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2月8日报道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12月6日发表作者张化桥题为《乡土中国的分崩瓦解》的文章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纬已经被撕碎，而这种崩溃在农村最为明显。
作者称，去年年底，他回了趟童年时生活的湖北老家的村子，发现他兄弟出门前在腰带下别了一把军刀。作者问为什么要带刀，他兄弟说：“这边不像过去那么安全了。”
作者称，几十年失败的政策和政府的忽视使传统社会规范分崩瓦解，像中国很多乡村城镇一样，他生长的那个宁静浪漫的村子也因此陷入衰落。
作者称他的童年恰逢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刻，仍然过着传统的乡村生活。家族关系牢固，犯罪闻所未闻，生活环境保持着原始的质朴。
作者称他们那时不在意贫困——上世纪70年代初他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全校都没有课本，因为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他们生活在祥和、关系紧密的社会。
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经纬已经被撕碎，而这种崩溃在农村最为明显：家庭解体，犯罪率急剧升高，环境恶化致人死亡。
几十年来，国家一直避免插手私人生活，对此曾经感到满意的很多村民现在却急需政府干预。必须采取行动才能重建中国日益衰落的乡村生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带来生产力的爆发和乡村居民的更大自由。农民突然有权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如何销售收成和其他产品。
很多农民决定离开土地，到东南沿海繁荣的城市打工，把钱和新奇的知识带回家。很多人带回急需的技术，自己开始做生意。这个黄金时代被赞扬为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胜利。
乡村的复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结束。通胀迅速侵蚀农村收入，促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更重要的是，政府对住宅实施私有化以后，城市房价暴涨。相比之下，农村住宅的价值几乎不变。太多的农村居民错过了中国的房地产繁荣，造成城乡财富落差。
地方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沿海城市的工厂，各级地方政府都陷入懈怠和退化。
农村家庭生活痛苦。根据报道，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
父母把年幼的孩子留在老家，双双去外地打工是很常见的情况。大概有6000万儿童遭受这种命运，大多留给老人照顾，其中超过3%的儿童被留下来独自生活。这些留守儿童往往要面对孤独（很多人没有兄弟姐妹）和无助。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辍学。一项研究显示，农村地区至少有2000万青少年辍学。我上世纪70年代上的小学十年前因为学生人数不断萎缩而解散。
很多时候，男人去城市打工，妻子则跟孩子留在村里。他们每年只有几次团聚。距离、情感压力和经济困境撕裂了家庭，导致农村地区的离婚率大幅增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和无数政府出版物都曾报道，中国农村很多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犯罪率上升，选举存在舞弊。
中国农村的困境是严峻的，但并非无法解决。政府和公众必须走出阴影，把重建乡村生活放在重要位置。国家有财政资源和专业技能采取行动。现在缺少的只是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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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农村留守儿童
【延伸阅读】第六届农家乐乡村生活体验活动亮相里斯本
新华网里斯本6月21日电（记者马洁君）第六届农家乐乡村生活体验活动21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拉开帷幕，数千名里斯本市民和游客来到活动现场，亲身体验青山绿水间乡村生活的无限乐趣。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平日里车水马龙的里斯本市自由大道被布置成一个大型“农场”，参观者们不用经历驱车劳顿便可以在家门口尽情感受美丽的田园风光。一走入这座“农场”，随处可见绿油油的蔬菜和新鲜的瓜果，还能看见很多鸡、鸭、猪、马等平日里在城市中不常见到的家禽家畜。大片的向日葵更让平时难得体验乡村生活的城市居民感觉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
里斯本的农家乐乡村生活体验活动由葡萄牙大型零售连锁超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Ｅ、葡萄牙农业协会和里斯本市政府共同举办。活动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说，组织方希望以此来展示葡萄牙优质的农产品和传统农业文化，同时鼓励更多的葡萄牙民众关注本国农产品，增强国民使用国货的意识，振兴国家农业发展。
这项农家乐乡村生活体验活动始于2009年，每年举办一次，深受里斯本市民喜爱。每年都有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到现场，让小朋友们近距离接触乡村生活，尽情体验乡间恬静而惬意的农家生活。
（2014-06-22 12:10:01）
