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杨敏 王运宝 查英 夏自钊
策划人语
“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晏子春秋》里的这句话，说的是政府开门纳谏，可以获得更多民意支持。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论衡》里的这句话，说的是政策是否有过失，老百姓最清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问道”与“辅政”的表述不胜枚举，它不仅关乎治国理念、治理方法等技术问题，更关乎治理合法性等诸多价值命题。
“问道”之道，兹事体大。
从掾属、幕僚、师爷，到顾问、专家、智库；从峨冠博带、羽扇纶巾，凭一人智、一张嘴就可以指点江山，到大数据、云计算、问卷调查，靠团队协同，才可以完成咨询任务；从孟尝君三千食客仅为个人服务，到智库发展水平关乎一个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智者”与“智库”的意义，发生了质的改变。智库发展水平，已经是“国家智商”的重要标准，也是政府理性的重要刻度。
当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即将迎来发展的春天，政府与智库，“问道者”与“闻道者”，你们准备好了吗？
“政智互动”时代
本刊记者：王运宝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中国智库发展进程上极不寻常的一年。
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批示，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的表述，再到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的积极建言“发声”，这些都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中国智库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将扮演何种角色？能释放多大能量？政府和智库是否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做好了准备？
智库的“春天”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稍早前的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强调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智库是政府的“外脑”，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和政府的理性。那么，中国智库建设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迎来了这个“春天”的？
从发展的大环境来看，外部环境改变对智库建设产生了新的推动力。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带来全球性治理难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肯綮之处，利益纠缠、诉求多元，公共决策风险性陡然加大，亟需吸纳众智，优化解决方案，这对智库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我国经济也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并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通过扩大与国外的交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运而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告诉《决策》。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成为中国现代智库建设的一次质的飞跃。
从智库发展的整体现状来看，中国的智库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的智库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决策对智库的需求很迫切，智库也应该在决策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讲述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一个小细节，就是一个例证。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2009年7月，在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的面对面会谈中，美国的部门负责人都会有自己的“外脑”，他们会提供谈判的政策方案。会谈中当美方提出一个议题后，中方因为没有详细的前期研究而缺少有力的回应，也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这时，就明显感觉到中国的专家研究还不能满足需要，实际上这里真正的趋势是政府决策需要智库。”朱旭峰分析说。
这种决策对智库的需求，在2012年和2013年又一次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各类智库提出的多套改革方案相继对外发布，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目前，中国智库建设正向纵深展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地方智库在内的中国智库体系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期。
那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陈干全博士认为，只有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才是新型智库。“新型智库一定要是专业化、职业化的；要能合力发挥作用，各干各的肯定不行；如果体制内和体制外不沟通的话，也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则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分析说：“新型智库在组织形式、人员管理、经费使用、分类考核、薪酬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都要创新。”
