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2月29日报道 美媒称，在模糊的监控录像中，张秀虹（音）可以看到她女儿在6年前的一个春日下午骑着自行车沿着乡间小路去上学。
美联社12月27日以《在中国寻找失踪儿童痛苦而无助》为题报道称，在接下来的录像中，姚莉（音）骑车沿着车道走，与她的同学擦身而过。然后，画面停止了：这段录像几分钟后，这个15岁的孩子就消失了，只在附近水沟留下一只鞋子作为线索。
从那以后，张秀虹和她丈夫找遍了整个中国，希望从人口贩子手里将姚莉解救出来——中国的拐卖儿童产业每年吞噬了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一路上，夫妻俩也曾受到骚扰，并多次被警方逮捕和入狱。警方指控他们兴风作浪，和其他家长一起上街搜寻失踪孩子。
张秀虹说：“我们走出去找人，然后这些警察就把我们包围起来。没有人在关注我的女儿。没有人在做任何事情。我们怎么才能有更多的希望？”
在一个受到严格监控的社会中，张秀虹和其他失踪儿童的家长都知道，他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首先，他们必须与一个绑架和非法买卖儿童的庞大、不透明网络作斗争。由于警方寻找失踪儿童的努力常常无法让这些家长感到满意，他们必须与当局进行谈判，以便自己去寻找孩子。
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每年估计有多达7万儿童被拐卖并成为非法收养、强制劳动或性交易的受害者，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拐卖儿童市场之一。相比之下，据波利·克拉斯基金会——一个以阻止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和帮助寻找失踪儿童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说，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00名儿童被陌生人绑架。
中国当局试图表明他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于2009年发起一个反拐卖人口的专项行动。政府媒体说，该专项行动已经破获了11000个拐卖团伙，在全国各地救出了54000多孩子。
今年9月份上映的中国电影《亲爱的》也强调了拐卖儿童的问题。电影讲述了一对夫妻经过多年努力找到自己被绑架的儿子的真实故事。
不过，很多家长表示，寻找失踪儿童主要得靠自己的努力，警方最多是不管他们的行动。
肖超华（音）的儿子失踪时才5岁，2007年孩子在他的店门外失踪。肖超华说，要求电视台播放个别儿童的照片和姓名的要求大多遭到拒绝。
他说：“电视台不会播出的，因为这么做就会揭露中国的问题之一——曝光孩子们在这里失踪的事实。”
据国际非营利组织“救助儿童会”中国区负责人皮娅·麦克雷说，中国警方也希望通过更多的办法来帮助这些家庭，即便如此，他们往往不告诉这些家长自己在做什么。
麦克雷说：“这些家长感到缺乏沟通，他们希望采取行动。我们看到警方确实在努力改善情况，我们希望它会变得更好。”
虽然中国已经加强了打击贩卖人口的法律，并强化公众在这方面的意识，但不少失踪儿童的家长说，他们在孤军作战，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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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亲爱的》海报。
【延伸阅读】中国将集中打击拐卖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新华网上海11月25日电（记者黄安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5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法院少年法庭三十年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各级法院年前要集中打击一批拐卖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并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方式，找出规律，加强宣传，预防犯罪。
周强表示，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拐卖儿童、组织儿童乞讨及猥亵、强奸儿童等刑事案件，坚决遏制此类犯罪多发势头。“对于拐卖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全社会都深恶痛绝，尽管打击力度很大，但仍然屡禁不止，一些罪犯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周强表示，一方面，各级法院要加大惩罚力度，另外一方面应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方式，找出一些规律，以预防此类犯罪发生。
周强举例说：“比如针对拐卖儿童犯罪，可通过信息化手段分析出哪些地方此类案件多发，哪些是累犯、惯犯。法院要加强这方面的分析，同社会有关部门一起做好预防犯罪的工作。”
记者从会上获悉，30年来，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共判处未成年犯150余万人，经过教育、矫治，绝大多数未成年犯悔罪服判并最终重返社会，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公民。2002年以来，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一直在2％左右，远低于全部罪犯的重新犯罪率。
（2014-11-25 21:49:58）
【延伸阅读】让宝贝回家——中国构建长效机制打击拐卖儿童
新华网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王菲菲 胡靖国 张芽芽）6年来，开着货车寻找被拐卖的女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花掉了60多万元积蓄后，山西人冯建林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渐渐明白，寻找女儿是一场持久战，要先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正常，才有能力继续找下去。
冯建林今年40岁，原本经营汽修生意，家庭还算富裕，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直到2008年3月，9岁的小女儿冯云吃过午饭去上学，再也没有回家。警方分析认为冯云是被人贩子拐走了。从此，冯建林踏上煎熬的寻女路。
