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现代社会，诚信对每个人来讲是一张无形的通行证，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单位，更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和行事准则。
近日，由广东省文明办、南方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经典·对话中国精神”系列讲座第四期讲座上，深圳大学教授王立新主讲《论语》，并与20余名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学子对话交流。南方网全程录播。
南方日报记者
辛均庆 陈枫
实习生 王一淇
■嘉宾简介
王立新，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长期研究儒学，著有《圣者凡心》、《天地大儒王船山》、《胡宏》等书。
孔子一生不帮恶人做坏事，这也叫“不惑”
孔子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般解释是孔子十五岁立志向学。我的理解是孔子立下了一个宏图远志，然后努力向学。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知道中国之所以叫中国，贵族之所以叫贵族，不仅仅是拥有实际的权力、地位和身份，更重要的是精神指向和精神内涵，于是他早年立下的志向在学习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朗，使命感也越来越强。
“三十而立”，孔子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饱学之士、有德之士，受到人家的尊重，有很多学生跟随他了。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这十五年非常重要，而后每十年人生境界有一个巨大的长进、跳跃。
孔子真正的“不惑”之年大概在46岁左右。当时孔子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展示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所学所能贡献给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贡献给他心目中的天下。但由于阳虎主持着季氏的家政，而季氏又是控制鲁国国君的一个大贵族。孔子认为，帮着恶人做坏事的话，坚决不能出来，尽管才能可以得到发挥、社会声誉雀起，那也不能做，这也叫“不惑”。在孔子看来，“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孔子的“知天命”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他知道了天赋予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恢复周礼、彰扬人文精神，让这个世界重新恢复到有秩序、和谐共处的美好境界，让善的光芒普照现世和未来；二是知道自己客观生命的限制和主观天资的限制；三是时光一晃就五十岁了，知道生命的能量已经不是很多了，提示自己要珍惜时间，加紧努力。
孔子51岁开始周游列国，想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文化理想、人格理想。至少这三大理想在孔子周游列国中普遍展现出来了。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他的很多弟子也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以孔子代表的方式，或者以孔子推荐的方式去从政。比如子路治理蒲邑，当了三年的长官，这是孔子推荐的。这些弟子也传播着孔子的理想，这是他周游列国的功绩。周游列国经历的考验，又使得跟随在孔子身边的学生们真正感受到圣人的伟大，就如子贡所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68岁回到故土鲁国讲学，73岁去世。司马迁在评价孔子时，说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本身不信奉儒家，他信奉道家，但是他对孔子十分崇敬。他到鲁国旧地徘徊不能离开，看到诸生每到一定时期就演习孔子留下来的文明礼仪，大家都尊重孔子，向往他、效法他。
孔子思想唤醒内心的仁爱情怀，使真善美自然流露
孔子的思想中，讲得比较多的是仁、礼、勇等。孔子在《论语》中讲“仁”的地方非常多，“仁者爱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讷于言而敏于行”等等。孔子说的“仁者爱人”，是一种情怀。
《论语》讲“勇”、“礼”的观念也比较多。“勇”从勇敢的意义上解释，一方面是勇于担当时代责任，另一方面是勇于克服自我身上的一些弱点。其实，“勇”还有“勇于不敢”的意思。
“礼”就是一种规范，但是礼的规范要有“仁”。《论语》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如果你不怀着真正的对苍生恻隐、对万物仁爱的情怀，你做出的礼仪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都是做给人看的。真正有仁德的人，才有真正的礼仪可言，才真正用礼的方式体现仁的情怀。
“乐”就是音乐，也是一样，只有有深刻的、真切的、厚重的仁爱情怀的人，才能对音乐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和善的表达。世间所有的真善美都是从心里真实流露出来的，而不是用外在的形式或者方法技能强加表达。有时候我们注重外在形式，容易忽略掉实际内涵。为什么会这样？按照儒学的理解，这是因为我们心中真正的仁爱情怀没有被唤醒，没有培养起来。当你有了仁爱情怀，与友相聚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对不相熟的人的关怀出自本心，这就是仁德。
诚信内涵诚信不是简单践诺，必须符合道义准则