“智库是思想的工厂，智库的使命是通过新思想来引领决策，新型智库不是解读而是引导政策”，魏建国从智库的政策供给角度分析说：“智库应该在政策出台之前，提供决策方案，拿出政策思路。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要出招就不是一般的招，而是高招、绝招。”
智库产品需求的多个维度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当下，中国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各类智库又能否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政策方案？
朱旭峰曾对某市34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分析，其中一项“所在单位举办专家决策咨询活动频率”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调查显示，“专家书面咨询意见”频率分布为：“每月”采纳为12.5%、“每3个月”为11%，“每半年”为14.2%，“每年或者以上”为12.2%，“从不采用这一咨询形式”的为5.8%。
“组织专门研讨会或论坛”，“课题招标或委托研究”、“专家服务团活动”、“听证会等其他活动”的采用频率，“每半年”、“每年的”频率均高于其他选项。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隐藏着丰富的信息，所有数字说明从政府决策咨询常态化的需求看，采纳频度并不高。
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会不会激发政府对智库产品更加旺盛的需求？
陈干全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提供了他的观察视角。在他看来，政府对智库需求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因不同行政层级而异。
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决策平台的开放性越强，吸纳智库意见也越多，如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对专家咨询的重视程度较高。从事权角度来看，行政级别越高，决策咨询的需求越大，因为省以下的决策权较小，市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执行大于决策。
政府咨询需求除了常态化的，也有一定的“阶段性”，重大改革方案和规划出台前夕，都是咨询服务的“旺盛期”。同时，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在面对不同的决策事项时，也有差异化的咨询需求，合肥市肥东县委书记杨宏星说：“当我遇到法律问题时，特别需要专家咨询。”
以上诸项因素，都是影响政府对智库产品需求的维度。当下，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会对政府决策咨询需求产生新的变量。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特点，首先是治理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其次是决策过程的开放性；再次是良好的回应性。
由是观之，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公共决策，再也不是个“黑箱子”，而是个“金鱼缸”。这为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提供了空间，“这可以理解为政府对智库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渴望”，陈干全说。
在武汉，市长唐良智聘请“布衣参事”，就是地方政府主动开放决策，问计智囊、提升治理水平的一次创新。经过连续两年的公开选聘，目前武汉已初步形成专家、民间、企业、官员、媒体“五智汇聚”的智库格局。
唐良智表示，他们既“接地气”又“接天线”，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政府需要智库多出“好声音”、多聚“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1月22日发布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显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826家，中国为426家。中国经济排名世界第二，智库总量仅为美国的1/4。在按规模、能量与贡献的排名中，进入全球智库前100名的中国智库仅有6家。
在前年的全球智库峰会上，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的一句话深得媒体好评。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智库到国外挣钱了，中国才能成为大国，而现在我们要靠国际的智库来办事。
从科技部下海到安邦咨询公司的贺军，则把中国的智库比喻为“一麻袋土豆，小个很多，大个很少，专业性不够”。
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智库数量不多、质量不高。
怎样才算是高质量的智库？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凌宏彬博士从智库建设的视角分析说：“我们可以把高质量智库五个字分开来解读。高，高端、高地，思想营地；质，就是成果的品质和品牌，要以质为本；量，是矢量和产量的结合，成果要有服务的方向性、产出的稳定性、持续性；库，是人才库、成果库、信息库，还有外围的专家库”。
