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4日报道 英媒称，创纪录的290名新富豪加入了全球最富人士的行列，让福布斯富豪榜登记的全球最富人士达到创纪录的1826人。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3月3日报道，其中有四分之一新晋富豪来自中国，新加入的身家10亿的年轻富豪人数破了纪录（46名富豪不满40岁）。
他们大部分来自技术领域，该领域不仅为40岁以下的群体带来了财富，还助力阿里巴巴的马云成为中国排名第二的富豪。不过重夺中国首富头衔的王健林继续占据榜首位置一事表明，在中国，还是传统的房地产和娱乐产业赚钱最多。
王健林近日在上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当被问及“大家是否对中国超级富豪的人数迅速增长抱有怨恨情绪”时，他回答存在这种情绪，且这种现象并非中国内地独有。他说，随着社会变得中产阶级化，仇富情绪也在加剧。他认为，当新加坡和香港等地比较穷时，没有这样的情绪，随着这些社会变得更富裕，情况发生了变化。
王健林的说法与发现不平等和贫困是相关概念的研究不谋而合。
影响幸福的不只是富人和穷人收入间的绝对差距。这是基尼系数等指标通常会测量的东西。不过随着中产阶级开始成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比较就变成相对的了。
例如，在发达经济体中，定义贫困的是你的收入与收入中位数的比值。按这一标准衡量，英国有100多万领退休金的人是穷人——靠不到收入中位数60％的钱过活的人。
就中国而言，这种变化中的社会认知是伴随中国过去10年向中产阶级社会转变的进程而来的。直到2002年中国的平均收入才超过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上升至每年人均1000美元以上。
中国加入中产阶级国家的行列，平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不过是几年前——2008年——的事。即使到了平均收入约为7000美元的现在，按平均收入衡量，中国也只能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跻身前90。
报道称，当然，平均值掩盖了分配问题，而中国是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2012年，最富的5％的人赚的钱几乎占中国全部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
绝大多数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巨大差距，城市家庭的收入约为农村家庭的3倍，依国际标准看这一差距很大。沿海地区也在财富上超过了内陆地区。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面临形形色色不平等现象的社会。
财富分配不均最公开的例子现在让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了富二代，包括因在微博上直言不讳而引人注目的王健林之子这样的富二代。
报道称，挺过文化大革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最早放宽市场管制时一跃成为企业家的那一代，与利用本世纪头一个10年中国加大开放力度的契机的技术先驱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半数以上的富人是企业家；剩下的是投资者和为数不多的高收入管理人员。
王健林想起有段时间他们成了试图努力工作效法他们的其他人的榜样。到了现在，王健林走出他的劳斯莱斯豪车时闪光灯仍会闪个不停。
不过，当记者问他在公众纷纷批评他儿子后他是否对下一代的职业道德感到担心时，他说担心。
回到仇富情绪加剧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需要企业家和私营公司取得成功。但他也认为，富人应带头致力于慈善，回报社会。中国的慈善事业落后了，比尔·盖茨曾称“那儿还没有”慈善。
随着近几年慈善活动有所增加，从衡量指标之一、慈善救助基金会的世界捐献指数看，中国的情况有所改善。
有些慈善活动是由杨澜等高调人士带头发起的。不过，就捐款和其他慈善活动而言，中国在135个国家中名列第128位。
报道称，现在我们有必要回想起来：当邓小平在中国启动市场改革时，他说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或许是让富人拿出部分财富回报社会的时候了。（编译/耿凌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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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王健林。新华社发（蔡啸天 摄）
【延伸阅读】法媒：绝大多数人搭上发展列车 仇官仇富才会渐失
视频：马云称当首富没意义：1个月拿90块钱时最快乐 来源：广东高清
中新网11月27日电法国《欧洲时报》网站近期刊文称，近日，大陆知名电商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的一句话广为传播，“不能仇富，不能仇官，一个社会必须倡导阳光下的财富，不是把村里的地主都杀了，农民就能富起来的。”分析指，缓解“仇富仇官”，最根本的还是要政府通过税收等财政手段公平合理分配，真正让全体民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能搭上中国发展这趟高速列车，“仇官仇富”的土壤就不复存在了。
文章称，一家网站趁机推出“你是否仇马云的富？”的问卷调查，吸引逾13万人参与，其中82.6%网友表示“阳光下的财富有什么好仇的”。正大光明挣钱成长起来的首富并不招仇恨，可见“仇官、仇富”这种非理性情绪更多的是民众对于社会现状的差评。
分析指出，经济保持增长，社会财富积累，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相对贫困现象加重，加上高房价等社会刚性需求无法满足的压力，部分民众发现即使经过个人努力也无法达到理想的生活水平时，就容易把愤怒倾泻到社会，尤其是投射到比较强势的官员和比较成功的商人身上，点燃“仇富仇官”情绪。
中国社会中财富的隐秘积累，加剧了这种仇恨。加上一些霸道官员、无良富人或作恶、或炫富，产生与民众的直接冲突，这些害群之马让官商整个群体直接“中枪”。
该文表示，公道自在人心。马云倡导的“阳光下的财富”，是缓解“仇官仇富”情绪的重要出口。做正经生意人，赚干净的钱，不触碰公共利益底线，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做清廉的官，不怕财产公示，不该伸手的地方不伸手，对得起民众的信任。
