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PEC绘就亚太未来发展蓝图
作为APEC2014年会议的东道主，中国通过举办APEC会议，以大手笔绘就了亚太未来伙伴关系的发展蓝图，留下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印记
文/王震宇
随着《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和《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这两份成果文件的发布，2014年APEC北京会议完美落幕。
11个月前，2013年12月8日的晚上，东道主中国为APEC高官们安排了一次盛大的演出。外宾们在震撼之余纷纷问，中国接下来还能给他们更大惊喜吗？事实证明，中国没让他们的期待落空。
中国政府以一场气势恢宏的焰火晚会回馈了他们一年的辛劳，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映衬出APEC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于APEC双部长会议的一个声明和八个附件，升华于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布的《北京纲领》及4个附件和《APEC成立25周年声明》。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对APEC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北京会议在关键的历史节点
为APEC正确定位，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经济体苦苦寻求新的增长机制，多边贸易谈判进程进展不畅，全球经济进程遭遇碎片化冲击。随着二十国集团和东亚峰会先后成立，APEC作为一个区域合作组织的作用相对下降，各方对APEC的质疑之声近年来不绝于耳。
在此背景下，APEC经济领导人发表《APEC成立25周年声明》，肯定了APEC的进步和成就，确定了APEC作为“亚太地区层级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的地位；
系统总结了APEC的成功经验，即：“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灵活务实、合作共赢的亚太经合组织精神；遵循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
承诺“本着互尊、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致力于共同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
明确了工作目标，重申了实施四个重要成果文件的决定；
承诺培育良好的多元和共同发展环境、促进绿色和可持续增长、缩小发展差距。
通过本次会议，各方已将APEC作为下一个25年各方追求亚太梦想的首要论坛。
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引上正途
并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2014年APEC北京会议在推动经济一体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对《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僵局表示严重关切，对WTO《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和《环境产品协定》谈判的支持，将把不采取新的贸易投资限制措施的承诺延长至2018年底，敦促采取更多具体措施实现茂物目标，批准包括《APEC促进可再生和清洁能源贸易投资声明》等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发展倡议、工作大纲，可谓成果丰硕。
北京会议对APEC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大的贡献，体现在批准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FTAAP)北京路线图》和《APEC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两个成果文件。
《北京路线图》标志着APEC在正式提出推动FTAAP的8年后首次进入务实推动FTAAP阶段。路线图为FTAAP设立了规格和指标，界定了APEC和FTAAP的平行关系，APEC将继续发挥作为FTAAP孵化器的作用，不会改变自身的非约束性、自愿合作的原则；提出了推动实现FTAAP的具体措施；制定了《联合战略研究大纲》，确定了研究范围、研究机制和时间表。
《北京路线图》和相关的战略研究大纲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促进各方将FTAAP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加以推动。有关研究指出，FTAAP将为亚太各经济体带来普遍的贸易生成效应，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则将对亚太区域内的非成员带来贸易转移效应。显然，FTAAP更代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确方向，中国带头务实推动FTAAP，是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向了正途。其二，务实推动FTAAP的过程与实现APEC茂物目标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其三，关于自贸区的信息交流机制将进一步推动自贸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最佳实践的交流。其四，务实推动FTAAP将是中国和美国开展合作的重要载体，以其包容性特征有效缓解TPP中无中国、RCEP中无美国的潜在紧张。
全球价值链则为各成员经济体理解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APEC成立之初，亚太经济体之间的中间品贸易额占APEC总贸易额的两成左右，现在则达到了七成。这说明，随着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不断完善，亚太各经济体日益深入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不但意味着融入全球价值链，还意味着不断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进而要求发展中经济体不断推动创新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彰显了服务业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说服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这两大诉求完美地结合在锐意开展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国身上，使中国责无旁贷地在APEC推动全球价值链合作。
《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确定了10个方面的合作内容，包括2015年提出相关倡议、数据统计合作、服务贸易、经济技术合作、与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等。尽管在10个方面的合作还需要细化，但推动各方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无疑为APEC合作进程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为经济新常态找到活力之源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一席话道出了处于经济新常态的亚太各经济体的广泛共识。然而，尽管各方意识到改革创新是增长的动力源泉，却苦于办法不多或者能力不够。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围绕经济改革、新经济、创新增长、包容性支持和城镇化五大支柱，为APEC各成员经济体提供了具体的合作领域和系统的合作项目，从而使APEC在增长领域的合作从单纯的经验交流和概念口号走向长期务实推动。
从APEC的发展史来看，增长与发展出现在历届APEC领导人会议的宣言中，但很少落到实处，2010年APEC横滨会议提出了APEC增长战略，提出了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和安全增长，2013年APEC巴厘岛会议提出了平等增长。然而，这些多数停留在概念层面。2014年APEC北京会议真正将这些增长概念系统性地整合为五大支柱，并添加了务实的内容。