【延伸阅读】看看越南的乡村生活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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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1 10:20:01）
【延伸阅读】研究机构：中国农村法治建设面临四大瓶颈
中新社武汉10月30日电 (记者 艾启平)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30日在武汉发布《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政治卷》研究成果称，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存在着“重守法，轻用法”等误区，当前的中国农村法治建设主要面临着四大瓶颈。
2009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个村进行每年两次的大规模抽样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调研数据。本项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年的“百村观察”项目“农村法治建设”专题调查和2013年的“百村观察”项目。
报告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普法宣传和基层司法服务为重点的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法律制度、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等深入到农民日常生活。在242个受访村庄中，有178个村庄开展了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占比73.55%。从农民守法意识来看，在4125位受访农民中，有3687位农民认为“只要是法律都必须遵守”，占比89.38%。
该报告对涉及农民政治状况主要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并着重就农村法治建设与基层民主建设两个主题进行重点梳理。报告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农村法治建设主要面临四大瓶颈：一是法治体系不完善，无法满足实际发展需要。二是法治运行不规范，基层政府不依法办事、侵害农民权益行为时有发生，存在“执法不公”问题。三是法治服务形式单一、载体缺失、内容缺乏，导致“有法难用”困局。四是农民法治意识薄弱，用法意愿较低，面临“有法不用”难题。
据调查数据显示，在4123位受访农民中，认为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比重为36.75%；四成农民认为当前法律执行缺乏公正，认为社会中存在“权大于法”现象的占比66.24%；由农民、社会团体或个人组织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占比合计仅为8.42%，64.71%的村庄未开展过法律援助服务活动；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66.93%的农民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诉诸法律”，还有3.69%的农民选择“无论如何都不会诉诸法律”。但是，农民选择“向村干部反映”占比最高，为38.53%。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表示，法治的生命在于落地，在于施行，在于进入广大民众心中。中国法治的基点、重点、难点在农村，农民的法治意识有多强，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能走多远。因此，他建议：进一步普及法律知识，在实践中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为农民用法提供制度渠道和平台。(完)
（2014-10-30 14:21:13）
【延伸阅读】美报：专家称超七成中国农村儿童或有心理问题
贵州一名留守儿童孤单地站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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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月20日报道 美国媒体称，与成百上千万中国农村孩子一样，10岁的杨海莲（音）憧憬着远在他乡打工挣钱的爸爸妈妈回家过年。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17日报道，杨海莲的父母大约是七年前离开家乡的，现在家中只有父亲穿旧了的一双运动鞋成了父母留下的唯一念想。杨海莲和七岁的妹妹杨海丽（音）住在半山腰一个用木头和竹子搭成的家里，姐妹俩同睡一张床，杨海莲就把这双鞋放在床底下。
报道称，留守儿童是中国农民进城务工潮带来的令人遗憾的后果，而致使这些儿童留守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
这两个女孩的人生遭遇体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留下的痛苦印记。中国有大约2.5亿农民工，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作为廉价劳动力维系着中国制造引擎的运行。
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统计，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6100万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留守儿童”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有如此多的孩子需要自己照料自己。
