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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逐步对中国社会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其中就包括在较短时间内废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娼妓制度。对全国数以十万计的妓女及相关行业人员如老鸨、妓院主等进行了各种处理。其迅猛快速，不可不谓一场暴风骤雨。
但这项运动在全国并非是统一或者一刀切的。和其他的许多社会改革如土地、婚姻制度等一样，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政策和效果。执行和处理手段等也十分复杂。
张子宇
民国时期中国有着庞大的娼妓数量。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曾对巴黎等八大世界都市的注册妓女人数和城市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上海比例最高，为137:1，也就是说平均137人中就有1名妓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有各类娼妓达5万人，加上其他变相卖淫者，人数高达10万左右，间接赖生者而数倍之。1949年中共地下党为准备接管上海而编写的《上海概况》中，也认为上海娼妓不下10万人。到了1949年8月，民政局认为上海还有娼妓3万人。
在北京，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本市妓女情况和处置方针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统计，北京有各种妓女2000余人，其中挂牌营业的明娼即妓院，共有230户，妓女1421人；暗娼有170家，有妓女近400人；经常跑旅馆、公园、市场、马路拉客的游妓，已查明者100余人；暗门子则数目不详。明妓主要集中在著名的八大胡同：即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对娼妓业的清理，其实在国共内战早期就开始进行。1947年石家庄成为解放军攻占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当时市内仍有15家妓院开业，时任市长柯庆施颁布命令称：现石门已获解放，此种邪恶制度自应取消。本市政府为革除荒淫恶习，端正社会风气，挽救妓女跳出火坑，俾其能改业从良，特明令解散各色妓女馆，严禁卖淫制度之存在，所有加予妓女的一切卖身契约，一律宣布作废。此限令全市一切明妓暗娼自即日起停止营业……最终对石家庄的72名妓女进行了教育改造，并帮助这些“新妇女”安排婚姻，不过由于是战争年代，这种改造并不系统，有些人的婚姻并不成功，甚至还有些妓女逃到国民党占领区。
北京模式：一天之内一锅端
当中国共产党逐渐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一系列的社会治理措施也随之开始，不过各地由于情况不同，出现了很鲜明的地方特征。在首都北京，处理十分迅猛。
1949年11月21日晚6点，北京市公安、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出动2400名干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定。这个时间也是有所考虑的，据参与北京妓女改造的内务部社会司的工作人员檀英回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雷任民表示，在冬天封闭妓院考虑的是大部分妓女有性病，冬天穿衣服厚，可以免于传染。当时还规定，工作人员不准在前门外一带的澡堂洗澡，如果洗的话要带上灰锰氧消毒。“在妓女的屋里工作人员从来不坐，同她们谈话都是站着，除非是工作需要，她们的东西我们碰到不碰。”
行动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当天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晚饭刚过，先把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老鸨)叫去派出所开会。
到晚上8点，解放军士兵和公安持枪坐卡车到八大胡同口，下车后堵住所有妓院的门口，并登上房顶，控制最高点。到天亮前，北京所有244个妓院就全部封闭，收容在册妓女1268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如北京这样在一天之内一锅端，并且一次性集中收容改造的形式，可以称为妓女改造的“北京模式”。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都是按照“北京模式”来进行禁娼。但“北京模式”并没有被硬性向全国推广，而是允许各地按照情况灵活处理。1950年1月7日，公安部在通报北京市禁娼工作情况时，充分肯定了北京在封闭妓院行动前调查细致准确、行动配合较好、善后工作得当等经验。并明确指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北京的办法与经验，只作各地各城市参考，不可机械搬用(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大城市应更慎重处理)。
上海模式：层层推进，帮助转业
相比北京，层层按阶段推进的“上海模式”是另一种典型。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娼妓业的发达和从业者的数量也远超全国其他地方。时任上海市领导陈毅等人认为，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力量迅速废除娼妓制度。决定采取措施限制妓业发展，促使妓院主帮助妓女转行改业，或通过其他各种手段促使妓女自行转业等政策。
1949年6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同时即着手进行妓院、妓女的重新登记、换证工作，并继续征收花捐，同时劝告妓院主、妓女自动转行改业。7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这些措施使上海妓院、妓女数量迅速下降，许多妓院、妓女纷纷退牌歇业或转为私娼。6月有69家妓院停业，234名妓女转业，8月又有128家妓院退牌，300多名妓女转业。到1950年底妓院换证时，解放初领证的800多家上海妓院只剩下156家继续领证，妓女从4000多减至559人。
在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期间，部分上海妓院的老板、班主被镇压，使得这个行业进一步萎缩。到1951年11月，上海公开领证妓院只剩72家，妓女181人(包括4名俄国妓女)。
剩下的妓院有些也在采取措施转业或准备歇业，如著名的夜都会、群玉坊等都购买织袜机，开始学习织袜技术，为歇业转行做准备。在这种环境下，公开的妓院、妓女是难以维系的(私娼除外)。早在1949年底，就有记者指出：妓院、妓女在现行环境下，必将自趋没落，自行淘汰。
然而共产党没有等其自行消失。1951年10月，市政府党组认为根据目前工作情况和政府主观力量，可以进行废除公娼、并打击一部分私娼的行动，决定在上海正式废娼。11月13日，公安局召集72家妓院老板开会，要求他们停止营业，并负责治好妓女疾病和帮助解决妓女生活出路问题。11月16日，市政府党组制定废娼方案，11月19日宣布妓院为非法，11月25日前收容在马路上卖淫的私娼(限300人)，逮捕私娼主约14人。26日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约200人，逮捕一批妓院主。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以及部分里弄干部共计200多人，分组包围了剩余妓院，将324名妓院老板及领家等押上卡车送至漕河泾第一劳动生产教养所，实行劳动改造。收容的公娼181名以及部分街头拉客的暗娼320名，则送至通州路418号妇女劳动教养所分别处理。至此，上海娼妓制度正式废除，公开挂牌的妓院成为历史，此后卖淫、嫖娼活动在上海成为非法。
但私娼、暗娼并没有绝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业改造述评》，到1952年夏，暗娼活动死灰复燃，并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嵩山、老闸等区的游乐场所如大世界、先施乐园、大新游乐场等成为暗娼活动的集中地，嫖客以劳工为多，也有少数机关干部和现役军人。
1952年9月25日，上海发动第二次妓女大收容，当天共计收容妓女940人。1953年9月，民政局、公安局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救济分会发动了第三次妓女大收容，以嵩山、老闸等五个区为重点，共计收容554人。
第三次妓女大收容以后，上海妓女的收容工作与游民的收容改造工作一并处理，没有再单独进行大规模的妓女收容。此后，民政局、公安局在国庆节、劳动节以及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前夕联合收容游民、娼妓等，并将暗娼送妇女劳教所收容改造。到1958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游民、妓女改造结束，上海市共计收容各类娼妓7513人。
治病与改造
观新中国成立后的禁娼历史，查封妓院，宣布娼妓业非法和镇压妓院主是消灭这个行业的第一步，而第二步是妓女改造，这一项工作更加复杂，也容易引发争议。而且在妓女改造方面，各地也有着不同的风格。同样，北京和上海更具典型性，也有一定的不同。
在北京是设立妇女生产教养院然后统一改造。教养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指挥部就在原八大胡同的春艳院。教养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公安站岗。妓女被收容以后，不再用艺名称呼她们，而称为学员或姐妹。
责任编辑：张倩 SN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