不但如此，《共识》还将增长合作进行了机制化。如，安排APEC经济委员会处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议题，设立互联网经济特设指导小组讨论互联网经济问题，成立矿业子基金落实矿业原则和支持能力建设，成立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研究建立APEC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建立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设立APEC奖学金，建立APEC可持续城市合作网络，成员自愿捐资成立APEC城镇化子基金，建立APEC反腐与执法机构网络等。
因此，《共识》使APEC系统务实长期推动经济增长合作成为可能，为APEC合作打造好一个转得动、转得好的轮子，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务实推动互联互通提供制度安排
APEC领导人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表示“决心在2025年前完成各方共同确立的倡议和指标，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亚太的远景目标。”这个《互联互通蓝图》是在2013年《APEC互联互通框架》基础上提出的，作为APEC的一个成果文件，其意义堪比茂物目标。1994年，APEC茂物会议为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提出了2010/2020目标；2014年，APEC北京会议为APEC的一个新的合作领域——互联互通提出了2025年目标。
不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复合型亚太互联互通网络殊非易事。首先，硬件互联互通的推动靠的是资金，而APEC并不是一个金融机构，没有融资功能；其次，软件互联互通，因为涉及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规制一致化的内容，其成效也难以体现和衡量；其三，人与人的互联互通受制于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系统推进极为困难；其四，不同的经济体对三个互联互通领域的认识千差万别，难以取得共识和一致承诺，一时的承诺也可能难以持久。
批准《互联互通蓝图》，将有助于从机制上推动APEC超越上述瓶颈，开展互联互通合作。具体来说，它为APEC在三个互联互通领域量身定制了合作规划，譬如，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试点项目、标准合同制定的能力建设、2020年建立“单一窗口”系统、2025年前扩展安全可靠的信息通信技术和商务环境、2020年前实现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跨境学生交流每年100万人、2025年前实现亚太经合组织地区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亿人次等。
为完成这些规划，《互联互通蓝图》制定了实施战略并对实施过程进行定期监督、评估及审议。它还将是一个活文件，不断更新相关安排。由此可见，《互联互通蓝图》为长期持续务实推动互联互通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确保了互联互通合作成为APEC合作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轮子。
一直以来，APEC合作进程就是由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来推动的。近年来，增长议题和互联互通议题在APEC合作进程中分量不断提高，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两大议题更受到各方普遍关注，围绕这两大议题也提出了不少倡议。APEC北京会议分别对这两大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从而使APEC进程由两轮驱动变为四轮驱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轮子是联动的，而不是各自空转。首先，在经济一体化，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互联互通领域中均贯穿着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的议题；其二，经济一体化中的全球价值链合作与创新发展、经济转型、结构改革等密切相关；其三，经济一体化议题中早已包含供应链互联互通议题；其四，互联互通领域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增长动力；其五，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是软件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而人与人互联互通中的旅游业发展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六，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的重要内涵是为贸易投资及互利互通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
中国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
诠释亚太梦想
为扩大APEC影响，助推APEC进程，中国作为东道主本着开放的区域主义，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为APEC2014年会议成果锦上添花。
APEC领导人会议周前夕，21个国家就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签署了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中方宣布设立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愿意同各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为亚太互联互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中国还邀请亚洲伙伴出席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这些亚洲伙伴尚不是APEC成员，对话会不但呼应了APEC互联互通议程，同时也提供了一个APEC与更多亚洲成员接触的机会。
作为APEC2014年会议的东道主，中国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亚太伙伴关系注入了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中国智慧，带领各方筹划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铸造和平、发展、繁荣、进步的亚太梦想，以大手笔绘就了亚太未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留下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印记，获得了APEC伙伴成员的普遍支持和高度赞誉。□(作者单位：中国太平洋全国合作委员会)
习近平讲话：战略引领APEC新发展
习近平主席的系列重要讲话发出了富有魅力的中国声音，提供了广为接受的中国方案，贡献了倍受欢迎的中国智慧，将为区域与周边经济合作注入强大的中国动力，提供美好愿景与梦想，发挥不可或缺的战略引领作用
文/陈须隆
在北京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头戏，充分展现了中国“主场外交”的能力、水平和魅力。夙夜在公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这次“主场外交”的最关键角色，恪尽地主之谊，其点点滴滴都彰显泱泱大国的气度和礼仪之邦的风范。
期间，习近平前后共发表五次重要讲话。其中三次讲话具有战略引领作用，分别是：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的主旨演讲；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演讲；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题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开幕辞。一次讲话为在APEC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习近平特别提到了“APEC蓝”和中国文化中的“上善若水”。另一次讲话是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闭幕辞，习近平总结了本次APEC会议的重要共识和丰硕成果，起到一锤定音作用。
