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琼海的小镇潭门，面向幽蓝南海。对于这里存续数十代的渔民而言，南海绝对不是“中国地图右下角”，而是“祖宗海”、“祖宗地”。
早自汉代，潭门渔民就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最迟自17世纪末开始，潭门渔民成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活动”的南海自主开发者。
对于这片海，他们世代相依；耕海犁浪，收获海珍，很多时候也须以命相搏。生于潭门，死于南海，是很多潭门人的宿命。
即便几乎每户渔家都有人殒身海底，但这片“祖宗海”对于他们的吸引力不减。甚至在被禁止出海30年后，1983年，几个潭门人悄悄突破禁忌，“凑钱去南沙”。
靠海吃海，他们要谋生——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样的经济本能奠基、维护与实现。
专家说，沿海渔民赴争议海域做海打渔，捎带补给物资，在垦海戍边中发挥了“主权碑”、“流动哨”、“运输线”的作用。
如果在一片广袤的海洋中没有一口油井、一座码头、一条渔船、一位游客，要想维护海洋权益，其难度难以想象。
习近平在6月末的第五次全国边海防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军民合力共建边海防，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央近年来高度重视海上民兵队伍建设，鼓励沿海渔民“造大船，捕大鱼”。但根据农业部的扶持造船政策，国家对于渔船建造的补贴仅30%，再加上严格的渔船数量和功率指标“双控”管理，造一艘大船就要损失几艘小船，影响了渔民的积极性。
保存着祖先以生命探索出的海上航行指南“更路簿”的潭门渔民，既被“造大船、闯大海”的国家意志而鼓舞，也面临现实难题。他们甚至越来越多地鼓励子女离开这片“祖宗海”，去陆上为更好的生活打拼。
专家警示，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船网文化，面临着断代消亡的危险。而提高海防意识，保护海洋文化，请从潭门这座捍卫南海的小渔村开始。
潭门故事
海南琼海，小镇潭门的渔民和他们的祖先，以命相拼，奠定了中国之于南海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权力。如今，谁能帮助他们继续留在这片“祖宗海”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齐岳峰／海南琼海报道
暮色已近，丁之乐进了门。
这家潭门镇上最大的酒店，最贵的房间日价100元。湿热的海风、房间里分不清年代的桌椅以及草草收拾过的床单，与马路两侧装饰一新的店铺和无处不在的“风情小镇”，仿佛处在两个时代。
丁之乐是潭门镇渔民协会会长。
有一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到潭门视察。丁之乐对这位将军说，潭门镇渔民协会有5000多名会员，包括海上民兵连，都是兄弟。
兄弟——与这个意味着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关系一同流传的，曾是潭门人的千古命运。
生于潭门，死于南海。
如今，潭门人的血脉生息，已成为中国捍卫这片广袤海洋的根据。
这几天的潭门中心渔港内，一艘艘渔船次第归来，镇上比往常热闹了许多。戴斗笠的女人们只留一个背影，姑娘小伙骑着摩托车或电动车呼啸而过，沉默的汉子们三五成群闲坐，哪怕中午明晃晃的日头愈发毒辣——不止丁之乐，在很多渔民看来，陆地总好过变幻莫测的大海。
兄弟庙、更路簿、祖宗海
位于海南琼海的潭门镇不大，站在“镇中心”——两条主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可以不断见到前一天刚刚认识的面孔。他们大多是休渔期下船的船长，也叫“船老大”。
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如大海般粗犷与豪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面对外人时，有单纯、温和乃至羞涩的笑。如果不是空气中弥漫的海腥味提醒，单凭他们的样貌，你可能很难相信，他们这一辈子都是以生命与大海相拼、相依、相生。
无论腼腆还是强悍，皆祖先所赐。
早自汉代，潭门渔民就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潭门镇镇委书记庞飞对《瞭望东方周刊》的解释是，在可追溯的上千年历史中，潭门人就靠南海生存，“很多渔民在岸上没田，他的田就在海上。”
世代往来于南沙，潭门渔民说，“那里就是我们的。”
每年农历十月，东北季风吹起，潭门港就会涌出大小渔船，奔向浩瀚南海。
丁之乐说，相传古有108兄弟战海盗、斗倭寇，后死于海难。至少百年来，出海前的潭门渔民都会到“一百零八兄弟庙”，杀鸡、鸣炮，上呈贡品，焚香祷告。
“孤魂作颂烟波静，兄弟联吟镜海清”——震撼人心的词句悬挂于这座庙宇之内。
在潭门海边的村落，穿过椰林，浓浓碧色掩映着一处小小的庙宇，庙门正对南海——这海被潭门人称为“祖宗海”，又叫“祖宗地”。
奔波于“祖宗海”，必得有老祖宗传下来的本领——独特的潜水捕捞技能。如今，潭门渔民携带供氧设备——古时是一根露出水面的软管——潜入数十米深的海水，捞取海产品。