因此，借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春风，中国智库发展面临双重任务：数量上要赶超，质量上要提升。而要完成中国智库的转型，政府和智库都要做好准备。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决策时必须强化咨询意识，主动问计于智库。国务院参事、《中国智库》主编任玉岭认为：“为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一定要在决策前请智库机构拿出决策的依据、思路和框架，必要时应同时由不同智库机构提出多种具体方案供决策者遴选。”
在江苏，成立于1997年1月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了31次，陈焕友、回良玉、李源潮、梁保华、罗志军5任江苏省委书记亲自主持，向500人次的专家问计江苏发展。
江苏跨江发展、苏北振兴、沿海开发、苏南现代化等重大战略决策出台前，都会问计于智库专家，该论坛已成为江苏省决策咨询的最高平台。
从地方智库政策供应的角度来看，智库必须拿出用得上、靠得住的决策方案，做“智囊团”而不是“刀笔吏”。魏建国告诉《决策》：“智库的作用可以概括为6个字：解惑、出招、指路，智库的方案一定要解决领导‘过河’的问题，提供到达河对岸的船和桥。”
再从地方智库本身发展来看，需要破解人才、资金、渠道、影响力、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等问题，首先是人才和研究团队的提升。
最后，是地方智库联盟或智库网络的建设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智库之间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日益凸现，建立智库网络、智库联盟渐渐成为共识。
实际上，广东、武汉等地已先行一步成立智库联盟。2010年9月，“广东智库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由广东省社科院等20多家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构建起覆盖广东全省的理论研究和咨询研究网络，目的是更好地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随后，2012年，武汉智库联盟也宣告成立。
这些地方智库的创新实践表明，地方新型智库的增量空间很大，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将是其发展的最大动力。
但是，只有当政府和智库都做好准备，才能真正迎来“智库的春天”。
本刊记者：查 英
中国的“智商”有多高？从“世界制造工厂”迈进“世界思想工厂”的路有多远？
一条重要批示将中国智库从幕后推向台前。多数人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代表了治理能力的自信，智库发展将迎来“春天”。
然而，就目前国内智库“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的现状来说，如何将渠道、资金、人才、机制等元素混搭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风范，则需要一番考量。
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他们围绕新型智库建设的话题发表了看法。
“渠道是第一位的”
《决策》：智库到底是做什么的？
魏建国：智库的研究人员是干什么的？出主意的。对哪些人出主意？你的服务对象。智库关键要达到三个目的：出招、解惑、指路，不仅仅是解读政策。
智库就是要告诉你的对象是拆招、迎招还是化解掉。在国内，好的智库就是能解决领导解决不了的问题。如解决“过河”的问题，目标是“过河”，到底用木筏、吊桥还是其它方式？智库就是为决策提供方案选择的。
袁岳：智库要有方法论。对于服务对象面临的问题，除了能告诉你症结在哪里，还要给出一套方法。例如零点集团与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合作时，采用“梯度改进策略”，每天晚上为决策者圈定三个问题，次日改进。
《决策》：影响智库发展的要素有资金、渠道、人才、产品、管理、影响力等多个要素，对于地方智库来说，关键要素是什么？
王继承：第一是渠道。就看你有没有渠道送到省长、省委书记那儿，智库的渠道是第一位的。有渠道就能将产品送到决策者案头，好的产品也会不断向你聚拢，智库的影响就会慢慢扩大。
第二是产品。你的研究选题是不是切合决策者关注的东西？有一个选题原则被归结为“四性两点”，即选题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和长期性，以及热点和难点。如果渠道给了你，而你的研究是低水平的，这个渠道就会关闭。
第三是人才。题目选好了还要有合适的人来做。如果有好选题，体制内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妨从体制外找。反过来说，即使你有优秀人才，没有好的研究题目，这样也是人才浪费。
魏建国：我认为县一级起码要有智库，目前一些地方的政策研究室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作智库。党委政府机构内的智库，往往是给决策者提供资料、写发言稿、写报告。智库不是做学术研究，也不是做教学报告，而是出招、指路，智库就是告诉决策者该怎么干。
渠道是关键，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要把智库的思想做好，这才是智库的核心。再次，劳动的成功必须换来一定的财富。中国智库质量为什么不高，个人认为是“钱”不够。人才方面，学者和专家的影响力直接决定了智库的影响力。就看专家能不能说到点子上。去年全球智库峰会上基辛格说：中美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一切事情，但是中美不合作世界上一切事情都解决不了。一句话就把问题说透了，这就是智者，这才是思想。
朱旭峰：一个智库发展得好怎么来判断？对于民间智库来说，我的判断标准是3-5年后是否还活着，而想活得更好就要追求影响力。
地方官方智库的影响力就是体现自己的价值，比较直观的判断标准即能不能拿到书记、省长的批示，影响力的基础是提高智库本身的研究能力。
总的来看，越是复杂的决策，就越需要智库。智库的影响力来源于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另外，真正有影响力的不是写内参、写报告，而是能否与决策者面对面提供咨询建议，这个问题的本质又牵涉到有没有真正的渠道。
“需要一个成熟的反馈机制”
《决策》：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即较多智库的第一要务不是研究而是“找钱”，如何解决智库“差钱”以及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激励问题？
