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周刊Z1版~Z4版
■编者按
被列为禁书、奇书、才子之书的古典名著《金瓶梅》，究竟有多少可能的读法？为什么说它启发甚至胜过了《红楼梦》？书中一百回故事，如何暗藏着“雪隐鹭鸶”般深险幽微的人情世态？古代的市民生活与世风转变，又与今天的中国现实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你可以没有读过《金瓶梅》，但你不可错过格非“解毒”《金瓶梅》。格非新著《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首先将《金瓶梅》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探索小说情节背后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渊源；进而，46则优美隽永的“修辞例话”将全书关窍———勾连，为读者剖析《金瓶梅》写作的精妙处。
【内容简介】
洗去了“淫史”“禁书”身份的古典名著《金瓶梅》，在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家眼中，其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已然超越了《红楼梦》。著名作家、学者格非在二十多年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上，高屋建瓴，洞幽烛微，写成本书，全方位解读《金瓶梅》这部经典之作。
《雪隐鹭鸶》将《金瓶梅》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对作品所展现的风俗画卷、经济活动、观念变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生动精当的探讨。进而，作者以46则短小精悍的修辞例话勾连起书中关窍，为读者一一剖析《金瓶梅》写作的精妙处。
【作者简介】
格非 生于1964年，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其“江南三部曲”即《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是格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到2011年最终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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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
格非第一次与《金瓶梅》相遇是在1987年。适逢《金瓶梅》删节版“内部发行”，学校通知，有研究需要的教师可以提交购书申请。23岁的他当时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助教，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打了报告，没想到获得批准。由于此书过于“珍贵”，拿到手后，格非并没有坐下来好好阅读，而是忙着四处向人炫耀。一群人兴奋的目光投过来，两个月后，书就失窃了。
第一次完整阅读是在几年后。某天晚上在北京，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激烈争论，“红迷”格非被朱伟的一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刺到了。一回上海，就急切地到学校图书馆找出《金瓶梅》看了一遍。
虽然仍觉得“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读完《金瓶梅》后，格非对朱伟那句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更准确地说，是“秘密的喜悦”。“又佩服又惊奇”，阅读的过程在他心里画下几个感叹号，“叙事技法太精彩，很多东西《红楼梦》都不具备。在那个年代，道德有其特殊的现实条件，我不能到处说《金瓶梅》有多么好，别人会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所以我们周围爱看《金瓶梅》的人聚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能言说的心领神会的感觉。”
而第一次把这“秘密的喜悦”集结在新书《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里分享给众人，花去了格非20年之久。
《金瓶梅》的情结
“雪隐鹭鸶”，源于《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的两句诗：“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意思是，“白色的鹭鸶站在雪地里，不认真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而只有等到它飞起的一刹那，你才会惊呼原来雪地里还藏着这么一只鸟。”在格非看来，这个意象，很容易让人体味到平常人情世态中所隐藏的深险湍流，“《金瓶梅》写人情世故，平时大家笑脸相迎，人情中尽是那些‘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之间那种背叛、欺骗和倾轧，不到万不得已是看不见的，但当你看见时一切都太迟了，书名‘雪隐鹭鸶’就象征着人情的险恶。”