冯建林一家的遭遇并非个案。此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检查报告称，在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犯罪中，拐卖儿童犯罪是较为突出的类型之一。
受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影响，以及拐卖儿童的暴利驱使，致使此类犯罪在中国一些地方仍呈现多发态势。中国公安部数据显示，在2009年4月至2011年年底，一项打击拐卖犯罪专项行动共摧毁1．1万多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解救5．4万余名被拐儿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赵辉表示，拐卖儿童现象存在甚至高发的主要由于买方市场需求的存在。而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买方的处罚基本没有、或者很轻，则是买方市场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中国正在通过立法改变这种状况。根据中国现行刑法，收买妇女、儿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上月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做出修改，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属于犯罪。
修正案草案将现行刑法中针对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情形，“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法律界人士强调，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除罪条款的修改很有必要。
越来越多的民间公益力量也在投入这一领域，出现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博爱童话园”等民间打拐力量。
几年前，一场始于微博的网络打拐行动，唤起了全社会对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关注。互联网信息流通的高效、快速，以及网民的参与，极大地提高了打击拐卖儿童的社会参与度和寻找效率。
为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中国政府更是持续发力，先后发布两个国家级“反拐”行动计划，实现“打拐”工作由公安机关单打独斗向全社会参与的预防、打击、救助综合治理模式转变，进一步建立“打拐”长效机制。
中国还组建了ＤＮＡ数据库以解决儿童被拐多年识别确认难的问题。2013年，中国共侦破拐卖儿童案件2765起；利用全国公安机关打拐ＤＮＡ信息系统为631名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赵辉指出，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公安、民政、卫生等多个部门，需要系统应对。由于现行收养法一些规定滞后，对非法收养行为监督缺失、打击不力，也是私自收养、拐卖儿童等现象的肇因之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发布的消息显示，民政部正在起草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条例（草案）的送审稿。
此外，也有专家和民间“打拐”人士认为，对于儿童的安全教育也应受到重视。“防拐意义大于反拐，不要让悲剧一再重演。”冯建林说。
今年3月，冯建林开通了“建林寻子网”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寻子信息和打拐、防拐信息，已有数万粉丝。在冯建林和其他被拐儿童家长的努力下，已经找到了14个孩子。每次看到别人的孩子回家，他的心情都特别复杂。
“当然会高兴，又有一个家庭不用再像我这样了。但又在想，我的孩子究竟在哪里？”冯建林曾无数次地想象过女儿回来时的情景。
（2014-11-21 15:38:13）
【延伸阅读】 广西法院公开二审“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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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在防城港市公开二审“2011·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今年5月16日，该案24名被告人因拐卖儿童罪获刑，其中黄清恒、黄曼丽、阮氏军3名主犯一审被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15年。黄清恒等7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此前2011年7月15日，在中国公安部统一指挥下，广西、广东两地警方联手，成功切断了这一从越南向中国境内拐卖婴儿的通道，摧毁了该组织在中国境内的犯罪网络。 中新社发 李敏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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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在防城港市公开二审“2011·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今年5月16日，该案24名被告人因拐卖儿童罪获刑，其中黄清恒、黄曼丽、阮氏军3名主犯一审被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15年。黄清恒等7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此前2011年7月15日，在中国公安部统一指挥下，广西、广东两地警方联手，成功切断了这一从越南向中国境内拐卖婴儿的通道，摧毁了该组织在中国境内的犯罪网络。 中新社发 李敏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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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5 07:30:42）
（原标题：美媒关注中国被拐儿童家长 称其“痛苦而无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