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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驻重庆大使:我就是狄仁杰(图)

重庆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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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渝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如何成为汉学家“当他们把父亲的东西一件件打包的时候,我是有点伤心的,那些东西我是那么熟悉,从童年时期就伴随着我们。现在,当我看到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如此漂亮的展览,我感到发自内心的开心,这么多年,它们终于回到了它们自己的祖国。”11月20日,宝莲坐在父亲高罗佩的展览外,指着里面的文物,吐出了最后一个词语——Homeland。她的父亲荷兰外交官高罗佩,作因创作《大唐狄公案》蜚声四海,他曾称自己就是狄仁杰,狄仁杰的创作大多缘于他的生活。家汉学家“狄仁杰”(高罗佩)与重庆渊源深厚——1943至1946年,他就是在这里首次完全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酝酿了他后来的大部分汉学著作。

他说他就是狄仁杰

11月21日,又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如71年前高罗佩刚到重庆时一样。这天,“巴渝旧事君应忆”荷兰高罗佩家族捐赠高罗佩私人收藏文物展暨“高罗佩在重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峡博物馆启幕。

71年前,高罗佩(RobertvanGulik)以一位外交官身份到战时首都重庆履职;71年后,他的文物展也被看做是一次文化外交活动,荷兰驻华大使贾高博、重庆市副市长谭家玲出席了开幕仪式。

不同的是,71年前,他以一位资深的汉学爱好者而来,71年后,他以一位汉学家回归。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历史研究所教授陈珏在展览开幕致辞中说,关于高罗佩的汉学研究,新世纪中已经举办过五次国际研讨会,重庆此次为第六次。

这天,在展览外的走廊尽头,高罗佩的外孙女高若兰给一群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社会教育课”——“我是狄仁杰”。

这些年,她一直在整理外祖父高罗佩的日记,她告诉孩子们,高罗佩曾说他自己就是狄仁杰,因为《大唐狄公案》情节几乎都来源于他本人的生活点滴。

“你们看这幅画,旁边这个是什么?”她指着一幅人与长臂猿的图画问。长臂猿曾是高罗佩在吉隆坡养的一只宠物,高罗佩很喜欢它。它去世后,高罗佩写了《大唐狄公案·断指记》——故事一开始,狄仁杰坐在回廊尽头的凉轩上用茶,两只猴子挂在亭外的树枝上,其中一只手上拿着一枚金戒指,狄仁杰利用猴子爱模仿的心理,把衣袖中的扇坠、印章等一一拿出来把玩再抛掷,猴子也跟着把戒指把玩一番,再丢掷出去,狄仁杰得以捡到戒指,并发现上面有血迹——故事由此展开。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例如《大唐狄公案·四漆屏》,则是由他自己书房中的屏风命名的。

高罗佩的女儿宝莲(PaulinevanGulik)向重庆青年报记者回忆,她父亲聪明、友好、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一生过得很激烈(intensly),也很丰富。难以想象,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高去世时年仅57岁),写出了30本书,而且还全是异域文化的。”

但遗憾的是,这30本书中,只有一半即15部《大唐狄公案》广为人知。高罗佩原本只打算将他认为不错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狄公案》翻译成中文推介给西方读者,后因在西方广受欢迎,他又创作了15个长篇和8个短篇,形成了《大唐狄公案》系列。上世纪90年代开始,据此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把狄仁杰又推向了华人世界。

但高罗佩的另一半——如果按照他花费的心力去划分,远远超过一半——作为他终身事业的汉学研究,却少有人知。陈珏教授称,整个20世纪,东西方汉学界对高罗佩的汉学研究都没有展开。陈

教授一直致力于“高学”推广,先是在香港《文匯报》汉学专栏中发表《新世纪重读高罗佩》系列专文,后又主持“高罗佩与物质文化研究”大型研究计划。

在渝首次完全融入中国文化

西南大学教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勇在研讨会的发言中说,重庆时期是高罗佩的“鼎盛时期”,一方面,高罗佩自己曾说重庆对他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另一方面他确实在这里结识了当时一流的学者、书法家、书画家。

陈珏教授也认为高罗佩在这里酝酿了他的汉学研究,尽管他的汉学代表作《秘戏图考》以及大部分汉学研究著作都发表在他离开重庆之后,“但重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重庆是一座灰蒙蒙的城市,因为日本空军把它炸平了几次,到处是破烂房屋。但它依然充满欢乐。”多年以后,高罗佩这样描述1943年的重庆。

1943年3月15日,高罗佩抵达战时首都重庆。此时,这个33岁的高个子外国人,已通晓日文、梵文、中文,跟随清末民初著名古琴家叶梦诗学过古琴,与汉学家比尔·阿克尔一起练过书法,“积累了大量的古琴知识,写过《琴道》和《嵇康和他的琴赋》两本书,收集过大量中国音乐书籍和文稿(后又毁于战争)”。

他向往中国已久,此前曾去过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即使在东京,也每天弹奏古琴,与汉学家细野燕台等交往。

而此时的重庆,因为抗战,聚集了“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学者和艺术家”,“没有其他娱乐,放松自己的主要活动是每天的茶话会,以及就中国文化中任何想象得到的话题进行没完没了的交谈”。