这一系列讲话发出了富有时代感召力的中国声音，提供了广为接受的中国方案，贡献了倍受欢迎的中国智慧，为区域与周边经济合作注入强大的中国动力，提供美好愿景与梦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战略引领作用，在APEC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互联互通是亚洲腾飞的血脉经络
加强各种伙伴关系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潮流，中国顺应时代潮流并成为大有作为的弄潮儿。北京APEC峰会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紧紧把握亚太合作的时代脉搏，凝聚了APEC大家庭的共识，并立志塑造亚太美好未来。
在APEC峰会的“边会”或会前会上，中国召集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共商亚洲发展大计。此举不仅增加了北京APEC会的附加值，而且统筹地区外交与周边外交，并赋予伙伴关系以重要实质内涵，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风格。
习近平主席在对话会上发表精彩演讲。他以“愚公移山”寓言及其精神表明实现互联互通的决心和信心，以丝绸之路为典范证明亚洲人民是互联互通的开拓者，并将互联互通上升到人类社会追求的高度，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他着重谈的是当前形势下如何搞好亚洲的互联互通。习近平提出了互联互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首先是“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思想，即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也被称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三大支柱。其次是“五头并进”的重要思想，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
习近平提出了解决亚洲互联互通面临问题的中国方案。一是要实现亚洲国家联动发展。二是要塑造更加开放的亚洲经济格局。三是要实现亚洲人民幸福梦想。四是要打造亚洲特色的合作平台。这就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在亚洲互联互通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以形象的比喻将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紧密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互联互通“血脉经络论”从此扬名世界，扎根人心。
进一步，习近平提出了加强互联互通、推进“一带一路”务实合作的五条重要建议。一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二是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三是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四是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五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
习近平的讲话不仅充实和加强了21世纪的亚洲伙伴关系，也阐释了互联互通的丰富和深刻内涵，将互联互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并赋予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将打通“一带一路”的血脉经络，助力亚洲腾飞，托起和平、富强、进步的亚洲梦，为建立亚洲发展与命运共同体打造坚实纽带。
赋予伙伴关系新内涵新境界
在随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和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辞中，习近平着重阐释了另一个伙伴关系理念，这就是“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
习主席强调，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各方应该做到：通过坦诚深入沟通，增信释疑；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共同促进亚太大繁荣。
习近平指出，伙伴意味着合作共赢、互学互鉴。各方要做到：共同规划发展愿景，规划今后5年、10年甚至25年的发展蓝图，一步步扎实向前推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既要抓住经济增长这个核心，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又要妥善应对流行性疾病、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共同打造合作平台，将亚太经合组织打造成推动一体化的制度平台，加强经验交流的政策平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开放平台，深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平台，推进互联互通的联接平台；共同谋求联动发展，加大对发展中成员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扩大联动效应，实现共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主席关于亚洲和亚太伙伴关系的重要论述，不仅引领了地区合作，也将指导中国积极开展地区与周边外交，必将结出丰硕果实。
深刻阐释“亚太梦”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亚太梦”的内涵。这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为创造和实现亚太梦，习近平给出了中国方案。除了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外，还要：携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精心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
习近平首次提出亚太梦，彰显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当前美欧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振兴乏力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毅然承担起缔造亚太经济新版图的重任。习主席在演讲中说，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2013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作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中国发展动力强劲，中国发展将给亚太和世界带来巨大机会和利益。
中国梦，亚太梦，世界梦，紧密相连，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与智慧。共筑亚太梦，不仅能促进亚太共同繁荣，也有希望推动亚太区域的稳定。
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致辞，显示出习近平主席很强的问题导向意识。他提出：如何破解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风险？如何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谋求新的增长动力？如何解决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融资瓶颈？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习近平提供了深入思考、积极应对的中国方案。这就是：
其一，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开放格局。为此，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打破种种桎梏，迎来亚太地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一轮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要打破亚太内部的封闭之门，敞开面向世界的开放之门；要在推进茂物目标的同时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明确目标、方向、路线图，尽早将愿景变为现实，实现横跨太平洋两岸、高度开放的一体化安排。