王继承：国外智库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政府合同资金，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捐赠。在国内，官方智库是按人头费拨款，多少个萝卜多少个坑。然后依据课题再拨一部分钱。总的来说，官方智库资金的力度比以前好很多，基本上不缺。
同样重要的是在资金管理上需要建立激励机制，要充分尊重智力劳动。官方智库内部传统的组织管理方式为“又红又专”，即红的挂帅、专才研究。这是一些传统的延续历史的做法。
在研究效率上，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的区别相当于80年代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差距。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能精确到每个研究员的每小时计划。
例如一项课题的起草需要多少小时，修改需要多少小时，汇报需要多少小时。相比较，国内智库的管理是比较粗放的。专家负责某个课题，盯得紧一点效率高，盯得不紧的话，精力可能被其它事务占据。催紧了顶多晚上熬夜突击给你赶个东西出来，这样仓促拿出来的如果质量很难过关。
朱旭峰：对于智库的资金来源，我的调查发现是多元化的。我发现有的政府智库资金居然是来自捐助，就是企业的资金。实际上，智库融资也是各显神通。
政策的制订要经过辩论，从不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现在提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对智库来说未必是好事。按照招投标的规则程序，是给报价100万的还是给报价80万的？如果给了80万的研究成果不好，这也不是招标的初衷。如果一个课题给不同的人来做，这也不是重复建设。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重复建设”，因为这样可以形成不同研究观点相互竞争辩论的局面，更有利于提高决策水平。
《决策》：当下新型智库建设成为热点，反应了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公共治理的自觉以及政府对决策智慧、决策理性的追求，目前还缺乏哪些机制为此保驾护航？
王继承：宏观上来说，需要重视决策咨询的氛围；而从管理的细节来看，智库缺乏健全的反馈机制。当然，领导批示是一个反馈，没有批示的则石沉大海。地方智库的研究成果是好是坏，好在哪、差在哪，这个过程没有一个成熟的反馈机制，多数要靠自己的渠道去打听。
另外缺乏人才交流机制。智库人员需要注重知识的更新、方法的更新，而人才交流则为这种更新提供了途径。研究员在经过挂职、跨界交流，锻炼几年后很有可能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决策人才，这时候有没有机制再让他回来？回来之后身份如何安排？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魏建国：政府与智库之间需要交流，政府和高校之间也要交流，这可归纳为资源整合机制，也可以说作交流机制。很多政策交流不一定非得在政府之间，由智库与智库之间进行效果会更好。
为什么美国智库发展了上百年，主要还是有一套机制，包括运营机制、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等。
另外，智库研究还缺乏评价机制。一个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怎样来评价？国外有第三方评价，国内则主要看买方的满意度。
《决策》：业界内外都在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如何判断一家智库是否独立，又如何能做到独立？
魏建国：独立要做到资金独立、思想独立。资金独立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思想独立。没有思想独立，所谓的新型智库是创造不出来的。目前，中国很多智库都是在解读政策，不敢批评；民间智库则是小批评，也不能引导政策执行。
敢不敢批评，是智库独立性的重要表现，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去刻意批评政府，或者对政府的决议横加指责。
朱旭峰：智库的独立性不是说没有倾向性。例如有的智库替农民工说话，有的智库为企业家代言，不能说谁比谁更独立。独立性怎么看？如果是收了谁的钱就替谁说话，这就不独立。换句话说，你收了某个利益集团的钱，就试图影响社会和政府，这就是不独立的。
当然，智库的独立性很难说清楚，美国的智库说独立其实也不独立。只有那几家顶级智库可以说自己独立，因为他们都有稳定的基金来支持，不需要到处去化缘。而英国智库跟政党关系密切，德国智库几乎完全由政府支持，90%的资金来自政府，但他们也说自己是独立的。
“中国智库没有理想模式”
《决策》：智库被誉为政府的“外脑”，决策的随意性往往影响“外脑”作用的发挥，那么政府与智库之间如何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王继承：短期来看，智库和政府要明确各自的供给与需求。有的政府采用的是决策咨询，与之相关的智库就做的比较好；有的政府觉得有没有参谋无所谓，甚至有时候认为“你的想法还不如我自己的”。
这类似于有好的消费者才有好的企业，如果连消费者都不挑剔，产品质量也很难提高。政府对智库总归是有需求的，问题是当政府需要用的时候，智库能不能提供专业化的研究？这就需要智库长远考虑，自身做好准备。
长期来看，决策需要咨询机制，智库发展需要机制保障。如果是“有你更好，没你无所谓”或者“空闲的时候看看你的报告，没空的时候自己决策”，这说明在决策机制上还没有发挥咨询作用。只有真正的决策民主化，才有智库的发展。
魏建国：智库的发展与地方领导人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政府领导要有一种问题意识，遇到需要做决策的时候，要问问这件事怎么办才好？一任领导想在任上不辱使命，关键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好比看棋的和下棋的，下棋的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同时看棋的人也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更进一步就是需要建立决策过程中引进智库的机制，让大家觉得智库是有用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案的多元化才是“政智互动”的牢固保障。