他们的收获会被运至东南亚销售，换回煤油、水泥等等。
远海飘摇，一去半年，除了淡水、蔬菜、米，有时还要带上猪仔，就在海上养大。
次年4月，东南季风起时，出海的潭门人就回来了。
一去一回，靠的是胆识与技能，以及《更路簿》。只是如今，在潭门见到一册真正的《更路簿》不是件容易的事。
穿过村落间不甚平坦的乡间小路，绕过椰林，87岁的老渔民卢业法与他65岁的儿子卢家炳捧出了一册发黄的《东海更路簿》。
按照潭门人祖先的地理感觉，远处的西沙与南沙，分别被称为东海与北海。
对《更路簿》，官方的解释是：作为中国潭门渔民世代积累下来的航海路线图，它记载有西沙与南沙绝大部分岛礁的位置以及岛礁之间的作业路线。
那些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先人们，将在南海遇到的岛礁一一命名，并用罗盘确定方位，计算距离——比如在卢家的《更路簿》里，如今的太平岛被称为“黄沙马”。
潭门镇镇委委员、渔民协会秘书长戴于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更路簿》上有70多处潭门渔民以方言命名的岛礁。
由此，最迟自17世纪末开始，潭门渔民成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活动”的南海自主开发者。
被称为“南海天书”的《更路簿》常人很难看懂。卢家的《东海更路簿》中记载着大量“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驶到十二更时，使半转回乾巽巳亥，约有十五更”这样的描述。
乾巽、巳亥皆是中国传统二十四向中描述方位的词语。而所谓大潭，当指潭门之来历。
在丁之乐的解释中，在潭门港港道与南海之间，曾有一汪大潭横亘。珊瑚围住的环形礁，隔开了大潭与南海。珊瑚礁中间又有一处断裂，成为出海口，即“潭门”。
凑钱去南沙
如今潭门超过1000条渔船和2万名渔民，出海的重要目的是捞取砗磲等珍贵海产。只是，他们的做法饱受争议。有声音认为，潭门人的捕捞作业，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
这样的争议让丁之乐颇为不屑。他的看法是，砗磲贝历经500年以上的死亡与异化过程，对其采摘与捕捞，谈不上什么环保问题。
而对珊瑚的破坏，渔民们认为，不能都算在潭门人头上——50岁的老船长邓大志小时采完珊瑚，它还会继续长。
但“现在不长了”，因为海水污染、水温升高。
况且，在潭门镇渔民协会副会长、老船长王书茂对本刊记者的描述中，如今在南沙，大肆捕捞海龟、海贝的是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渔民，“主要是他们在搞。”
国家已经禁止捕捞砗磲与珊瑚。潭门渔民们觉得，自己以后的日子恐怕很难过。据说，每逢有重要人物来到镇上，街面上售卖砗磲饰品的店铺都会暂时关门。
现在的问题是，因捞取海珍破坏环境的原由，潭门渔民的南海之路可能被断绝。而他们在这片“祖宗海”上，有太多的理由继续存在。
潭门人经历过与“祖宗海”隔绝的日子。1955年以后，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加之相关国家开始“排华”，他们被禁止出海。
渔民们只能在近海谋生。就在同一时期，潭门渔民们基本结束了帆船时代。卢业法等人，遂成为中国帆船时代最后的船长。
不过，在丁之乐及邓大志等人的印象中，那时这片海域“没什么争议”，渔民们可以登上途中的岛礁补充给养，“上岛是随意的。”
1974年，西沙海战，潭门渔民承担了向南方岛礁运送物资的任务。王书茂的回忆是，他曾因支援解放军官兵，到过南沙海域赤瓜、东门、南熏、华阳等7个岛礁，“想煮干饭没有米，想煮稀饭没有水。”
戴于岛说，从1985年国家加强南海岛礁建设开始，通常建设物资由大船运至指定海域，潭门渔民则负责用小船将物资转运上岛，持续至今。
那时，部队也会安排渔民到一些无人岛礁上了解情况，有时会遇到越军——渔民苏成芬曾被越军持枪顶住，“很痛！”
1983年，潭门人伍书光带着几个人，在海禁之中悄然出海。此前长达30年的时间里，“船小，风险大”成为禁止潭门渔民前往南沙的主要理由。
多年以后，伍书光的二儿子伍尚兴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一家人乘坐一艘40吨的渔船，悄悄“凑钱去南沙”。
三儿子伍海经插话：“南沙也是我们的。”
如今想想，他们也颇为后怕，因为“一家人都在船上”——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艘去南沙作业的中国民船。
一个让伍氏兄弟记忆犹新的情节是，途中船上的水箱漏水，只能停靠太平岛，“太平岛上来自台湾的考古队员让军人给我们加水，说‘我们之间不讲政治’。”
他还记得，岛上的守军说，以后发展了，南海诸岛要全部收回来。
回到潭门后，伍书光的船长执照被吊销。
但是，“当兵的来调查时说，国家也想去南沙。”丁之乐的回忆，那时的镇政府——区公所随即向上级建言，重新开发南沙。这个建议在1984年被当时的农牧渔业部批准。
探途行动
30年未到南沙，受制于国际环境，军队一时难以抵达勘察海路。潭门渔民担当了历史性的角色。
在礁盘里被外国军队“开枪打”，渔民们就“关灯跑”。潭门人说，他们抓、我们跑，他们撤、我们上。
丁之乐说，2000年至2012年间，潭门渔民因海难、枪击等事故，已有100余人殒身南海。
