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流传一条微博，“仅2010年，中国无偿献血者高达1180万人次，无偿献血量达到3935吨。红十字会200毫升一袋血卖给医院200元，医院卖给病人则为500元。只此一项，中国红十字会获利39.35亿，医疗卫生部门获利高达上百亿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答复记者，“红十字会卖血获利39.35亿元”的说法严重失实。红会称，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血液的采集、化验、保存和使用等工作均不由红会负责，全国各级血液中心和血站也均不隶属于红会（据9月22日《法制日报》）。
血价问题上，红会无辜躺枪，固然与其公共形象不佳有关，而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长期以来，无偿献血与有偿用血的现实，已经让不少公众存在某种难以弥合的心理落差。
1946年，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共同确立了无偿献血原则。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达到医疗用血全部来自无偿献血。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既然按照医学专家的说法，适当献血有利健康，那么，为何还非要提倡无偿献血，而不是采用有偿的方式开放血液市场？这样一来，不是既可以平抑血荒，又利于改善急需用钱的卖血者的经济状况吗？
首先，就像人体器官被禁止买卖，而只允许无偿捐献一样，无偿献血，不让血液成为“商品”，显然更符合伦理和人道主义的要求。
另外，实行无偿献血，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因素，就是血液质量问题。其实，很多国家的“献血制度”，都经历了从有偿到无偿的过程。比如，日本在1963年以前，临床用血一直都是依靠卖血者。因为用这些买来的血输给患者后，发生了许多起肝炎感染案例，当时社会上便把这些买卖得来的血液称为“黄色的血”。从1964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关于推动无偿献血的决定》，一直到1973年，日本的临床医疗用血全部来自无偿献血，血液质量才得到保障。而我国实行无偿献血的时间更晚，据相关资料，1998年10月1日，我国颁布《献血法》，确立了无偿献血制度，当时，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比例只有22％，其他大部分用血都是有偿“收”来的。不得不提的是，“著名”的河南艾滋病村，就和当时存在的卖血经济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说只有出于志愿、不领取任何报酬的无偿献血，才是满足血液需要最安全的路径？当血液和售价之间的挂钩取消，血站基本没有成本压力，便不会去做把低质和优质血液混合、把血液稀释之类的事；卖血者为了挣钱违规出卖“问题血”带来的风险，也能被控制住。
既然无偿献血制度本身没问题，那么有偿用血又合理吗？用血方面是否收费，各国的做法不同。比如，在英国，人们的传统理念是，自己输血治疗不必给医院支付任何费用，而献血者也不索取任何报酬。英国医院无论是临床还是急诊手术用血都是免费的，政府负责为其中产生的费用埋单。此外，血液采集和调配工作由国家卫生部门全权负责，整个过程都受到公众的监督。而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临床用血费用则比较贵，一个单位剂量（如200CC）用血，往往需要病人支付几百美元甚至更多。
也就是说，不管是由纳税人全体承担的“免费”政策，还是谁使用谁付费的“收费”政策，血液从采集到用到病人身上经过了很多环节，其中附加的血液储存、采集、分离、检测、运输的成本是客观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无偿捐献的血液，到了用血患者那里已经价格不菲，血站给医院是一个价格，医院给患者又是一个更高的价格。虽然血站可以说，收的只是“收回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检测成本”，医院也可以说，收的只是“人工、治疗等费用”，但这些都是自说自话，谁能证明其真实性？
于是，有论者提出：从无偿献血到有偿卖血，中间的加价因素究竟都有哪些？相关部门应该将其中成本，公开摆到桌面上来：采血耗材费用分别是多少，检测试剂费用具体都有哪些，血液储存费、运输费，以及纪念品费用、采血车费用，又分别几何，各种成本都是可以清清楚楚核算出来的，并不存在着任何技术难题。虽然坊间呼声一片，“血荒”不时出现，但多年来相关部门就是不为所动。迫于舆论压力，2012年8月，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称：“血液成本的公开，在以后也将逐步推进。”但两年过去了，“血疑”仍然成疑。将成本公开，这是缓解公众对于无偿献血公益性信任危机的最好办法，也才可能真正消除公众对有偿用血的暴利想象。
另外，一些地方规定市民用血时如果没有献过血必须加收血费3倍左右的互助金，从表面上看，收取用血互助金，是为了促进无偿献血。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献血法》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地方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二是享受减免互助金的规定只限于本地，异地献血，还需要回献血地的血站报销。如此种种，更让无偿献血参与者寒心。
呼吁公众都来无偿献血，自己先做到公益卖血，也是对无偿献血最好的宣传。否则，血价成为一笔糊涂账，呼吁无偿献血就失去了合理性前提。
本报评论员 肖金
（原标题：如何消除公众对有偿用血的暴利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