朱旭峰：渠道是政府与智库之间互动的通道，没有渠道就很难谈互动关系。官方智库在渠道上有一定的优势，如中央部委会委托下属的研究机构做研究，叫做交办任务，地方政府同样有此途径。相比之下，民间智库较少有这些途径。这引申出一个问题，即智库如何满足政府的需求？政府如何吸收智库的供给？需要双方提高能力，首先政府要有需求，同时，智库要做出政府真正需要的研究。
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智库发展的理想模式。其实，中国智库还没有模式。从民间智库来看，首先是能够生存下来，只要能够活下来，肯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不要天天盯着美国的那几家顶尖智库，他们都是近百年的历史，每年有好几千万的预算。
《决策》：现在大家都说智库发展迎来了春天，您认为接下来智库发展的空间如何？怎样的组织管理形式更适合未来智库的发展趋势？
魏建国：几千年前中国就有“孟尝君食客三千”的故事，中国智库的发展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决策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和多元化来讲，还比较困难。决策者做选择不要说有多种途径、多种方案，就是这一个方案，只是出台或者不出台的差别。
朱旭峰：对于官方智库来说，智库不能仅仅看做是人才储备库，这是不够的。而是要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把决策失误的水平降到最小，这才是智库的价值。对于民间智库来说，先要活下来，然后再去想定位是什么，特色和品牌是什么。
袁岳：我认为民间智库总体发展空间很大。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很大。我们的政府是大政府，需要决策的事务总量很大；还有政府的麻烦很大。事务总量大所以他总有一些干得好、干得不好的，总有些解决得了、解决不了的。这为第三方、民间智库提供了机会。
第二个原因，中国政府大概是全世界对经济最热衷的政府，有的智库纯搞政策不懂经济，有的智库纯搞经济不懂政策。我们研究经济，也服务经济，并且努力懂政治，努力提高咨询水平服务于政府决策，对零点来说，我们一直坚持“两手抓”。
■本刊记者 杨 敏
春节长假刚过，王德培就忙碌起来。作为福卡智库的“CEO”，马年开局的首次智库咨询决策圆桌会召开在即，这个月的主题为“钱荒的底牌与博弈趋势”。
而身在北京的李凡，开年第一件工作就是准备推出“中国与世界研究所”年度报告——《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
福卡的圆桌会议，多年来持续不断；李凡的发展报告，从2000年以来也从未间断过。
有人说，中国民间智库能活过5年就是成功，但是福卡今年18岁，中国与世界研究所今年21岁。
还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6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3岁；袁岳的零点，22岁；王德禄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21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14岁……
如果“活着”就是成功，那么这些民间智库一定有一套适应中国“土壤”的生存哲学。
需求与市场的大小之辩
对智库发展来说，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说到底是政策分析市场。那么，这块市场蛋糕有多大，民间智库又能抢到多大的蛋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将政策分析市场形象地描述为“一家摆满了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的超市”。
有需求才有市场，因此，这个超市的货品清单，不是由生产方智库决定，而是由需求方政府决定。
那么，政府的购买需求是否足够旺盛？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进入“超市”，去选择政策方案，又会选择购买哪类产品？
朱旭峰曾经主持过一项题为《专家决策咨询在地方政府中的实践》的问卷调查研究，尽管这个调查不是最新的结论，但仍然可以从中窥见各类智库的生存空间。
首先在重大决策事项选择偏好上来看，政府选择某类专家进行咨询的倾向性顺序是，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专家、半官方智库专家、高校和民间咨询机构的专家。
其次，在面对不同决策类型，政府官员的倾向性存在较大差异，如在遇到时间紧迫的重大决策时，选择官方政策研究机构的倾向性最大，为85.8%；涉及较多部门，需要多方协调的重大决策，对官方研究机构和半官方的研究机构选择的倾向性旗鼓相当，均为40%以上；而在一些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工程和项目决策方面，决策者更倾向于向半官方专家和高校专家进行咨询；只有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时候，决策者对民间智库的选择倾向性达到21%，超过了高校智库。
其它诸项选择，民间智库都在距离政府视线最远的地方。
尽管民间智库生存空间逼仄，处在距离政府决策咨询最远的圈层，但是，仍然有一些善于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找到那个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21%”。
零点就是在这个“21%”中抢到市场蛋糕的民间智库。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范文，举了个例子非常具有说服力。“北京要做交通限行，网上反对的声音特别多，真实民意到底是什么呢”？
北京市政府先是找了统计局城调队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赞成每周少开一天车的人占70%，这个调查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能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举棋不定之际，相关部门又找到零点来做同样的调查，“我们的调查结果跟统计局的结果基本一致。这样，政府就敢于决策了。零点的价值就是把真实的民意呈现出来，打捞民间声音，让政府决策更有依据”，范文说。