于是，在潭门，每个渔民家里都有一本伤心往事。
站在潭门码头仰望那四个大字“潭门故事”，港口里的每一艘渔船仿佛都满载着绵密厚重的悲欢离合，一种令人心酸又热血澎湃的气氛，扑面而来。
1985年潭门渔民重返南海后，成立了潭门海上民兵连。到2013年习近平视察潭门前，官方公布了两个数字。
第一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潭门渔民在民兵连组织下，先后出动渔船580批次，为部队抢运石块、钢筋、水泥等建材265万吨。
第二组是近十几年来，潭门镇被南海周边国家军警无理抓扣、枪击、侮辱的渔民、民兵超过170人，没有一个人在承认“入侵”的“认罪书”上签字。
民兵班长陈则波，第一次在黄岩岛海域被菲律宾军警抓扣是1997年。他被带到马尼拉，遭到棍棒毒打，但最终没有在“认罪书”上签字。
第二次是1998年，他的渔船在黄岩岛附近被菲军舰撞沉，他本人再次被带往马尼拉。中国外交部很快就出面解决此事，并索回了20多万元损失赔偿。
2012年4月中菲在黄岩岛发生对峙。陈则波正在黄岩岛潟湖中作业时，被全副武装的菲律宾军警登船检查。
对方把他们驱赶到船头暴晒了两个小时，才要求他们签字，仍然没有得逞。
民兵排长王书茂，年过50的时候，终于入党。
很多菲律宾渔民经常到中国渔船上讨要生活用品。邓大志在1995年还曾开着小艇，登上菲律宾士兵驻扎的小岛，“住了50多天”。
新世纪之后再上岛，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一些国家察觉到了一个现象：他们的士兵经常需要中国渔民手里的生活用品，从香烟啤酒到大米蔬菜，结果与中国渔民相当熟络。
于是，对方加快了换防频次，也更加频繁地对中国渔民枪炮相向：靠近就“枪击船头的水”，离开就“追着屁股打”。
伍尚兴清楚地记得，2012年他去菲律宾巴拉望岛，“岛上的人也说，南沙是中国海。”
此前，潭门有个年轻人被菲律宾抓，结果当地的姑娘看中了他，“要嫁他”。
曾经花了一年时间走遍印尼所有岛屿移民村的伍尚兴对一些地方颇为了解。比如，遇到退潮搁浅，中国渔民们会想办法把船推走，菲律宾人则会指指头上的天，意思是等晚上涨潮再走。这种靠天吃饭的“不作为”，让伍尚兴颇为感慨。
伍海经发现，菲军占据的很多岛上都没有淡水，驻岛者过得很惨，“但也能挺着。”
而今的西沙，中国执法船变多了。邓大志甚至为自己揽到了一个活计——每月为执法人员运送蔬菜和净水。
在这个过程中，他曾跟着执法部门检查过越南人的渔船。“本地人不炸鱼，但越南人炸鱼。”在他们的船上，经常能发现导火索。
造大船、闯大海
“造大船、闯大海”——2013年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潭门时的叮嘱，如今被制成了巨幅标牌设置在港口。
李根辉家正在浙江建造的船，造价要五六百万元。尽管国家会“补助一点”——根据吨位、马力，可以领到国家南海专项基金划拨的费用，李根辉家每条船可以领100多万元——但对大多数潭门人来说，造大船仍然是个天价。
而2012年的补助，现在还没有到手。
王书茂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据他所知，“船小、但是船多”的越南渔民，如果去南沙，其燃油费及相关损耗由该国政府全额补贴。
很多人都提起，政府曾经提出将潭门建设成为三沙市的后勤补给基地，但相关政策尚无动静。
幸而，成本提升、捕捞量下降的境况下，海产品的价值提高了。
2002年，潭门镇重新疏浚港口。伍尚兴觉得，国家也该投资建设港口，“不花钱怎么能行？”潭门中心渔港，设计通航能力是1000吨级，恐怕很难满足“大船”的要求。
可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潭门渔民，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正如丁之乐所说：“太苦了，每次都是拿命闯。”
丁之乐的儿子和女儿都没有留在本镇——1999年就不再出海的他颇为自豪地说，女儿是《深圳特区报》的记者。
当初一家人拼了命出海的伍书光，已然老迈入养老院。在一家经营旅游海产品的商铺里，二儿子伍尚兴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一家人从南沙回来后没多久就不出海了。“当年海参才几元钱，现在要上千元。但当年赚到一万元可以养老，现在赚一百万元也勉强。”
1986年，伍家人彻底上岸了。
三儿子伍海经解释说，那时开始组织大船出海，他家拿不到贷款买船，无法竞争，索性弃海上岸。
几年后，伍家人的纪念品店开成了工厂。现在，伍家四兄弟除在外工作的大哥外，每人开了一个工厂，也都有自己的店铺。小工厂和商店，已在潭门遍地开花。
如果要贷款买船，很多人都缺少足够的抵押物。遵从伍尚兴的期望，他的孩子已然不再亲近祖辈的产业，他如今是一名教师。
可总要有人出海。
如今的潭门，众多来自内地的工人逡巡其中。2003年开始，外地人从河南、湖南等地过来，进厂、上船，或直接开办工厂。
来自河南南阳的工人们，被请过来进行海产品加工——当地素有传统加工手艺。在潭门管吃管住，每月工资有一万多元。
伍海经说，工人们养活了南阳镇平一个县。
而来自水乡湖南、江西的工人，则会选择上船出海——这些船有潭门人自己的，也有“外地老板投资购买的”。
虽然近几年渔民被抓的情况不再常见，但潭门镇的味道也被慢慢改变了。
用庞飞的话说，“为南海开发和国家大局作出了重大牺牲”的潭门人，正在改变中有些惶惑地往前走。
