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分管金融
■杨 敏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没人比他们，更能洞悉中国金融改革顶层设计的传导效应，哪怕一点点积极的信号，他们都为之欢欣雀跃。
也没人比他们，更能体察地方金融工作腾挪空间的狭小，哪怕再难、再苦，他们都愿意去尝试。
他们，是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是近5年来，地方同级领导序列中，最频繁进行央地交流的职位。
在他们身后，是中国金融改革两股力量的风云际会。一是事关大局的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艰难推进；二是区域性金改纷纷“摸着石头”涉水过滩。
当温州金改最初的理想主义激情，遭遇无法逾越的政策壁垒，人们开始反思，地方金融创新到底面临哪些困境？
金融业很强的外生性、流动性和扩张性特点，使得地方金融创新需要在全国基本制度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顶层设计的刚性特征，决定了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比其它任何领域都要艰难。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实体经济的疲软，又恰恰需要金融创新接续发展动力。温州和泉州的改革冲动，无不是为了通过金融创新提振实体经济。
金融业，是生产性服务业最高端的部分，对金融工作的管理，也是政府经济工作“技术含量”要求最高的部分。
金融副市长，就是游走在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之间的那个群体，他们渴望创新，但又倍感纠结。
“分管”金融，这一个“管”字，其中有些许无奈。自1998年末，人民银行设立九个跨省区市分行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垂直管理体制得以强化，改革初衷在于“不让地方政府干预金融”。
而原本服务于地方中小企业的城市信用社，在做大做强的同时，摇身一变成为跨区域的城市商业银行。对二三线城市来说，其吸储功能已经大于金融服务功能。
城市银行变得骨骼强健，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则越来越羸弱，金融监管机构为了应对反复轮回的难题，于2006、2008年开闸放水，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才得以破壳。
在“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均已实现垂直管理的格局下，整整15年过去了，地方政府可“管”金融机构，也就是农信社、小贷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
当然，分管金融，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分管金融机构，但是，金融副市长在大的体制框架下，可以腾挪的空间、可以创新的余地着实有限。
这也是金融副市长们纷纷对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金融改革的内容深切寄望的原因所在。
《决定》中对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论述涵盖多个方面，包括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未来三五年，中国金融改革能否好戏连台，不仅仅需要一个好的顶层设计，更重要的还是底层设计，改革终需尊重底层创新，回归市场取向。
随着地方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压力的逐年递增，如何发挥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正能量，如何破解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资金约束，如何释放地方金融创新活力，这些命题都一一摆在面前。
金融副市长，他们具有哪些群体性特征？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事情犯愁，又为什么事高兴？
让我们走近这个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去记录地方金融创新活动中的那些高兴事儿与烦心事儿。■
金融副市长群像
本刊记者：查 英
11月15日上午9时，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刘辉，不经意地打开手机支付宝，查看他的余额宝账单。
“今天入账两毛一”。刘辉在意的并不是存入的3000元能否升值，而是通过自己的亲自体验，去观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
刘辉关注互联网金融，是因为他自己分管金融工作。而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其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关表述，虽然只有短短382个字，但是刘辉直言值得期待。
刘辉，只是此次《决策》杂志关注的金融副市长群体中的一员。11月，《决策》记者对中部六省82名分管金融的副市(州)长进行样本分析，试图勾勒出他们的群体特征。
常务副市长占比近半
考虑金融并不是单单一个金融问题，而是把我们的财政、企业和整个金融工作联系在一起。
在新型城镇化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犹如一颗下活地方经济发展棋局的棋子。金融归谁管、如何管，则成为地方领导分工的必然考虑，尤其是在经济与金融欠发达的地区。