其二，全力推动改革创新，挖掘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打造强劲、可持续的增长格局。为此，要创新发展理念，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出口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改革驱动，通过结构调整释放内生动力；要改变市场管理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推动科技创新，带动能源革命、消费革命，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率先实现新技术革命；要推动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抓住重大、前沿的国际经济议题。
其三，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为此，要让脚下之路、规则之路、心灵之路联通太平洋两岸的全体成员，打通融资贵、融资难的瓶颈，就是要加强公私伙伴关系建设，实现联动式发展。
宣示中国愿多提供公共产品
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愿多提供公共产品。他表示，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中国愿意同各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为亚太互联互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宣布了几项实际举措，显示中方愿提供公共产品的诚意。一是，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二是，中方将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和能力建设，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三是，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的培训名额，帮助周边国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四是，未来3年，中国政府将为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成员提供1500个培训名额，用于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能力建设项目。
习近平主席在系列会上所提出的核心理念与方案，也被载入会议的两份重要成果文件中。《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以及《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这两份纲领性文件不仅表明北京APEC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印证了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对会议成功所发挥的战略引领作用，为开启APEC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APEC为何力推全球价值链
将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供应链互联互通，增强贸易投资对亚太地区发展的动力，改变原有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格局
文/张茉楠
未来十年国家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北京APEC成功制定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战略蓝图，成为全球第一个制定全球价值链政策性、纲领性文件的区域合作组织。
近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将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这对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一个国家如果游离在价值链之外，势必丧失发展的良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区域内贸易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远远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成为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亚洲区内贸易额中60%～65%为中间产品贸易——在东亚国际产业链中，日本、韩国等将中国作为生产链的终端，中国则需要从东亚较发达经济体进口半成品和高技术零部件，同时从东盟进口能源矿产等大宗品，然后将制成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
从区域发展优势来看，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差异，而不少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又可以形成互补。亚太经济体可以通过彼此市场的进一步对接，扩大需求规模，利用垂直专业化机制实现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发展，从而为构筑完整的价值链接创造条件，这将根本改变“南-南”、“南-北”贸易的传统方式。
此次APEC贸易部长会议把“促进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作为重点议题讨论，并达成了《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通过了《建立APEC供应链联盟倡议》，同意推动建设亚太绿色供应链网络。这些协议的达成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以亚太价值链贸易为特点的贸易新模式。
然而，亚太价值链的发展仍然面临多重挑战，促进亚太经贸一体化也还任重道远，需要一整套瞄准全球价值链改革的贸易政策的支撑，比如，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进一步降低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进口关税，简化原产地规则和标准，加快自贸区规则和标准的统一，改进营商和市场竞争环境，提升创新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等。分阶段、分步骤大力推进这些政策将为后续亚太地区融合与合作打下基础，并大大提升亚太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能力。
其中，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尤其重要。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下，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至少有两大弊端：第一，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第二，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是在统计各国价值贡献的时候，扣除了传统通关统计中折返增加值，避免了重复计算，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状况(某国在相应环节为某货物增加价值称为本国附加值，各国出口货物中由上游其他国家提供的附加值则成为外国附加值)。这样，每个国家(地区)出口货物中本国附加值和外国附加值的比例就反映了该国(地区)真实的贸易获益率。