每隔两三年，格非都要将《金瓶梅》拿出来重读一遍。20多年来，光笔记就整理了许多遍。有时候，妻子也陪着一起读，格非偶尔能看到她泪眼婆娑地走出房间，那是西门庆死了，“女人看到这些东西怎么会动感情？”这个疑问在阅读中也有了答案。与20来岁被书中人物形象的生动和世情描绘的细致触动相比，人到中年，读到的东西更多。格非说，《金瓶梅》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等着读者成长，只有你成熟了，才能跟书里的某些东西完成对话。
在一遍遍的重读中，书里呈现的16世纪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了他一种极不真实的恍惚感。两个时代的勾连，在他笔下显现，一是政治法律、社会形势，二是人情。“人情是中国小说核心的问题，《金瓶梅》写的好像就是我家乡普通的农民百姓，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我突然发现，怎么经过了四五百年，还是这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人情更加空洞。”空洞在于，《金瓶梅》的世界是欲望化的世界，今天的世界虽也是欲望化的，但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那时候人对物质的崇拜是直接的，比如西门庆觉得一个东西好，就直接拿回来吃用，看到美女也想去得到，他比较注重物质性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声色之欲。我觉得今天完全不同了，我们对物质性不强调，可能会被某些数字、更抽象的东西所把控。比如对货币的崇拜，追求一种虚幻的成功。很多挣大钱的人并不特别讲究吃喝，但老希望自己的存款数字、力量在增长。比如，一幅画几亿元，它真的那么值钱吗？它通过稀缺性，让你觉得得到这个东西你真的很幸福，那么人就完全被控制了。我们今天，跟权力等抽象的东西更接近了。”
格非觉得，过去西门庆挣了钱以后为维持自己的势力，还不断帮助穷人，尤其是他周围的人，亲戚、伙计、仆人，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他的力量，把他们都罩住。但今天也不一样了。今天的大佬们虽然延续着慈善行为，但实则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只是在扮演着慈善家的角色，扮演道德偶像。
在《金瓶梅》里，物质是虚无的，性是虚无的，人情也是虚无的。格非说，色情只是《金瓶梅》的外衣，是欲望的核心问题，《金瓶梅》中大量的色情描写，既受到明代色情小说泛滥的影响，又与“欲望”二字构成了对话。
时代之间的延续性给了格非恍惚感，但他并非想要借《金瓶梅》研究来讽刺当下这个社会。吏治腐败、法律衰弛、贪贿风行、人情往来盘根错节，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就有的，格非认为，《金瓶梅》的伟大，因它堪称第一部全景式、多层次描绘社会人情及现实状况的旷世之作，就再现社会生活而言，即便是《红楼梦》也有所不及。
“阅读小说，你能更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而格非试图做一件事，就是通过小说，来做一种大的概念上的文化研究，“写这本书不仅仅是来欣赏、评价《金瓶梅》的修辞，它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东西，社会史、思想史，各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跟历史文献互相参考。”
诗人欧阳江河评价格非本人就是一本“百科全书”，读完《雪隐鹭鸶》，像被格非引领着“深入到大地以下500米的矿藏”，第一反应是要把《金瓶梅》中的“李瓶儿之死”再读一遍。李瓶儿作为一个将死的人来看待人生的方方面面，既有宗教的一面，也是一种虚无，里头还有情色和人性，“格非一一把它们呈现了出来。”
《金瓶梅》的文学比较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评点、考据、研究者众，蔚然形成一门“金学”。虽被称为“淫书”，但其实这部书绝非为写“性”而写“性”，它呈现了16世纪晚明社会的人情百态，可谓包罗万象，前人之述多矣。格非这次写成《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为“金学”大厦添砖加瓦，究竟有何新的发现，自然让人关注。
研究《金瓶梅》，首先要面对的是版本问题。格非用来作为研究底本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崇祯绣像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万历词话本，同时他还参考了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选取前两者为底本，大概因为词话本最接近原著，绣像本经过大量文学化的润饰和修改，便于对照。
格非的评析未涉及具体的性描写内容，而是从经济、法律、宗教、伦理乃至哲学的角度条分缕析。格非提到的相关书籍资料包括《金瓶梅资料汇编》和《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史学典籍，以及《王阳明全集》、《尼采思想传记》、《白银资本》等中外哲学、经济学等著作，其中有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一面，真正让人耳目一新的还是东西方哲学比较的部分。比如在《伦理学的暗夜》、《自然、本然与虚无》两篇文章中对东西方观念变革时代的比较。
格非发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另类哲学家萨德的作品与《金瓶梅》之间存在着思想或价值共同点。比如西门庆与萨德及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道德倾向，他们从根本上憎恶美德，藐视法律。但一个源于贵族梦的破灭，一个源于权力幻觉。萨德之后，哲学家尼采继续批判道德，他认为道德的基础，恰恰就是不道德。主宰道德的，不过是这样一种斗争关系：弱者视强者为恶，强者视弱者为贱，这和《金瓶梅》的指向何其相似。