2013年，“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成为专业人士不离口的一句话，而这也是各地此起彼伏的金融改革的动因，在地方管理者心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省到市，金融一直被作为地方服务经济发展的杠杆，并已成各地共识，这从地方领导分工中略可窥见。
依据中部六省各地市政府网站(截至2013年11月15日)，记者收集并统计到82名地市分管金融副市长的公开简历信息(中部六省共82个地市、州)。
统计分析发现，在82名分管金融的副市长中，有39名常务副市长，38名非常务副市长以及5名挂职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占比近半数，而非常务副市长中多数人任该地市市委常委。
数据统计显示，39名常务副市长中只有9名具有经济学教育背景，其中8名毕业于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一位专家指出，常务副市长更强调资历及多岗位锻炼经历，更讲究综合素养与能力，如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协调整合能力以及推动改革的锐气等。当金融工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后，地方领导分工则更倾向于“重要领域强势管理”。
样本分析表明，常务副市长管辖领域较多，往往分管经济领域重要部门，如财政、税务、工业、城建、宏观经济等。分管多个重要领域，对资源的调动与运作空间较大，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金融工作的推进，甚至在地方金融创新中更有话语权。
简历中较为明显的是，安徽省16个市中，有9位常务副市长分管金融，河南省同样是9位，江西省是6位，湖南、湖北以及山西相对较少。
在地方，金融牵一发而动全身，触角广泛。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地方财政已成为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一项有力杠杆。
欲打造皖西北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阜阳市，正在做一项账户及经营性房产的双清工作。“全市市直机关400多个账户已清理到100家，目的就是摸清楚政府各部门存款的底数，全部集中到财政，然后以此撬动银行对地方经济的支持。银行对地方贷款多，公存就多；贷款少公存就少。”阜阳市常务副市长卢仕仁告诉《决策》。
由此，由常务副市长抓金融，在结合地方经济工作时就会游刃有余。与阜阳相邻的亳州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刘辉同样为常务副市长，他告诉记者：“地方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机制，要通过一些财政性的措施来引导其为地方经济服务。考虑金融并不是单单一个金融问题，而是把我们的财政、企业和整个金融工作联系在一起。”
在新型城镇化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犹如一颗下活地方经济发展棋局的棋子。金融归谁管、如何管，则成为地方领导分工的必然考虑，尤其是在经济和金融欠发达的地区。
数据统计还显示，82名副市长中有17名副市长的职务在2013年有变动，19名在2012年职务有变动。并且两年间任用了18名“70后”副市长分管金融，这批“70后”中有两位不到40岁，包括安徽省淮南市副市长钱力及湖北省随州市副市长王志勇。
钱力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并在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王志勇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任职副市长之前为华中科技大学团委书记。专家分析认为，为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及金融改革，年富力强以及具有开阔视野、开放心态，成为各地金融副市长职位安排的考虑因素。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胡金焱认为，城市间金融业发展水平由于多种因素累积，距离正在不断拉大。如2012年，武汉市金融业增加值为530.11亿，在中部6个省会城市中最高，却只有北京市的五分之一。国内排在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2592.5亿、上海2450亿、深圳1819.2亿。
胡金焱告诉《决策》，不同于城市金融的发展差距，现在各省的农村金融发展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谁能跑在前面，就要看地方领导者在金融创新上的能力。
科班挂职“救市”
“这些年轻人一年半载总能折腾点东西出来，挂职期间培养当地干部重视金融的意识，把金融促一把的意图和目的是好的。”
与常务副市长、非常务副市长相比，中部六省挂职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只占少数。目前安徽省的合肥市、芜湖市、宣城市以及湖北省的武汉市、黄石市，共5名挂职副市长。
然而近5年来，金融副市长群体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现象——央地交流，即从国家金融机构选派一批熟悉金融业务的优秀干部赴地方挂职副市长。
安徽省在2009年曾引进17名金融人才挂职各市，湖北省紧随其后选拔了13名金融机构干部挂职副市长。当下正被热议的山东省，已从中央金融机构选派30多名干部，除了青岛和济南，每个地市都配备了一名懂金融的副市长，此外，挂职干部还被选配到相关省直机关。
为何产生如此集中的挂职现象？
媒体曾报道2008年11月，为应对金融危机，安徽省启动从中央金融单位选派优秀干部赴皖挂职工作，派员拜访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北京总部及安徽省分支机构，就选派工作细致协商。