2011年以来主要权威国际机构纷纷发布了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相关研究报告，如2011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日本IDE-JETRO发布的《贸易模式和东亚的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报告、2013年1月16日经合组织(OECD)和WTO推出的全球附加值贸易统计初版数据库报告、2013年2月27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和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附加值贸易》等，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使得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有了重新的认识。
据WTO和IDE-JETRO(2011)报告，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年、2005年和2008年三个年份相比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出的顺差额要缩小20%～27%，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贸易失衡的程度更是会减少40%以上，甚至在2005年达到了53%的缩减规模，可见，全球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全值统计那么严重。然而，中国却一直成为全球的“众矢之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下虚胖的贸易规模和份额的增长非但没有为中国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反而加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
北京APEC贸易部长会议同时达成了《全球价值链中的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将有助于各成员更好地了解自身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更真实地反映亚太和全球贸易运行和贸易秩序。□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习奥会推动中美关系再出发
此次中美元首峰会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种在各种艰困挑战之下“再出发”的巨大动力
文/赵明昊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北京会晤的确带给世界太多“惊喜”！包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两国军事关系、气候变化安排等问题在内的多达27项主要共识与重大成果，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持续努力，更让外界充分感受到中国领导人在复杂外部环境之中积极塑造中美关系的战略视野、智慧与能力。
近一个时期以来，“唱衰”中美关系的声音有所抬头。2013年6月，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举行史无前例的“庄园会晤”，习主席就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14字箴言。自那以后一年多来，两国在南海争端、网络安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领域时常出现摩擦，也不乏两国高官在国际场合相互指责，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势头似乎是减弱了，很多战略界人士愈加担心中美关系从“竞争”滑向“对抗”。
与此同时，美国内政外交面临的多重挑战未有缓解。医疗保险、养老金、移民政策、能源消费、税制调整等必要改革遭遇党派政治巨大掣肘而难以推进，国会口水仗不断，但议案产出率却是自1947年以来最低，美国民众对国会信任率仅为7%，高达2/3的美国人认为生活将一代不如一代。另一方面，由于乌克兰问题、“伊斯兰国”危机等问题层出不穷、持续升温，美国外交陷入多点爆发的困境，共和党也对奥巴马政府借机展开攻势，高达53%的美国普通民众赞同“孤立主义”。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团队对中国问题的整体关注度和精力投入有所下降，也缺少主导对华关系的灵魂性人物。
美国战略界对所谓“中国威胁”也在展开新一轮的评估。这类评估过去一般是“能力导向”，即着重分析中美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对比及其政策影响。而现在更多是一种“意图导向”，即更加怀疑中国的长期政策意图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是不是已下决心要通过更“强硬”的外交来改变地区和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召开的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呼吁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加之中国推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策倡议，美方人士深感中国正加紧在亚洲排挤美国，想要撇开美国构建新地区秩序。
在全球层面上，美国也极为担心中国“另起炉灶”，与美国施展或明或暗的对抗。一方面警惕中俄形成对抗美国、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准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则怀疑中国借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举措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侵蚀”美国对全球经济、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
以上种种，无不表明面对一个更加奋发有为的中国，美国的战略焦虑感显著上升，加之手中可以用来压制中国的牌越来越少，华盛顿对北京的一举一动都变得越发紧张、敏感。如何医治美国的“心病”，确保中美关系始终不偏离正确航向，并在中国内政外交进入“新常态”、国际战略环境不确定性增多的大背景之下探索中美新的良性互动之道，是此次北京“习奥会”需要解决的突出难题。
通过对奥巴马访华的很多特殊安排，中方既表明了积极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真诚意愿，又充分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走自身发展道路、愿为国际事务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战略意志。中国在此次APEC北京会议上全力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旨在避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碎片化”，帮助地区国家应对“选择的困惑”，促动美国不要继续寻求建立排他性的地区经济网络。在APEC会议前夕，中国主办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国对话会”，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并在20多个国家的支持下加快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显示了中国强大的政策执行能力和地区国家谋合作、促发展的迫切需求。换言之，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既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更不是美国、日本等力量可以阻挡的。
在11月12日两国元首正式会谈前，特意安排了习主席与奥巴马夜话中南海瀛台的环节。在两人茶叙和散步期间，习主席对奥巴马表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正所谓“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中国领导人深入把握元首非正式外交的独有优势，充分利用中南海的特殊空间环境，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格局与战略高度融合，引导美方思考两国应如何“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和而不同”。这场活动比原计划延长了2个多小时，奥巴马在当晚临别前告诉习主席：今晚，我这辈子最全面、深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执政理念以及您的思想。
