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南京原市长季建业被判15年 受贿1132万元

【延伸阅读】外媒：批公款吃喝查“球杆”腐败 中共反腐不松懈

参考消息网4月6日报道 外媒称，中共中纪委4月3日发文严厉批评公款吃喝问题数量不降反升的现象。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2月的违规公款吃喝案件较1月上升了近三成，说明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把禁令当“耳旁风”。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5日报道，综合中纪委公布的月度数据显示，2015年2月份违规公款吃喝案件共有126起，比1月份的97起多出29.89%。

报道称，这是中纪委在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9类问题中，唯一违规案件数量上升的问题，引起舆论关注。

中纪委官网4月3日刊文分析，违规公款吃喝有所反弹，一方面虽然与2月份刚好过春节不无关系，但是也说明仍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把禁令当“耳旁风”，我行我素，用公款吃喝。

从各地纪检部门的通报来看，各地公款吃喝的现象仍然严重。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纪委2015年2月通报多起公款吃喝案件；而在3月底，江苏南京六合区粮食系统8名干部违规公款吃喝被查处。

报道称，公款吃喝的形式也有所改变。河南省纪委4月初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虽然一些党员干部不敢公开大吃大喝，但吃喝从高档餐馆向内部食堂、农家乐、私人会所、企业转移。

此外，在高档餐馆吃饭不敢开税控发票了，全部开成定额发票，分解入账报销；将吃喝产生的费用开具办公用品发票，化整为零在单位财务报销。

国家行政学院副研究员李勇4月4日分析，公款吃喝禁住不易，既有制度不到位的原因，也有惯性的原因，“官员手里有权，工资又少”。

李勇建议，在继续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等方式的同时，还要有效发挥人大代表、媒体、民众等监督作用。

报道说，惩罚力度不够也被认为是公款吃喝反弹的主因之一。《华商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从一些地方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对违规者的处罚一般是警告处分，并没有触及其职务和权力，自然对其他人震慑力不够，为此或应再次探讨公款吃喝“入刑”的问题。

从制度着手则是遏制公款吃喝的根本办法。《北京青年报》4月4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要建立完整、规范的财政预算制度，通过财政预算立法环节严格把关，对超过预算安排的公款吃请行为追究刑责，一律按侵犯财产罪或贪污罪论处。

报道称，除公款吃喝外，“四风”顽疾也依然体现在其他问题上。例如，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仍禁而不绝，虽然2月份违规案件比1月份有所下降，但仍有551起，在各类问题中列第一位。对此，中纪委认为当前还要继续加强公务用车管理，抓紧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另外，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也居高不下。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陋习依然严重。

另据《今日美国报》网站4月4日报道，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已关闭了近70个高尔夫球场，冻结了全国范围内的高尔夫球场建设，并开始对打高尔夫球的官员进行腐败调查。

国家发改委网站3月30日宣布取缔全国范围内66家非法兴建的高尔夫球场。中国国内的高尔夫球场总数大约有600到700家。

商务部在3月底也表示，商务部高级官员王沈阳参加企业安排的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已构成违纪，有关部门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在中国南方，广州市有关部门官员之前表示，该市反贪机构已经把目标对准了打高尔夫球的官员。

《被禁的运动：高尔夫球和中国梦》一书的作者丹·沃什本说，打高尔夫球被视为“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的一种精英阶层的娱乐活动”。

沃什本说：“政府官员靠自己的工资，应该负担不起打高尔夫球的消费。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高尔夫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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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已关闭了近70个高尔夫球场。（资料图片）

（2015-04-06 10:49:43）

【延伸阅读】外媒：反腐让官员变节俭 喝瓶装水吃饭自掏腰包

参考消息网4月3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之后掀起的反腐运动瞄准腐败官员，他将涉贪官员称为“老虎”和“苍蝇”。他清除大“老虎”和小“苍蝇”的努力主要包括自上而下微观管理并一视同仁地惩戒官员收受贿赂的习惯。

据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4月1日报道，根据中国高层领导做出的表率可知，官员们面临的前景堪忧，他们将要喝瓶装水，吃饭要自掏腰包。

报道说，中国有数千万公职人员，高盛公司表示，他们占据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半壁江山。

高盛公司最近的报告显示，大多数官员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但他们占有了6000亿美元“灰色收入”，即在国家监控体系之外获得的收入。2013年的另一份报告发现，“灰色收入”占国家经济总规模的比例连续三年保持不变，2011年升至6.2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中国GDP的13%。

2013年11月，中国官方印发条例，对政府活动和差旅费用设定了限制。从那时起，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控制地方官员的开支。

据媒体报道，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对酒类消费采取了最严格的禁令。禁令要求地方官员和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在公务接待中一律不允许饮酒，除非是“特殊场合”，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按标准提供省内地产酒。

其他省份将到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公务出差的伙食补助费标准限定在每天60元人民币；到较小的城市和镇上出差的话，伙食标准分别是每天50元和40元人民币。有些省份还将早餐开支限制在20元人民币。根据那种标准，官员们可以买麦当劳的巨无霸套餐，但要是在星巴克喝咖啡的话，就超过限额了。

到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住宿费大多限制在每天300元人民币，在较小城市则为220元至260元人民币。交通费为每天40元人民币。

高盛公司表示，餐馆和酒店的食品和饮料消费占中国2013年总零售额的23%。

报道称，新节俭运动导致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大大削弱了全球奢侈品和高端服务经销商的生意。