因此，在政策分析市场，政府需求的大小仅仅是相对的，民间智库的生存法则就在于找准自己的那块份额，并把它做到极致。
事业与产业的轻重之辩
“智库是有理想的人做的，有英雄情结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做的”。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说。
在于今眼中，仲大军就是这样的人。
2000年，担任一家知名媒体编委的仲大军，从体制内“出逃”创办了大军经济观察，这个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没有豪华的办公室，没有纸质出版物，经济收入也不多，仲大军坦称“惨淡经营”。
但是，十多年来，这个民间智库关注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动向，思考最深刻的话题。
不独一个仲大军，上世纪90年代前后，从体制内走出了很多人：1988年“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1991年，高尚全成立中改院之前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2年，27岁的袁岳离开司法部；同一年，李凡离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93年，王德禄离开中国科学院……
那是中国民间智库发轫之始，仲大军很怀念那个时候的环境，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改革开放、打破旧体制、走向市场化的景象。一批从体制内出来的知识分子怀揣理想主义的花火，秉持不务虚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观，距离庙堂之远，而为国事谋。
在市场环境中，理想主义与英雄情结不能当饭吃，解决吃饭问题，一直是民间智库绕不开的话题。先为生存计，而后为国事谋，20多年来，事业与产业的关系成为“曹思源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哲学命题。
1988年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同年底，曹思源应邀到美国访问，让他有机会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曹思源准备了两块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和“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是用来咨询挣钱，后一个牌子是用来研究实现理想。
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人称“曹破产”、“曹私有”的曹思源，90%的精力都在研究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
用咨询产业来养研究事业，对于资金来源单一的中国民间智库来说，是一个普遍的路径选择。
范文将其总结为“双轮驱动的智库机制”。零点调查，就分为两种业务，“一是政府委托的调查，主要服务于政府决策和政府管理；二是公司自己投资、自我选题的民意调查，有助于公共决策、公共利益”。
无论是曹思源还是袁岳，在公众眼中，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多重的，既是学者、也是商人。
李凡也能坦然接受这种角色认知，有地方官员问他，“李老师，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三分之一是学者，写文章出书；三分之一是商人，我的研究所要经营，要挣钱；三分之一是社会活动家，亲身参与基层民主建设。”
但是，对于自己的社会角色，也有人积怀难释，仲大军就更乐于人们将其看做研究中心的主任，而不是咨询公司的总裁。
不依与不离的远近之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文昭，将智库建设的真谛概括为八字真经，即“不依不离、不上不下”。前者说的是智库的独立性问题，后者讲的是研究方法问题。
不依不离，说到底就是智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关系过近，会成为权力尾闾，失去智库的独立性；关系过远，则会没有关系网络和通道，影响政府决策。
中改院选址海南，就有一个对距离感的拿捏与把握。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在中改院官方网站刊发文章回忆，80年代他造访美国兰德公司，曾经有个疑问，“你们为什么要远离首都华盛顿？”对方的回答是，可以保持独立性，减少行政干预。
据高尚全承认，选址海南就是受到国外智库的启发。
中改院的独立性，不仅仅得益于地理空间的距离感，还得益于其去行政化的断腕之举。
副院长苗树彬介绍说，中改院成立后，走出了关键的三步改革：第一步，1991年建院之初，向海南省政府提出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人编制只要30人的“皇粮”；第二步，1992年建院不到一年后，又主动向省政府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请求，不要国家一分钱，自求生存，自我发展；第三步，1993年向原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提出由事业机构彻底转变为非盈利性企业法人，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研究机构的新路子。
“江湖之远”，并没有妨碍中改院为“国事谋”发挥智库作用。据媒体报道，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
不依不离，不仅仅是民间智库与政府之间空间关系的远近，也是两者之间心理距离的远近。这种心理距离，可以理解为，不刻意附和，也不刻意批评。
2005年，是中国民间智库发展最为艰难的一年，是年，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对注册企业名称进行了一次规范化行动，规定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一律重新注册为公司。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上海法律与政治研究所等多家民间社科研究机构先后注销。