显然，新型大国关系说到底是为了避免中美兵戎相见，是为了找到一种管理中美关系“竞争性共存”的方式。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之举，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博弈。但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还最终取决于中美两国国内的发展道路选择，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深化两国元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积极方向走下去。
此次中美元首峰会最终向外界呈现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两军关系、气候变化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及首次明确要在亚太地区倡导一种“包容性外交”，有力扭转了双边关系前一阶段在某些领域下滑的不良态势，向外界重申了双方继续努力构建新型关系的坚定决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种在各种艰困挑战之下“再出发”的巨大动力。□(作者单位：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从习普今年五次会晤看中俄关系
中俄领导人年初以来的密集会晤，为发展双边合作进行超乎寻常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使中俄战略互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文/孙壮志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APEC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2014年以来的第五次会晤，双方又签署多项能源等领域合作协议，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中俄领导人年初以来的密集会晤，为发展双边合作进行超乎寻常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达成的共识也远远超出了双边合作的范畴。
中俄合作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
经过双方的积极努力，中俄已经逐步改变过去不同领域合作不平衡、经贸与人文合作相对滞后的状态，进入了一个具有更高质量的“新阶段”。除了进一步夯实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以外，随着5月双方在天然气合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以及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俄罗斯取得的多项成果，两国在能源、交通、金融、航空航天、科技、高铁等领域的合作得到了强有力的项目支撑，继东线天然气管道开工建设后，又决定尽快启动西线管道的建设，为两国全方位合作做出了更为长远的规划。人文领域的交流也稳步推进，“国家年”、“旅游年”、“青年交往年”等渐次互办，增进了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交往与友谊。
从两国领导人会谈取得的具体成果看，中俄双边合作的快速发展，是基于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通过加大相互支持、扩大相互开放、相互给力借力实现的。随着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项目的落实，两国经济合作充分体现优势互补；双边贸易往来走向规范有序，两国领导人确定的2015年1000亿美元、2020年1500亿美元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投资领域的障碍减少，中国继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之后，积极扩大在俄直接投资，两国投资合作委员会9月正式启动。两国的地区开发战略也相互契合，俄远东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的空间增大，相互提供的优惠增多。迄今为止两国已经建立100多对友好省州、城市关系，不乏合作的新增长点。
多边舞台上的充分协商
持续近一年的乌克兰危机，深刻改变了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与西方关系的急剧恶化促使俄罗斯大幅调整对外政治与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以期尽快走出被孤立的窘境，克服由于美欧制裁导致的经济衰退。在新的形势下，俄罗斯更加注重与中国在多边机制中的互动与协调。一直以来，反对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多边经贸合作制定更加合理的规则，是中俄推动和参与区域合作的共同目标。两国对阿富汗、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西亚北非局势及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等许多重要国际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看法接近，也进一步提升了两国政治与安全互信的水平。
今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往往是利用多边活动的场合，也就是说每逢共同出席国际活动时都要安排单独见面，体现了对协调彼此立场和进一步扩宽合作领域的重视程度。两国不断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信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和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强调关注国际网络与信息安全，共同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互给予对方提出的合作倡议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倡议以后，与俄方进行多次沟通，俄罗斯也提出可以与普京总统提出的跨欧亚大通道建设相衔接，进一步充实了两国在多边层次上密切合作的内涵。
正在努力构建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俄在合作过程中能够完全抛弃历史包袱，面向未来，不断增信释疑，20余年来将两国关系从睦邻友好逐步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水平。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能够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实现边界地区的军事互信与相互裁军，成为实实在在的好邻居、好朋友，互通有无，休戚与共，放眼亚洲乃至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为通过转型实现经济崛起的新兴国家，两国在冷战后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结伴而行，各个层次的沟通与合作都很顺畅，能够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关切，同时借助共同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俄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以及银行信贷方面的合作文件，对打破美元垄断地位更具象征意义。
从两国领导人每次会晤的言谈当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前大国关系深刻调整、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之下，中俄两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关系却稳步走向成熟，双边合作稳定发展，同时保持透明、开放的原则，不针对第三方，共同倡导新型安全观与合作观，以合作促安全，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之所以两国领导人都强调说中俄的战略合作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是因为两个大国不仅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发掘合作的巨大潜力，而且能够与地区国家一道，共同打造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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