伍家的店面里，第三代、伍海经之子伍致强熟练地为人请茶。在这个过程中，他滴水不漏地与顾客讨价还价——“1800卖么？”“不卖，我给你的是底价。”
1987年出生的伍致强也会熟练地讲起祖辈的荣光，但他明显更愿意打理现在的生意，“出海，我从小到大没想过，风险很大。”
3年前，伍致强开始接管家里的店面，“年轻人做事业，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但他终是一个潭门人：椅子上玩耍的4岁儿子符合当地传统——这里的人结婚很早，因为每次出海生死未卜的渔民们总要为后代着想。
店门外，向左，是可以直赴南海的潭门中心渔港；向右，是离开潭门、通往琼海市的道路。从琼海坐上高铁，很容易抵达省会海口。
潭门人如何再航海
为中国的南海主权奠定了“开发即拥有”的基础之后，潭门人可以为祖国做得更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海南琼海报道
简单的值班室里，一张小床和桌上堆放的联络通讯器材，是潭门镇武装部部长张建堂的家当。
当潭门渔民在海上遇险或受到侵袭，这间小屋就会变成陆上指挥中心，通过联络南海各地的渔政、渔监、海监等部门，成为潭门人在浩瀚南海上的“守护星”。
刚从北京赶回的张建堂，参加了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上，习近平面对来自军地的代表们说，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习近平用“三个坚持”来表达对于边海防问题的态度：要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
第三个则是：“要坚持军民合力、共建边海防，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对于张建堂等常年身处南海要冲的人们来说，有更深的体味。
除了在2013年迎接习近平视察，2014年全国边海防民兵工作现场会也在潭门召开。
此次全国边海防建设工作会议中，潭门海上民兵连被评为“全国边海防工作先进单位”。曾3次被菲律宾抓捕、拒绝在“认罪书”上签字的民兵连班长陈则波，被授予“全国边海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张建堂向本刊强调了支持中国渔民在南海存在的意义。在南沙中国控制的岛礁上，建岛物资基本是潭门渔民运上去的，“军舰只能运到深海，下一步就要靠渔民运输了”。
而在中国海军力量薄弱的年代，中国渔民在南海的存在，作用似乎更为明显。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潭门渔民率先在南海发现了停泊的英国军舰。
现在一些国家对南海不断强化的主权和利益诉求，其中就包括对侵占中方岛屿的民事化管理、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油气资源的掠夺，并以多种形式蚕食中国领海——这一切都让张建堂觉得，为中国的南海主权奠定了“开发即拥有”的基础之后，潭门人可以为祖国做得更多。
然而，目前渔业生产和渔民仍被视为普通国民经济中的一角。由于确实存在近海资源枯竭的情况，渔业生产近年来受到极大限制。
这样，就存在非常现实的矛盾：要“保护资源”，中国渔民们可能就要从南海消失；要维护海洋权益，他们又极有必要继续存在。
这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
“造大船”，习近平2013年在潭门的讲话，被渔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近年来，针对大马力钢制渔船或玻璃钢渔船的补贴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如何更好地与当前渔业特点结合，推动补贴政策调整，则成为当务之急。
比如，尽管也会综合实际用油量，但目前的柴油补贴方式主要是按渔船的登记马力，测算一年度的柴油消耗总量，发放补贴。
这样，大多数渔船都在开渔节后稳赚钱的情况下出海两三个月，其他时间照样可以拿柴油补贴。而这些补贴往往都归船主所有，很难落到渔民手中。
对于“长期存在”来说，这一政策显然需要调整，包括建立结合油价的动态调整机制。
习近平在潭门曾非常详细地了解渔民的出海手续问题。对于渔民来说，还需要有更好的民生工程。
比如渔港改造工程施工需办理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通航安全评估报告以及《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和长期的程序时间。
不仅造船，造渔网也有补贴。潭门镇镇委委员戴于岛认为，渔民们在潭门的岸上生活，也需要重视——先把年轻人们留在潭门，或者让外出读书的年轻人回来。
作为镇上为渔民建设的基础设施，路面硬化及自来水工程，在海南当地媒体的报道中，据说曾让渔民“自发鸣炮庆贺”。
2012年，潭门镇上的“桥、路、水”工程相继开工。而连接潭门与博鳌的潭门大桥几经波折，仍在建设中。
有了基础，潭门镇就有了空间建设自己的工业区与产业园，该镇党委书记庞飞对《瞭望东方周刊》的介绍：潭门镇相关产品的销售额“一个月有一个亿”。