许多有孩子的农民工觉得自己外出打工是为了让家里日子更好过，可以让家人吃得好点、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有些农民工还希望多攒钱，在村子里盖新房。由于夫妻共同外出打工更容易攒下钱，而城市里又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所以在农村，父母双双离家的现象非常普遍。
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就被迫挑起持家的重担。和留守儿童生活在一起的祖父母有的年迈体衰，有的需要干农活，捡柴，他们很多都不识字，不能辅导孩子功课。
村民们叫杨海莲“家务能手”，因为她对待家务十分认真。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闹铃声能把她家附近的狗和公鸡都吵醒。她所在的下箐村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
一些社会工作者和研究人员说，留守儿童的坚强话语下是更深层次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可能损害中国的经济，引发社会动荡。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专家罗思高（斯科特·罗泽尔）说，在中国农村，有超过70%的儿童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迹象，比如感到焦虑和抑郁。罗思高参与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上述结论。
报道称，这些麻烦让留守儿童更难在农村读完初中。在中国，农村学校的辍学率远远高于城市里的学校，部分原因在于沿海城市低端制造业工作的诱惑力，在那些地方，工资上升速度很快。但随着中国经济沿着工业价值链向上攀升，很多这类工作都将消失。
报道指出，2013年11月，中共宣布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让孩子跟随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定居，多年来在一些城市悄悄发生的改变至此得到官方确认。中国政府还在农村地区的学校修建了更多的寄宿设施。
这些举措可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中国那些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有着最多的工作机会，但在那里，孩子随务工父母定居还存在政策限制。这些城市的官员担心，如果接收那么多儿童，城市的医疗和教育系统会承受压力。
下箐村的留守儿童要走大约一小时的山路，翻过大山到毛草坪小学上学。
毛草坪小学的语文老师杨元松说，这所学校75名学生中有39人是留守儿童。每次有来自远方父母的消息，他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安慰这些孩子。
杨老师说，学生父母们会叮嘱他们要听话，努力学习，好好表现。接听过父母电话之后，孩子们的心情会更沉重，他们觉得父母不够爱他们。
报道称，他鼓励学生们在日记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并在《中国留守儿童日记》一书中摘录了一些内容。一名女孩在2011年4月写道：没有妈妈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妈妈我也可以长大。
（2014-01-20 09:33:08）
【延伸阅读】德报：中国农村妇女进城打工追求梦想
上海一处建筑工地的女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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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大城市的工地上有很多农村妇女，她们在那里打工比在家乡务农挣钱更多。
据德国《青年世界报》网站11月9日报道，邹云丽（音）来自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的贵州省农村。直至六年前，这位两个孩子的妈妈一直在家乡务农。当时，现年38岁的她决定离开村子外出打工，以便挣更多钱让孩子上学。邹说，最初她到一家金属工厂工作。“那里空气污染严重，”她回忆说，“我工作几年后觉得自己患病了。”于是她换了工作，到一个工地上当粉刷工。离上海市中心30公里远的这片工地正变成一个新的住宅小区。
“工资和以前差不多，但在这里我们有更多的自由，”邹云丽微笑着说，“所以我很高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目前中国的劳动者46%是女性，这一比例比很多西方国家都高。上海工地上的大多数女工是中年妇女，她们和丈夫或朋友来自外地农村。她们年轻时必须在家里养孩子，男人们则到大城市里卖力。当孩子们长到足够大时，她们也意识到可以工作赚钱，但她们年龄已经太大，当不了女服务员或工厂工人。
此外，和丈夫长期分离也让她们苦恼。因此她们也到建筑工地做“简单的工作”：运沙、粉刷或保洁。她们缺乏培训，干不了技术含量更高的活。她们的工资在行业中算是最低的，一天12小时的工作报酬约合10欧元至16欧元（1欧元约合8.23元人民币），那只相当于男工薪酬的50%至70%。
报道称，做农民工可不是轻松的生活，但她们追求更好的梦想。来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魏淑群（音）也是如此。这位现年43岁的妇女和丈夫已经在外打工20年了。她的两个儿子由爷爷奶奶看大。她的大儿子今年被东部沿海省份山东省的一所大学录取。这让魏淑群感到自豪和高兴。她说，儿子是家里的唯一希望。“今年夏天我们把他们带到这里，让他们体验我们经历的困难，”她说，“这样他们才会理解并抓住通过学习改变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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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1 09:31:00）
（原标题：新报：中国传统社会瓦解 重建乡村生活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