《金瓶梅》中没有贤人，只有恶人、愚人、痴人、妄人，有的人更是将各种人性丑恶集于一身。比如道德观念中最“恶”的西门庆、潘金莲。可是书中也呈现了两人性格中“真、趣”的一面。潘金莲说话办事比起深藏不露的孟玉楼，可谓直爽，恶也恶得毫无掩饰。她口角伶俐，活泼机趣、淹然百媚，然而行事之狠毒令人发指。所以恶与美（外貌美）、真并行不悖。西门庆财运官运都可谓亨通，妻妾成群，帮闲众多，小厮鞍前马后伺候。回到家里，俨然小王国的国君，在社会上则左右逢源，很少遇到挫折。在当时社会里是最具生活自由度的一类人，得以尽情展现其贪财好色的本性。他的生活，是人性自由伸展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本。这两个书中主角，都有强烈的“真性情”，同时也是为传统道德所不容的反人伦无节操之人。但作者持有“无善无恶”、“既是又非”的相对主义价值立场，让他们的形象无法简单评判，崇祯本作者更是立足于“去道德化”立场，对文本加以改造，使《金瓶梅》的虚无色彩更为浓厚。
为了更好地阐释《金瓶梅》的伦理道德立场，格非把《金瓶梅》置于16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加考察。他发现，西方的社会革命与思想变革，是在“自然”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说，对“自然”的发现，构成了反基督教主义、反道德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金瓶梅》的“嫉伪”和道德批判，也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它不是萨德、施蒂纳、尼采的“自然”，而是佛教与阳明学“无善无恶”的“本然”。这使《金瓶梅》出现了用禅宗“真妄”取消善恶是非的倾向。这种中西方思想背景的对比很有意思，虽然源头不同，在思想发展的枝干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实，但在文学作品这个层面上，却展示出异曲同工之妙，盖因人性相通，人们的行为模式在一些触及本性的方面，是不分东西的。
这类研究当然不是为潘金莲、西门庆“翻案”，而是希望读者能够超越简单的是非善恶看待书中芸芸众生。《金瓶梅》的时代距今已有400多年，而书中描摹的人情人性，与当今社会有多大差异呢？格非也在序中明言：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他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此书的动因之一。因此，即使时移世易，关于《金瓶梅》的话题，还可以继续下去。
《金瓶梅》铺展的人生
如果不是肉欲色相的诱惑以及作为禁书所挑逗起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到底会有多少人愿意深入探究《金瓶梅》与它所呈现的声色及虚无，因此，这对于“金迷”们来说是一件孤独又团结的事业。作为中国章回体小说第一部虚构之作，《金瓶梅》借《水浒传》中的“武十回”为契机展开叙述，全景式、多层次呈现了16世纪的中国。虽然长久以来人们对它的误会与曲解从未停止，但也就是在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胆色欲下，事情与人伦才得以生动展现。而在这本书中，格非正是将整个《金瓶梅》的故事联系明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脉络，放置于16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
此前对于《金瓶梅》的解读，《秋水堂论<金瓶梅>》已达到了文本分析上的细致入微，在2011年，学者曹亚瑟就曾将十年研究付诸《烟花春梦：<金瓶梅>中的爱与性》。同样是将其搁置于朝代的大语境中研读，这一次格非的深刻来得更为通透彻底。
在三卷式的安排下，从经济与法律、思想与道德以及修辞例话三方面切入，阐述了《金瓶梅》与明代社会中的法律与经济关系、与阳明心学及从萨特到尼采的西方启蒙思想的关系，以及一些细枝末节的趣味文本分析。通过分析，他推测《金瓶梅》作于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发生地立足于作者虚构的清河，并且试图反映包括南方乃至全国的一般经济及社会状况。对于作者的身份，格非也有“走南闯北与商人打交道的经纪人”之推测，而至于书名，他否定了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之名的说法，更倾向于其后的隐喻，即回转于富贵人家骄躁奢靡之中的女人与欲望———声、色、虚、无。
在对金钱崇拜、白银流通、明代经济运行中的“同心圆”现象这样的阐释外，本书最出彩且玄而又玄的篇目来自于第二卷对思想发展变迁的阐释。格非认为，与作为明清时期思想革新运动的阳明心学相同，《金瓶梅》是借章回之体，圆批判现实之意。在大是大非上，评判善恶已没有意义，释放人性之欲，根根本本先从“真”。至于最后一部分的文本分析，聊了潘金莲毒杀武大郎后邻居们的反应，聊了“撞了个满怀”这件事在淫逸勾当中的常见性与必要性，聊了西门庆常光顾的妓院中妓女郑爱月到底为什么不爱说话，也聊了李瓶儿手握一副好牌却被自己打烂的遗憾等等。从原著出发，由细节入手，言之凿凿，十分风趣。
本书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在不曲解的基础上，格非提出了“不以个人好恶来评判人物”的标准，并且将这一切时时处于大背景之下作全盘考量。也许就如他所说，“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
（原标题：善恶声色有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