但潭门镇自身地域有限，民众生产方式仍显单一。庞飞觉得，既要保护海洋，又要解决渔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戴于岛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受台风影响较大，海产品原地加工、深海养殖等规模化产业，尚在评估规划中。
或许，以一个小镇担负重要的国家使命，多少还是有些沉重。毕竟，有些环节，不是一个镇级机构可以决策的。
事实上，“南海维权要常态化、多样化”，也可以是一个经济问题。
维护海权需要“人民战争”
——对话国防大学国防动员研究中心研究员闫峰
海防工作如何处理好防卫和管理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稳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北京报道
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出了“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的号召。
这是建设海洋强国背景之下，国家最高领导层前所未有的最新表态。
开发海洋资源、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行业部门的支持与配合，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关心与参与。但梦想绝对要脚踏实地。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对话国防大学国防动员研究中心研究员闫峰教授，用他的专业视角，解读何为“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海洋权益需要“人民战争”
《瞭望东方周刊》：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提出了“要坚持军民合力共建边海防，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等问题。在中国海军愈加强大的背景下，为何还要坚持“军民合力”？
闫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遏制与反遏制、分裂与反分裂、侵权与反侵权斗争的焦点也在海上，维护海洋权益形势复杂严峻，可以说环境复杂，形势严峻，危机四伏。
海洋开发、执法维权、海上军事斗争正日益成为互为条件、彼此支撑的有机整体，构成了建设海洋强国不可或缺的三大手段。随着我综合国力的上升，经济先行，执法为主，民进军护，社会参与，再辅以恰当的外交和舆论保障，当是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基本模式。
首先，积极的经济开发是前提。抛开主权问题不谈，经济利益是最大的海上利益。事实证明，在现行国际法规制体系下，最有用的“存在”还是经济存在。
很早以前，我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就延伸到了曾母暗沙，但还是无法避免他国在南海海域盗取我经济资源，并以此作为声索南海岛礁的“证据”。
海洋开发，经济先行，不仅能使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共享发展成果，也有助于避免因领土主权争议打乱国家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决策部署，更能通过经济利益的延伸增加我在执法和军事上把别国“挤出去”的合理性。
试想，如果在一片广袤的海洋中没有一口油井、一座码头、一条渔船、一位游客，要想维护海洋权益，其难度是非常大的。
第二，有效的执法维权是核心。历史上，我渔船、渔民在争议海域被他国抓扣、罚没、判刑，甚至枪击的案例不胜枚举，我国政府无法在自己的岛礁和附近海域有效行使执法权、难以彰显主权的问题十分突出。当前，我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和负责任的政治大国，要利用好手中的法律武器，运用好海上执法力量，积极维护国家海上权益。
第三，合理的军事运用是后盾。军队作为国家重器，一举一动均体现国家意志，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上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伴随着我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海上军事斗争已能获得更为可靠的作战、作战保障和勤务保障力量支撑，军队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也担负着多样化、常态化任务。
第四，广泛的社会参与是优势。在维护海洋权益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沿海渔民冒着人身安全风险，积极响应号召，赴争议海域做海打渔，配合执法维权斗争，及时通报信息，捎带补给物资，在垦海戍边中发挥了“主权碑”、“流动哨”、“运输线”的作用。爱国民企承担着不可知的经济风险，投身岛礁和海域开发，为海上执法力量和军事力量在远海海域“站住脚”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可以说，有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打赢一场场维护海洋权益的“人民战争”。