儒家把老百姓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尚书》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弘扬这种思想并做了发挥，《论语》中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观点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敬”是指对事的态度，做事情认真负责，叫“敬事”；“而信”是指不仅人得讲信用，决策、政策法令也得讲信用，叫“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中的“节用”，是指节约使用各种天地造就的物产，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这里的“人”是指社会的精英，提倡不仅要爱护“人”、关怀“人”，还要给“人”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和条件，培育足以造就社会精英的政治、文化、教育和生活环境。“使民以时”是指关怀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体现了民本的思想。此外，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最重要，其次才是国家政权，而后才是统治者本身。可见，儒家“民本”思想一以贯之。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而南宋朱熹却说，治理天下哪用半部《论语》，一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够了。这一千古名句告诉我们：所有的国家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应认真对待自己的事情，怀着敬畏的态度为民服务；所有的决策和政策法令都要讲信用，说了就算，不朝令夕改、朝秦暮楚。否则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讲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国家的建制要有足够的军队武备、足够的食量储备、政策要具有可信性。可信性就是要尊重老百姓，做到真正的仁爱苍生，老百姓才能与统治者同心同德。
孔子本人讲诚信，孔子的继承者们也讲诚信。整部《论语》讲诚信，《中庸》也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地的本然状态，也是人自然原生态心理的表达。当人们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诸多限制，可能觉得这种表达让人不太舒服时，就开始伪装。诚和伪是相对的。一旦伪装，我们的世界就有了花言巧语。正如孔子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还有“乡愿，德之贼”。实际上，这些对道德负面东西的批判，正是要彰显正面的“诚”的价值。
当然，诚信也不单纯是通常说的“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侠客的诚信。孔子讲的诚信是必须符合道义的准则。《论语》中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之”，意思是你讲的诚信得接近仁义，这样才能践行你的话语；如果暂时应允的事情不符合仁义，或者说的话不符合仁义，那就没有必要践行。
孔子自己就有违约的时候。孔子和学生路经卫国的属地蒲地，当地的守将公孙戌是一个挺霸气的人，他跟太子蒯瞆相勾结，想驱逐卫灵公的妃子南子，推翻卫灵公，希望孔子带着学生加入。孔子不答应，公孙戌把他们扣留下来。双方较量一番，孔子承诺绝不回卫，公孙戌才答应放孔子师徒通过。但脱离困境后，孔子决定返回卫国。子贡对孔子说：老师，这不讲信用吧。孔子则回答，这是公孙戌逼迫我承诺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符合仁义，我为什么要履行？所以叫“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不是稀里糊涂说什么话就践行什么。
诚信力量谁越讲诚信，就能走得越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前出现了一些违背诚信道德的现象。有人说，好像社会越发展，人类质朴的天性越来越疏淡了。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请大家不要灰心。一方面，这种“不诚信”唤醒了人们对诚信更加深切的渴求，于是讲求诚信的声音在社会上越来越大，寄望恢复诚信的呼声越来越高，表明我们在努力挽回失掉了的一部分诚信。另一方面，可能一些东西的不规范，导致了不诚信情况的出现，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我们以前没有想到，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合法的，什么东西是违法的，什么买卖是可以做的，什么买卖是不可以做的，当时一些人可能以为只要能赚到钱不违反法令就行了，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诚信。当然，这些年的情况越来越好，因为经济运作形式越来越规范，政府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政令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
实际上，大家发现大公司越来越重视讲诚信，因为它已经规范了，成为佼佼者或者明星企业，它一定要用诚信来取信。走到最后，谁的文化理想越高，谁为了实现理想越坚韧不拔，越讲诚信，它就会走得越远。比如，很多百年老字号实际上是以诚信取胜的，如果没有诚信，它们不可能成为百年企业。
（原标题：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