高罗佩在这里加入了几个文学协会,又在“天风琴社”认识了于右任、冯玉祥和本地的“富裕阶层”,他们经常在这些富人的别墅中度过周末。

他的记事本显示,那段时期,每天都有文化活动:“早上在一把扇子上作画”、“王世杰(当时的教育部长,后任外交部长)来观看中国卷轴画”、“下午是在弹奏音乐中度过的,吃晚餐后赏灯笼”、“和巴克曼去了沈尹默(知名书法家)那儿,借了砚石”……

1943年夏天,在重庆,高罗佩还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水世芳(张之洞的外孙,父亲为中国外交官水钧韶)并结为夫妻。在结婚21年后,他评价这位妻子具备了“能导致婚姻生活变得幸福美满的一切因素”。

他在自传中说,“(在重庆)我首次完全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感到非常高兴”。

而他在重庆的书斋“吟月庵”(后更名为“尊明阁”),如今就实物还原在三峡博物馆——小到书桌上的笔筒、镇纸,大到屋内的屏风、墙上的书画,都跟随高罗佩多年。

“这些都是父亲在中国买的、或者在别处买的中国的东西,它们能回到中国,回到父母认识、结婚的城市,很有意义。”高罗佩的女儿宝莲如是解释他们捐赠这些文物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原因。

长期受到冷落与无视

离开重庆以后,高罗佩继续外交生涯,官拜荷兰驻日本大使。与此同时,他循着兴趣,分别展开了中国古代性学研究、中国及日本传统绘画研究、古代动物学研究。

其中他收集整理古代秘戏图、春宫图,并研究房内书形成的《秘戏图考》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和开山之作”,成为了该研究领域的鼻祖。在这基础之上,他又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写了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也因家养长臂猿,长期记录研究长臂猿的生态变化与特征,著有《长臂猿考》。

但在西方社会,这些并不入流。

这些著作在20世纪,并没有引起西方汉学界的关注,西方重视他只是因为他写了《大唐狄公案》。“虽然高罗佩受过正规教育,是乌德勒支大学东方学博士,但他一天也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在国外汉学界看来,性文化史、古琴这些题材不是主流的汉学研究,当时汉学主要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典研究,例如四书五经。”陈珏教授如是说。

他分析,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的起伏命运与世界汉学研究的大环境变化有很大关系。高罗佩受冷落的时期正好是20世纪下半叶,也就是第二次汉学典范大转移时期,这时汉学中心正从欧洲向美国转移(20世纪初刚刚完成从“传教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的第一次典范大转移),这次转移也带来了汉学性质的变化,“汉学原来叫Sinology,现在欧洲还剩一两个学校用这个叫法,美国及大部分国家叫ChineseStudies,中国研究,不仅研究古代,还研究现代,而且方法也完全不一样。”

掌握话语权的西方汉学家们对高罗佩的汉学持保留态度,“保留到不愿意评论、不愿意批评的程度,因为不值得批评,因为他们认为高罗佩不是学院派的汉学家,只是一个Amateur(业余爱好者)。”“因此高罗佩说他做汉学研究都是赔钱的,只有《大唐狄公案》赚了大量版税。”陈珏说。

“与西方对高罗佩汉学研究的冷落相反,华人对高罗佩的汉学研究却一直很有兴趣。《秘戏图考》只印了50本,一本送给私人,49本送给图书馆。这样越是不给人看越是有人看,名声就起来了。这从民国的名流陈之迈的《荷兰高罗佩》和胡光麃的《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六十洋客》中,可以清楚看出,然而这两位却都没有对高罗佩的汉学成就展开具体研究。”。

汉学家高罗佩“回温”

到了21世纪,汉学家高罗佩的命运又迎来了新的改变。

据陈珏教授介绍,前五次分别在台北、北京、上海召开的高罗佩汉学研讨会议,有四次由两岸清华大学主办,足见其主流意味。这些会议分别就高罗佩的《秘戏图考》、《古代房内考》、《琴道》、《长臂猿考》、《米海岳砚史考》、《悉昙》、《书画鉴赏汇编》等作品进行了研讨,并邀请了包括牛津大学柯律格(CraigClunas)、加州大学高居翰(JamesCahill)等研究

中国艺术史的知名专家。

为何长达半个世纪的冷落之后,汉学家高罗佩又“回温”了?陈珏认为,这是因为,汉学第三次典范大转移很可能在新世纪的10到15年内就会发生,届时汉学的中心会逐渐回到中文世界。

“21世纪,大量的华人学者,或者是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或者是青年时期去国外留学的,回到了东亚来,形成第三次典范大转移”。这就意味着,此前先后以欧洲、美国为汉学研究中心的时代暂告一段落,西方汉学界话语权移交东方,而东方汉学界一直在关注高罗佩的汉学研究。

“高罗佩跟很多西方汉学家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topic,我是洋人,我来研究你。只有高罗佩把自己投身进去。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的这种作风,以前汉学界不喜欢。而在第三次典范大转移中,很多洋人都将自己深入到中国文化中来研究中国文化,而高罗佩早就这样做了,这是他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陈珏认为,高罗佩汉学研究才刚刚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在此次重庆的研讨会上,就可以看到好几个年轻的面孔,如上海师范大学施晔教授,就是从2010年才开始研究高罗佩的,她引用前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著名汉学家伊维德的观点,认为高罗佩汉学是“冷僻的、边缘的、前沿的”。这样看来,高罗佩要走到主流的地位,非一日之功可成。

责任编辑:于越杨 SN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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