业内人士都将这次规范行动归因为民间智库“种刺”太多，碰触到敏感领域。
同样作为民间智库，也有日子过得非常滋润的，王德禄的长城所首屈一指。
在长城所的研究课题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政府的项目。由于长城所专注于中国企业生态的机理研究，北京市发改委、科委等部门都会找到它做相关的课题，如“中关村发展定位与战略研究”、“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比较研究”、“北京IT产业发展模式研究”等。
目前，每年长城所的收入达上千万元，成为中国为数不多“不差钱”的民间智库。
或许，中改院与长城所的稳步发展，得益于其深谙“不依不离”之道，与政府保持合适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与智库事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本刊记者 夏自钊
2013年12月14日，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名单公布，“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社区风险评估体系研究”、“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等研究获得一等奖。
《决策》记者发现，在这个获奖名单中，各类智库都有所斩获。不要小觑这个奖项，它已有20年历史，由上海市政府于1994年设立。
这个奖项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上海市政府对决策咨询工作的重视，可谓一以贯之；二是上海已建立起智库工作一种良性的反馈机制和激励机制。当下，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可以这样说，上海政府决策咨询的良好传统，为沪上各类智库发育与成长提供了丰沃之土。
官方智库受倚重的背后
2013年11月，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出席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体制内智库受到如此重视，从侧面印证了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决策咨询系统的影响力。
1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我国首份《智库报告》，并公布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榜单中，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党政军智库”中排第4，仅次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一开始就四五个处室，现在有八九个了。”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秦德君博士告诉《决策》。
据本刊记者统计，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无论是内设机构、直属单位还是分管单位的数量在省级发展研究中心都是最多的。内设处室有9个，直属单位和分管单位均为4家，其中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属于“智库中的智库”。
此外，该中心还有4个合作平台，分别是与上海高校和社科院合作成立的10个社会调查中心，围绕行业顶尖人才成立的第二批9个领军人物工作室，与沪上知名高校共同举办的专注于不同领域的8个系列论坛，以及上海国际智库交流中心。
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官方智库机构和职能不断扩大的趋势。以4个合作平台中的28个子平台为例，其议题基本涵盖了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和国际大都市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个官方智库的发展，印证了“有为”与“有位”这一朴素的逻辑关系。
沪上官方智库，决咨委是另一个被经常提及的机构，与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不同，决咨委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依靠的是特聘专家的集体智慧。
决咨委于2003年“非典”时期成立，隶属上海市委直接领导。决咨委成立初期，由于主要领导重视，一时间声名鹊起，也承担了许多重大项目，最知名的是决咨委专职委员江上舟一手促成的大飞机项目。
“外地考察团来访时，主要领导总忘不了介绍一下决咨委，不过后来决咨委的影响越来越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说。
抛开领导重视这一因素，决咨委影响力下降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秦德君认为，“上海市委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要求决策咨询的效率一定要高”，而决咨委专家临时性、兼职式的“单兵作战”的咨询服务，必然会慢了一拍。
在上海，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不是简单此消彼长的关系，官方智库受倚重的同时，民间智库也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体制外智库的秀场
海通证券大厦是人民广场附近最高档的写字楼之一，上海最知名的民间智库福卡位于该大厦的27层，一整层的办公场所是福卡咨询业务最好的时候盘下来的。
据福卡研究员杨金廷介绍，福卡的政府咨询业务主要是参与“五年规划”。在上海市区县一级政府制定“十一五”规划时，18个区县里，福卡参与了17个区县规划。在上海积累起来的知名度，吸引了江浙不少地方政府主动来找福卡合作，合作内容主要是五年规划和开发园区规划。
为何政府业务都是规划？“我们的长处是做前瞻性的研究，而政府在做规划时特别需要这种思路性和顶层设计的东西。”福卡研究院杨勇武解释说。
