着奖去，奖励本来是工作的结果，现在成了工作的目标，这就异化了评奖；不获奖就不能获得资源，更是本末倒置，这对学术环境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全球90％以上的科技奖是民间奖”——一位大学教授
“我曾经对世界奖励中的科技奖一条一条数过去，90％以上都是民间奖。”国内最早提出“民间奖”概念的学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书华说，包括认知度最高、影响力最广泛的诺贝尔奖、数学界的菲尔兹奖，都属于“民间奖”。
钟书华研究了科技奖励三十年，认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如果把科技奖励也看成一种科技奖励治理，政府就应逐渐放手、简政退出，让专业协会和社会参与。“国家治理本来强调的就是政府、社会、第三方共同治理，而并非政府包打天下，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而现在，三大奖项涉及人数太多，有时甚至达到几千人，再加上各地政府的奖项，数量过多会影响奖项的导向和声望。
“政府奖应该少而精，更好地发挥奖励的作用。”钟书华说，但退出不代表不参与，政府部门还应做到监管、引导、辅导，例如审查评奖机构是否有固定的奖金来源，是否有不允许使用的名称。钟书华建议，除国家最高的科学奖继续保留外，其他奖项逐步取消，省部级以下的政府主导科技奖励建议取消。
“政府退出有什么不行的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由政府部门组织科技成果的评奖，本身就违背学术管理的基本规律，这是对学术研究进行行政评价而非专业和社会评价，很难避免权力寻租、弄虚作假、急功近利与形式主义等问题。熊丙奇认为，取消各类政府科技评奖，实质是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位，打破利益共同体，形成学术共同体。
“政府参与可确保‘高精尖’项目受鼓励”——一位媒体人
也有不少专业人士对政府参与学术评奖持肯定态度。《观察者网》一位编辑告诉记者，事实上政府的参与确保了一些无法迅速转化为经济利益的高精尖领域，能够躲过市场化金钱洪流的冲击获得发展，正如有网友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政府参与评奖，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于敏这次也很难获得特等奖，因为他的成果没法获得“市场、社会等相关的检验”。
“而且如果把这奖项交给民间机构团体评审，那将不可避免出现各种山头利益。”他说，“当然，政府设置了严格的评审程序，还在评委会的具体人员名单上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防止各种‘拉关系’。如果这样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出了问题，很难相信民间学会的评奖就能纯洁。”
但他同时强调，评奖的公正性应该接受监督。例如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广受质疑，因为他已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为了减少争议，瑞典皇家学会不得不让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共享这一奖项。
观点总有不同，利弊总有取舍。或许，有政府公信力的名头作保，当然可以彰显学术科技评选的权威性，但同时，政府也需要为可能存在的失信、寻租和造假“买单”。无论如何，在当前各类评选层出不穷且存在鲜明导向的今天，广泛探讨、清醒认识、不断改进有益无害，而加强评奖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也理应成为全社会共识。
据新华社
（原标题：学术评价，“权力之手”能否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