不过并非所有跨国企业都遭受了损失。温德姆酒店集团称在中国的销售很活跃，该集团拥有几个旅馆品牌，包括华美达、戴斯酒店和速8等。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洛温表示：“官员不想再住五星级酒店。我们的酒店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我们的收入在持续增长。我们处于市场盈利点上。”

新节俭标准同样适用于因公出国（境）的官员。有的地方规定去香港最多不能超过4天，而去美国则被限制在7天到8天。

这种自上而下严格控制腐败的做法让人们想起了中国典型的法家学说，该学说呼吁严法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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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势头不减。来源：新华社

（2015-04-03 09:24:00）

【延伸阅读】港媒：中纪委官员吁澳门配合内地反腐追逃追赃

参考消息网4月2日报道 港媒称，中国政府的一位高官敦促澳门反腐机构与中央政府合作，配合内地的反腐运动追捕在逃贪官。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1日报道，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3月30日表示，他希望“与澳门廉政公署加强追逃追赃务实合作”。

黄树贤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廉政专员张永春一行时发表了上述讲话。就在几天前，内地启动“天网行动”在国际上追捕外逃贪官。

媒体报道援引黄树贤的话说，内地和澳门的合作将加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执行力度。

报道称，自2012年以来，内地加强了惩治腐败党员干部的行动。外界普遍认为，这一行动导致了澳门博彩业收入的直线下降。

虽然澳门1999年就回归祖国了，但它尚未制定法律与内地之间移交逃犯。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杨艾文表示，缺乏协议不会阻碍内地和澳门的合作，因为移交嫌犯只是执法的途径之一。

杨艾文说：“有时候通过信息分享，澳门当局可能了解到足够多的情况来发起自己的调查，以执行澳门的法律——譬如说《反洗钱法》。”

他表示：“这也许是内地所希望的——澳门当局能够起诉和没收贪腐所得，然后将一部分赃款或全部赃款交还给内地。”

北京尚未表示它有意和香港进行类似的合作。和澳门一样，香港也没有和内地签订逃犯引渡协议。

报道称，通过协调政府部门，多管齐下对在逃贪官和那些帮助他们的人采取行动，“天网行动”将比去年中国警方牵头发起的国际追捕行动“猎狐行动”更进一步。

“天网行动”的主要目标包括：涉嫌参与洗钱的地下银行和海外公司，以及那些伪造证件、护照和其他文件的人。（编译/杨雪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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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02 00:33:00）

【延伸阅读】日媒评中国反腐关键点：让市场而非政府分配资源

参考消息网3月31日报道 日媒称，中国的新领导层似乎对经济改革态度谨慎，却在大力打击腐败。反腐运动得到公众大力支持，但其隐含的直接经济意义却更为复杂。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3月30日报道，市场导向和国家主导活动并存的双轨经济为三个关键角色间的腐败互动提供了诱因。其中一方是看到了靠好产品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却缺乏相关资源的私营企业家。解决方案通常是收买一名国有企业的代表，后者能提供上述资源，尤其是国有银行的融资。不过这一切都需要地方官员的庇佑。腐败与发展由此携手并进。

此外，中国独特的权力下放地方的行政体系通过设定激励地方官员的投资和生产目标抑制了腐败阻碍发展的一面。

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双重价格——一个主要由市场决定，另一个则可享有补贴——也曾加剧了过渡阶段中的腐败。这为通过价格套利获得非法收入创造了机会。价格的并轨消除了此类寻租活动的大部分机会。

报道称，今天的问题在于，土地、能源、资本和劳动力等关键投入的价格是扭曲的。许多上了新闻头条的最糟糕的案件是关于地方当局和私营开发商非法占地用于商业开发，挪用国企获得的补贴性贷款，以及对能源的不当使用。这正是中国领导人的反腐运动一开始就瞄准能源企业，以及土地征用等问题在改革日程上排在如此靠前位置的原因。

很少有人意识到，作为中国新城镇化计划的核心，放宽对劳动力迁移和定居资格的管制会对抑制腐败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在大城市中，作为雇佣程序的一环，甚至存在购买定居权的市场。

中国的飞速发展使腐败程度与日俱增，因为创造的财富越多意味着能被抽取的财富也更多。在一个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里，公务员薪酬和私营部门管理者的薪酬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也为腐败提供了沃土。

报道认为，漏洞最多的阶段是从中央控制的经济向市场驱动的经济过渡的过程，此时游戏规则和产权尚不明确。决定性的问题在于中国最终能否履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承诺，让市场而非政府成为分配资源的主要力量。否则腐败将继续猖獗下去。

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因腐败入狱的几率只有3%——这令腐败成为一场高收益低风险的豪赌。将更多的“老虎和苍蝇”绳之以法会改变风险-收益的算法。不过，最终只有付出更多努力来解决助长腐败的结构性因素，中国才能取得成功。

报道称，这意味着要通过区分中国体制的四个重要驱动因素——党、政府、企业和银行——的作用和责任来打破双轨经济中关键角色之间的腐败关系。目前，在政府和党的作用以及它们对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影响间不存在防火墙。尽管理论上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已变得越来越“私有化”，但不管经济实体正式的所有权结构如何，其大部分重要决策进程中仍弥漫着政府的影响力。打破这些关系需要启动某种形式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以建立更有效的责任和透明机制，让腐败活动更难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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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领导层似乎对经济改革态度谨慎，却在大力打击腐败。（资料图片）

（2015-03-31 19:33:43）

（原标题：外媒：南京原市长季建业被判15年 受贿113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