一个可以佐证福卡前瞻视野的例子是，2005年9月，福卡给浦东新区做了一个创新体制研究，当时就提过在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航空港和深水港搞自贸区的建议。
除了做规划，福卡还接受政府委托作专项政策研究，目前正在做的是自贸区土地转型和转性的调研，以及青浦区如何与自贸区对接等。
福卡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是所长王德培在政商两界的影响力和渠道资源，以及我们客观、冷静、中性、实证的理念。”一位研究员称。
尽管是沪上最知名的民间智库之一，福卡还是面临激烈的竞争。
在上海市区县一级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福卡仅参与了7个区的规划，比“十一五”少了10个，“其余都被官方智库拿去了，体制外智库还是不大受待见。”杨金廷称。
“前几年我的抽屉里都是福卡的报告，当时数据还是蛮全的，现在我们买的少了”，静安区政府办公室的郭代军告诉《决策》记者。
“买的少”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包括福卡和零点在内的民间智库，前些年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了一些很有用的数据”。“福卡在经济上比较专业，很注意梳理分析与经济、产业相关的数据，零点的调查数据我们也做过决策参考”，郭代军说。
与此同时，体制内智库也开始重视数据和调查。上海市发改委下属的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在产业经济研究上日渐专业，与福卡形成激烈竞争。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各大高校和社科院成立的10个社会调查中心，也抢占了零点的调查市场。
“买的少”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买福卡的产品少了，买其他智库的多了，总预算没少。智库间此消彼长，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各类智库发展形成了一种竞争态势。
国际智库“大鳄”，在这场竞争中也初露峥嵘。
在抢滩上海的众多国际智库中，麦肯锡的表现最为抢眼，较为知名的有南京路商业街规划、上海国际汽车城规划、淀山湖规划等。
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内无先例可循，也无经验可供参考，“洋智库”的全球视野和国际经验使其在城市规划中屡屡中标。上海世博会、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和临港新城布局等规划背后都有国际智库的身影。
然而，静安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却不看好这批“外来的和尚”，“大的规划他们可能有优势，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往往不行。现在上海大的规划越来越少了，将来更多的是微观的、具体治理的优化。”
除此之外，政府治理方式的悄然变革，正在酝酿新一轮咨询需求的波动，沪上各类智库对这轮冲击都将感同身受。
“课题工作法”冲击波
对政府咨询需求造成影响的，是一种被称为“课题工作法”的调研方法。
据秦德君介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到任的头一年，常委会根据工作重点确定了8个调研课题，领到任务的常委要花3到4个月时间去完成。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现北京市长王安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期间，曾花费8个月时间去做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课题调研，亲自带着相关处室天天跑社区。“这样的调研活动，对党委政府的决策大有裨益，这对体制内、外的智库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一位官员称。
据了解，这种调研方式仍在延续，区级政府也是一样。记者采访的沪上官员一致认为，尽管其他省份也有这种常委调研课题，但上海做得最好。
“直接可以拿来用”是政府内部调研的最大优势。由市委常委带领相关部门去做课题调研，部门有信息优势和人员优势。此外，他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最有效，什么样的政策是最务实的。
以去年2月18日上海市委常委会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为例，几个主要课题分别是“深化本市政府机构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团结引导新社会阶层人士”、“探索本市郊区差别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本市国资国企改革”等等。“这些课题，如果没有信息资源，不熟悉情况的体制外智库，甚至体制内智库都做不了。”一位官员称。
由相关部门去做调研，部门利益会不会影响政策的公共性呢？“基本不会，因为常委去调研一个课题是同时带着若干相关部门的，这些部门之间首先有制衡，遇到重大决策，还要常委会讨论决定，部门利益在决策机制中被淡化许多。”秦德君说。
既专业务实，又规避了部门利益，常委课题调研由最初的8个，已经发展到2013年的17个。
从8个到17个，是不是常委人数增加的结果？
近年来，上海市委常委的数量并未增加。随着上海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治理越来越复杂，常委课题调研对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课题工作法”大行其道的主因。
沪上一位体制内观察家认为，决策风险越分散，政府对智库的需求就越小。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治理难度倒逼治理能力与治理技术的提升，地方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步伐不会慢、进程不会变。
悄然发生变化的，是政府的治理方式与决策行为。因此，政府咨询服务也需适时而变，提供高质量的智库产品。
责任编辑：田琳 SN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