最后，恰当的外交和舆论营造是保障。从本质看，我国面临的海洋权益争端并不是零和矛盾，而是复杂的利益纠葛。由于现实地缘格局制约，维护海洋权益的外交风险加大，处理不好可能导致我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处于被动；由于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舆论宣传造势的尺度把握很难。
只有在外交上敢于发声、善于斗争、巧于周旋，打好外交组合拳，在舆论上积极营造、因势利导、拿捏有度，努力抢占舆论制高点，才能准确传达国家意志，在维护海洋权益中“稳坐钓鱼台”。
建设强大海防不简单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中国海防建设现状？是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闫峰：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军事机关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海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体制性障碍、方向性问题、政策性障碍和观念性阻力，与“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一些问题甚至直接影响了维护海洋权益的成效。
一是领导体制上条块分割，统筹力度不够。我国目前的边海防体制，是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下，在国家边海防委员会的指导协调下，由军队和政府系统按职责分工的共同负责制，涉及军队、政府两大系统的20余个主体。
从实践来看，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各级边海防委员会，虽然在边海防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协调作用，但以议事协调为主的职能定位，决定了其难以打破对边海防领导管理的纵向垂直关系，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统筹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门提出“调整理顺边海空防管理体制机制”，也反映出进一步调整理顺海防体制的紧迫性。
在力量队伍统筹上，2013年成立海警局，在统一海上执法力量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但这一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各职能部门的内部工作制度和职责区分仍不清晰，国家海警局仍不能全面担负海上执法职责，军地之间的协调机制仍不完善，距离真正的统筹建设和统一使用尚有差距。
二是职能定位上防管结合，管理职能偏弱。我国边海防担负有防卫和管理的双重使命，海防工作的体制机制和建设思路，是在以军队为主的防卫作战功能基础上，附加其他执法管理功能逐步发展起来的。
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家安全逐步向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利安全环境聚焦，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外部威胁基本消失，同时海域执法管理和涉海维权的压力大幅上升，海防工作的主要职能也逐渐调整为防卫和管理并重，管控成分不断增大。但在建设指导上，不适应这一趋势的现象依然存在。
比如，大量陆军海防部队的建设思路仍然立足于抗敌大规模登陆作战背景下的海岸(岛)守备，建用脱节、训用脱节的问题客观存在。下一步，海防工作如何处理好防卫和管理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稳定。
三是建设投入上分担不均，现实激励不足。边海防工作作为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投入上按照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划分，根据力量队伍属性不同由中央财力(包括军费)和地方财力共同负担。从实际情况看，一些力量队伍的建设投入格局，仍有必要作较大幅度调整，加大中央财力的支持力度。
比如，中央近年来高度重视海上民兵队伍建设，鼓励沿海渔民“造大船，捕大鱼”。但根据农业部的扶持造船政策，国家对于渔船建造的补贴仅30%，渔民造大船的负担太重，再加上严格的渔船数量和功率指标“双控”管理，要造一艘大船就要损失几艘小船，无形中影响了渔民的积极性。
再比如，现行民兵队伍的经费保障采取“地方人民政府保障为主，中央财政补助”的原则执行，因此海上民兵队伍建设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沿海省份来说负担很重，如不加大中央财力支持力度，有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关心海防、建设海防的积极性。
