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日晚，云南昆明发生“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特警接警赶到现场后，1名特警在15秒内击倒5名暴徒，制止了伤亡人数的继续扩大。事 后，这名特警回忆：他朝天鸣枪示警两次，并要求暴徒把刀放下。但这期间，暴徒仍一直挥舞着长刀向他冲过来，“离我最近的一个不到两米”，“我最终按照上级 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处置”，“若再迟疑1秒钟，倒下的可能就会是我”。
鸣枪，意味着“我要朝你开枪了”！为何暴徒对两次鸣枪警告置若罔闻，暴行仍在继续？两次鸣枪警告，是否可能贻误战机？鸣枪警告，是必须的吗？这一处置细节在事后引发了舆论热议。
记者采访发现，与我们的惯常想法不同，鸣枪警告，其实既不是法定必须程序，也不是开枪前的必经程序，甚至存在一定的风险。正如一位省会市公安局局长所说：如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用枪要请示领导一样，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开枪前必须鸣枪警告。
我国警察为何
“偏爱”鸣枪警告
鸣枪警告，一般俗称为“鸣枪示警”，指警察向正在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射击之前，先向天空或其他安全方向开枪，以此方式达到警示犯罪人立即停止犯罪、若不停止就会直接向其射击的目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谢川豫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 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但条例并未对警告的方式予以明确规定。警告包括口头警告和鸣枪警告两种，鸣枪警告只是警察开枪前警告的一种方式。
亮明身份，发出清晰、响亮、简明的言辞告诫（如“警察！不许动！再动就开枪！”），并辅之以掏枪、举枪、瞄准等动作———这种口头警告，如果现场嘈杂可 能听不清或听不到，同时，威慑和制止效果有限，有些歹徒不相信警察会真开枪，仍会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另外，鸣枪警告由于发出巨响，能较为容易地找到目击证 人提供证言，弹壳也可作为物证，警察在事后接受调查时容易证明自己已履行警告义务。因此，许多民警将“警告”理解为鸣枪警告，甚至形成根深蒂固的“思维定 式”：当局面难以控制或需要警告对方时，就可以鸣枪。
而影视作品经常出现的警察鸣枪警告镜头，对群众也有一种错误引导，群众误以为警察鸣枪示警后才可以真正地开枪，因而对口头警告置若罔闻。
鸣枪警告有一定危险性
其实，我国除看守所条例明确授权看守人员和武警针对被羁押人员越狱、暴动、脱逃时有权鸣枪警告之外，并未授予警察在其他执法情形下鸣枪警告的权力，按照“法无授权不得行”的原则，谢川豫教授认为，在不适用看守所条例的场合，警察不能采取鸣枪（即开枪）方式警告。
首先，鸣枪警告本来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却可能成为引发夺枪行为的导火索。如果开枪前鸣枪警告，还有可能使行凶者下手更狠，而且民警携带的子弹有限，鸣枪会浪费子弹，还会给公共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近年来，多起案件中都发生过民警鸣枪警告，歹徒不但没有停止侵害行为，反而上前抢枪的恶劣行径。
其次，鸣枪警告与开枪在本质上都是在“使用武器”，与直接朝人射击一样可能导致伤亡，犯罪嫌疑人、警察自身或无辜群众都可能遭受意外伤害。
鸣枪警告亟待立法规范
广州市公安局警察训练部副教授余强生认为，目前，要紧的是扭转传统的错误认识：开枪射击前要鸣枪。他认为，鸣枪警告应该用在特定场合下，有条件才可以鸣枪，而且鸣枪是为了达到控制事态的目的，不是为了开枪射击而去鸣枪。
谢川豫教授认为，鸣枪警告有一定的正当性，它比口头警告更能起到威吓和制止效果，可以延缓直接射击所带来的剥夺生命的不可逆结果。因此，我国在制度设计上既可以选择禁止鸣枪警告，也可以选择明确授权警察鸣枪警告。
如果立法禁止鸣枪警告，应当设定警察在使用武器前的警告程序：应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口头警告对方，在口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可鸣警笛和拔枪、举枪瞄准威慑，仍需使用武器时便可直接开枪射击。
如果法律明确授权鸣枪警告，应当规定口头警告为原则，鸣枪警告为例外，即当口头警告达不到警告效果时，警察可以鸣枪警告；规定鸣枪警告要朝警察能够判明 不会发生危险的安全方向开枪；将鸣枪警告次数原则上限定为一次，除非警察有充分、合理的理由说明当时情况下应该多次鸣枪警告。
据介绍，目前，俄罗斯、日本等国法律明确授权警察鸣枪警告。而英、美等国均未明确授权警察可以鸣枪警告。我国香港地区立法也未明确授权警察鸣枪示警。按照“法无授权不得行”的原则，香港警察在开枪前均采用口头警告方式，而禁止鸣枪警告。
无论哪种制度选择，都应设定相应的配套规定，以清晰、明确地指引警察规范执法。
责任编辑：魏冕 SX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