曾经有网民开玩笑说，如果纳税也能用支付宝支付，我们全权根据公共服务质量确认支付，政府官员肯定会追着我们一口一个“亲”(电商平台上商家对顾客的昵称)，求付款、求好评。若如此，何来“仇”呢？
缓解“仇富仇官”，最根本的还是要政府通过税收等财政手段公平合理分配，真正让全体民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能搭上中国发展这趟高速列车，“仇官仇富”的土壤就不复存在了。(雅西)
（2014-11-27 14:07:10）
【延伸阅读】中国富豪财富来路不正导致民众“仇富”
参考消息网9月27日报道 俄罗斯《星火》周刊26日发表题为“从忌妒到仇视”的署名文章，作者牛津大学教授卡尔·格特在文章中指出，一部分中国人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另一部分人仍极度贫困。在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下，中国新贵们危机四伏，他们的财产令人羡慕，消费方式被推崇，同时引起社会的仇恨。一项调查表明，有65%的人鄙视富人。多数中国人认为，新的富豪是靠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的。
文章称，中国的新贵可按经济改革的不同时期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个体户，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的零售业革命。当时约有2000万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返城。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国家允许成立私企。1988年中国城市有300多万小私营企业，雇用了500万人。路边的修车摊、小饭铺、水果摊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中的多数人不相信这种政策会持久，因此拼命挣钱，大把消费。
在1985年开始的改革中涌现出第二批更成功的人士，当时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出售多余的物资，并可以支配这些利润。于是出现了价格的“双轨制”，即从国家低价拿货，再到市场上高价出售。数百万中国人靠这种差价捞到钱，他们绝大多数是与国家机关有关系的人。上世纪80年代这种投机倒把行为的总利润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靠此发财的人被称作寄生虫，并被认为是引起高通胀的罪魁祸首，这种现象引发社会的极大不满。
这些靠“双轨制”发财的人与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靠不动产市场发财的人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后者利用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买到需要的土地，从国家的银行拿到巨额贷款。许多人指责正是这种行为推高了房价，使老百姓无力购买住房。
中国的最后一批暴发户是国有企业的前领导人，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靠弄虚作假窃取国有资产，用低廉的价格从国家手中购入本企业控股权，然后将其倒卖，靠资产变现发财。
中国的社会学家认为，老百姓完全有理由认为，富人是通过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而发财，因此他们不仅忌妒富人，而且仇视他们。中国出现了一个心理学新词“仇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仇恨富人不是因为他们行为乖张和过度消费，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正。
文章指出，中国民众在“仇富”的同时，却在追求奢侈消费，追逐西方的消费文化。新的奢华生活方式正在逐渐确立，并促进了顶尖消费。塞巴斯蒂安·华在中国开设了一家专供新一代富人消费的夜总会，他在评论中国人对奢华生活的向往时说，哪怕这些新老板现在更多地是在模仿外国精英的生活方式，但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他们自己也会成为世界奢华的标准。
（2011-09-27 11:29:00）
【延伸阅读】美媒：比尔·盖茨公开要求中国富人多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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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月24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美国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主席比尔·盖茨到访欧盟总部。新华社记者周磊摄
参考消息网4月9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富人有了不少西方富人的品味：艺术、私人飞机、DRC勃艮第（名酒）和爱马仕品牌包，但比尔·盖茨说，中国富人没有接受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慈善。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4月9日报道称，根据《胡润百富》杂志，去年，中国前100名慈善家仅捐赠8.9亿美元，而美国前50名捐赠者去年就捐出了77亿美元。
“脸谱”网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去年的捐款——近10亿美元——比中国前100名慈善家的捐款总额还要多。
因此，盖茨公开要求中国富人做更多善事并不奇怪。
盖茨在新加坡对路透社记者说：“当（中国）发生大灾难时，你会看到大众的慷慨行为，但如果你审视制度性的东西，比如捐钱给医疗卫生事业，捐钱给大学做研究，捐钱给残疾人，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没有出现。”
他说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制订友善的政策，比如减税。
报道称将对中国富人会对此作何反应拭目以待。盖茨和巴菲特曾邀请中国富豪中的50人参加慈善晚宴，约1/3的人拒绝了这一邀请。（编译/龙君）
（2014-04-09 16:49:00）
（原标题：英媒：现在或许是中国富人回报社会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