最终，安徽从中央金融单位选派9名同志、从省级金融单位选派8名同志，挂职担任17个省辖市副市长。据悉，这17名同志中，总行部门副总经理1人、二级资深专员1人、处长级领导职务12人、省辖市行长3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6人，在2008年底全部到任。
紧随安徽之后，湖北省于2009年6月同样从中央金融单位邀请到13名优秀干部挂职地市(州)常委、副市长，分管金融。这批挂职干部全部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12家中央金融单位。
在2009年6月的欢迎座谈会上，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阐述了选派干部挂职的重要意义，他希望这批干部作为金融管理方面的专家，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为挂职地区的领导班子在科学与民主决策上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罗清泉还强调，尤其要帮助市(州)党委和政府抓好金融管理和服务，为把武汉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出谋划策。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刘德军认为，大批选派金融单位挂职金融副市长是非常态的，即“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应对。”
为吸引优秀人才到地方，知情人士透露山东省此次选派任职为“高挂”，即正处级可挂副厅级，挂职期满后依据个人业绩及意愿可长期留任。
不论是安徽、湖北当年应对金融危机，还是当下山东省为金融改革“蓄人”，大批选派具有金融专业背景人才挂职地方，彰显出地方政府对金融专业人才的渴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民间资本可以参与发起建立金融机构等。对此，胡金焱说“制度约束放开之后，地方金融创新将会各显其能，像中餐西餐一样，只看你怎么搭配。”
胡金焱还告诉记者：“制度没放开时，永远都来得及，制度一放开，大家都在往前跑，人才准备不充分，就会来不及、跑不快。”
各地求贤若渴，那么，挂职副市长到底能为地方金融发展带来多大正能量？
挂职副市长自身资源以及人脉关系是地方政府看重的要素之一。某大型国有银行挂职副市长为其挂职市获得了信贷支持30个亿。此外，该省还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在2009年度中央实际投放的3800亿元额度中，该省实际获得139.1亿元。
胡金焱也直言：“这些年轻人一年半载总能折腾点东西出来，并能在挂职期间培养当地干部重视金融的意识，把金融促一把的意图和目的是好的。”
据悉，山东省履新的这批挂职副市长作风都很低调、务实，一“落地”就下去调研。“调研中了解的数据也很专业，以前领导不问的数据都会问到。”山东一位区域观察家告诉《决策》。
有县区“一把手”经历的超过50%
地方对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交流，远比引进一个领导人才更重要。“地方最大的难题和压力就是缺少专业人才，金融这块急需各类人才。”
谈到山东省“为各地市配备一名懂金融的副市长”时，卢仕仁和刘辉都认为“这是件好事，他们对经济现象和金融知识、产品更熟悉，上手更快。”
在金融单位下派的专业人才身上，除了显而易见的资源、人脉优势，刘辉最看重的则是这批人对地方金融工作机制的完善作用。“金融工作很规范、很严谨，必须要有专业的机制、专业的理念和专业的手段来操作，不懂便搞不清。”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打拳要懂套路，套路对了路子就对了，不能是乱拳。”
卢仕仁指出，地方金融工作不能就金融抓金融，金融工作要与当地经济及具体项目相结合。从这个角度说，挂职金融人才“落地”后，也有其局限之处。
统计数据显示，82名分管金融的副市长里面，具有经济学教育背景、金融机构、政府金融部门或者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为33名，占比40%，这其中大多非科班出身，属参加工作后进修学历。严格意义上科班出身或有金融机构履职经历者约占15%。
由此观察，既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又在当地摸爬滚打多年的分管领导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将专业定义得更严格一点，即科班出身，则更是少数。
从简历上显示的信息来看，淮南市副市长钱力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并在安徽省金融办任职4年；武汉市副市长邢早忠为货币银行学硕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综合管理部主任；江西省萍乡市副市长亓丕华为经济学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经济学博士，曾在中信集团任职多年。类似这种既具备金融教育背景又与金融打交道多年的干部则不多。
由简历分析发现，82个样本中，在担任金融副市长之前，曾任县区“一把手”的有41名，任县区副职的5名，也即具备县区重要领导职务经历的46名，占比超过半数。41名“一把手”当中，具备金融经济背景的13人，这其中大部分通过党校经济管理专业进修从而补充完善其知识结构。
另外，41名曾任县区“一把手”的金融副市长中，有3名“70后”，10名“50后”，“60后”占大部分为28名。在任职分管金融副市长之前，这批干部至少有10年时间在当地多岗位锻炼。
业内专家分析说，经过县区“一把手”的历练，对当地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升任地市分管金融之后，在整合地方资源及协调沟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或可在个人魄力和推动改革的锐气上更胜一筹。