四是思想观念上重陆轻海，海防宣教不力。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南海不过是地图上的“右下角”。这些问题都源自长期以来在宣传教育中对海洋和海防的忽视。
不仅如此，即使那些祖祖辈辈靠海谋生的渔民，也越来越多地鼓励子女离开这片“祖宗海”，去陆上为更好的生活打拼。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船网文化，也面临着断代消亡的危险。提高海防意识，保护海洋文化，还需未雨绸缪，长期经营。
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决心恒心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都在谈“海洋强国”，你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
闫峰：开发海洋、保卫海疆、强化海权、巩固海防，是一项需要统筹谋划，长期经营，协力推动的系统工程。建设海洋强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决心、有关部门的恒心和人民群众的信心。在这方面，世界海洋强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给我们启示，相关经验做法也可以为我们借鉴。
第一，建设海洋强国，需要下定决心。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海权国家，但美国真正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海洋，还是在19世纪末，至今不过100多年。同样，苏联海军从二战时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发展为全球性海上力量，也仅用了30年。从美苏海军建设发展的经验看，只要国力强盛、信念坚定，一个偏重大陆的国家走向海洋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目标。
第二，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建立任务牵引、规范合理的海防领导体制。美国的海防模式是集海洋防卫、管理和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方式，海岸警卫队是保卫美国海上安全、维护海上权益的主力。与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相比，海岸警卫队有三个不同的特征：一是准军事化，平时在国土安全部编制内，不受国防部领导；二是具有海上综合执法权，甚至有临检美国海军舰艇的权力；三是属于国家武装力量的独立组成部分，战时划归海军战斗序列，接受战区司令部指挥。2013年，我国海上执法力量队伍的整合，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等其他国家相关力量建设经验的启发。
第三，建设海洋强国，必须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丰收。以美国夏威夷州为例，2012年生产总值为700亿美元，800万游客直接消费就占生产总值的20%；同时，夏威夷群岛还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施前沿防御的枢纽基地。按2009年数据计算，驻岛美军及其75万军人和文职人员一年通过采购和消费共为夏岛带来122亿美元经济收益。不仅如此，夏岛上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成为贯彻国防要求的典范。夏威夷州最大的空港火奴鲁鲁国际机场与希卡姆空军基地完全融为一体，且完全按照空军枢纽机场标准要求设计和建造。平时美太平洋空军使用空港的一条跑道，战时可征用所有跑道满足空军飞机起降需要。夏威夷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经验，对于我国类似岛屿的规划、开发、管理和利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四，建设海洋强国，也离不开强大的海洋文化加以支撑。当今世界的海洋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处处散发出海洋的气息。美国影视界推出的动画片《大力水手》、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更成为海洋文化渗透全社会、辐射全世界的典型标志。由美国交通部管理、作为专业保障队伍编组的美国国防后备船队，其船身喷涂、船员服饰等都与美国海军建制舰船十分类似，甚至被称为美国“第五军种”。以上种种，都显示出海洋国家对海的热爱、对海员的崇敬、对海军的尊重，透露出浓烈的海洋文化气息。
责任编辑：刘晋荣 SN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