但另一方面，地方对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交流，远比引进一个领导人才更重要。刘辉与卢仕仁在地方金融人才方面有着相同的感受——“缺人”。“地方最大的难题和压力就是缺少专业人才，金融这块急需各类人才。”刘辉告诉《决策》。
为什么二三线城市的政府机构，很难吸引到专业金融人才？
经济收入原因，是金融专业人才选择就职金融机构的主要原因。胡金焱告诉记者，他所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基本上选择了金融单位就业，就是“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收入高。去年整个银行业的净利润达到1.24万亿，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超过了2000家上市公司的盈利总和。”
“金融亟需制度创新，地方管理者尤其要重视金融环境的打造。”对于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应具备怎样的素养，胡金焱认为：“最起码要懂金融，更高的要求就是专业的理念和开放的心态去交流、去学习。很多管理者由于不懂金融趋于保守迈不开步子，往往耽误了地方金融的发展；而懂金融的又往往走得过快、过急，忽视了与地方实情的结合。”
卢仕仁正是非科班出身分管金融的常务副市长，就他的经验来看：“要把握当前金融改革趋势做工作，有的地方金融工作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好，除了人的因素，还有环境因素。”他认为，要营造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打造诚信金融区，“要让金融机构敢于支持、敢于服务、敢于发展。”
山东：金融“空降兵”
本刊记者：付倩倩
一场非同寻常的大规模人事调整吸引了众多关切的目光。
10月30日，烟台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相关人事任免事项，任命姚勇为烟台市副市长。
烟台市政府网站上的信息公开栏里，尚未更新姚勇的具体分工和个人简历。但是只要简单梳理一下近几个月来，山东省各地市的人事安排变动，就能觉察出一丝意味深长。
“为每个市配备一名懂金融的副市长。”如此大手笔的人事调整，缘自山东省长郭树清。今年6月，郭树清在山东大学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山东省现在其实最缺的不是资金、土地、劳动力，而是人才，这是山东省的战略短板。”
金改集结号
山东省实体经济十分天下有其一，但社会融资总量、信贷总量等在6%—6.5%，历史上也没有突破过7%，这就是总量的差距。
这场轰轰烈烈的人事调整，其实是与山东省的金改大剧相伴而生的。
8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实施，从支持和推动金融市场创新发展、发展和规范各类地方金融组织、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金融服务、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营造金融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五个方面，提出22条具体任务和工作措施，被称为“山东金改22条”。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胡金焱告诉《决策》：“山东是一个亟待‘补钙’的经济大省。”与经济总量排名前三相比，山东省的金融服务能力明显不足。
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在一次座谈会上分析说，山东省实体经济十分天下有其一，但社会融资总量、信贷总量等在6%—6.5%，历史上也没有突破过7%，这就是总量的差距。
2012年，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018亿元，同比增长19%，占GDP比重达到4%。同期，广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已突破3000亿元，占GDP比重为6.5%。北京市GDP总量仅有山东的1/3，但是金融增加值比山东足足多出1/3。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晋鸿认为，山东金融业发展的相对落后体现在地方融资规模小、金融难以支持经济快速发展。以2012年为例，在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来自银行贷款的资金不足10%，而当地城商行如齐鲁银行、恒丰银行、青岛银行等规模都不大，与广发银行、江苏银行等有较大差距。目前，山东省过千亿的城商行只有青岛银行一家。
山东银行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种种弊端，银行高管多来自地方政府，职业银行家缺乏。而之前两年，齐鲁银行和烟台银行连续爆出的金融大案，更让山东银行业的发展严重受挫。
除此之外，信托、证券的发展在山东也乏善可陈。黄晋鸿表示，到目前为止，山东真正意义上实际控股的信托公司只有一家，齐鲁证券在全国排名也不靠前，山东省地方金融机构中，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与经济大省的地位明显不相称。
郭树清显然认识到了山东金融服务的短板。上任后，他用将近3个月的时间，把山东省17个地市全部走了一遍，金融是他最关注的三个问题之一。
此后，郭树清三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并对“山东金改22条”文稿做了多次修改，才最终敲定。文件提出，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与山东省实体经济相适应、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现代金融体系。在发展目标上，提出到2017年底，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以上、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2%以上。李永健表示，现在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03%，2017年GDP大约是7.5万亿，5.5%就是4125亿左右，基本上就是绝对值翻了一番。
胡金焱认为：“以往我们没有从战略上和规划上持续重视金融业的发展才造成今天的相对落后。”而现在，有了山东金融发展的战略图，怎样让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就显得尤为重要。
金改的集结号已经响起，如何找到带兵的将领？
排兵布阵
“处级干部到山东即可挂职副市长。”山东求贤若渴的心思溢于言表。年轻、高学历、金融工作背景，成为这些空降市长们共同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郭树清为“金改22条”找来了一批专业的执行者，也为地方金融的创新发展引进了一群积极的搅动者。
为了储备人才推动金融改革，郭树清启动了山东省与中央金融主管部门和金融企业的双向人事交流。除了中央金融机构选派30名干部到山东挂职之外，山东省也选派出一部分干部到中央金融部门挂职学习。
这其中，为每个市标配“金融系”副市长成为最惹人瞩目的举措。
据媒体梳理，最早被任命到位的是淄博市副市长邵珠东，时间是今年的7月12日。45岁的邵珠东与淄博颇有渊源，早在2010年山东省证监局首次派干部到地方挂职时，他就曾任职淄博市市长助理，如今身为山东省证监局新业务监管处处长的他出任淄博市副市长。根据市政府的决定，未来一年，邵珠东将分管证券、企业上市等工作。
一周后的7月19日，临沂市副市长沈继奔被任命到位。在此之前，他担任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高级策略规划经理，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分别获得投资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后。
8月，威海市、聊城市、潍坊市、日照市挂职副市长也任命到位。其中，威海市副市长樊来法，为原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港澳台处处长；聊城市副市长冯艺东，此前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期货业数据中心)数据服务部总监；原证监会发行部综合处处长，38岁的张望军担任潍坊市副市长；被任命为日照市副市长的为原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处长董文媛。
9月，中国保监会办公厅新闻处处长张忠宁任职菏泽市副市长。同月，中国证监会稽查局综合处处长王新宁被任命为枣庄市副市长。
“处级干部到山东即可挂职副市长。”山东求贤若渴的心思溢于言表。年轻、高学历、金融工作背景，成为这些空降市长们共同的关键词。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刘德军向《决策》介绍：“这些具有金融背景的副市长的到来，除了会为当地金融发展环境带来一定的改变，还可以利用自身的金融理论知识，为本地区的金融发展做出一个高端设计；另外，他们在以往工作经历中积累下的人脉资源，也可以为地区的金融发展带来一些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对于中央金融机构里年轻的干部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晋升机遇。即便不谈“高派”，利用这次经历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亦可为日后的发展增加砝码。与此同时，郭树清一贯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也让这些具有金融工作背景的年轻干部对山东金改充满期待。
空降的意义
这种上下交流的人事调配，实际上也营造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将金融意识、创新观念一点一滴地融入地方经济发展的血脉。
毫无疑问，郭树清为“金改22条”找来了一批专业的执行者，也为地方金融的创新发展引进了一群积极的搅动者。
山东省金融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决策》，目前，挂职的副市长基本到位，而他们分管的主要是金融相关工作。
低调、务实是当地人对这些金融“空降兵”的一致评价，不少金融从业人员已经感受到工作的压力，在这些金融副市长调研所到之处，以往很少被提及的专业数据也不时会被细致地问到，而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临沂市副市长沈继奔到市金融办调研时，指出要加强金融数据统计、整理和分析，形成完整的金融基础数据库，为做好金融工作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
密集调研成为这群新任副市长们不约而同的动作，记者梳理了10月份部分副市长的行程表。
10月9日，日照市副市长董文媛到五莲县调研企业上市和场外市场挂牌工作。
10月10日，中国证监会稽查局综合处处长、枣庄市副市长王新宁到滕州市南沙河镇调研企业上市工作。
10月16日，中国保监会办公厅新闻处处长、菏泽市政府挂职副市长张忠宁，到菏泽市保险行业协会调研保险工作。
10月24日，滨州市副市长沈新宇到滨城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0月31日，泰安市副市长白雪梅到高新区调研企业在融资发展、资本市场运营方面的工作情况。
不难看出，这些“金融系”副市长已经迅速进入角色。
黄晋鸿认为：“做好一项工作，首先要懂，然后才能谈得上管理与发展。特别是金融领域，专业性比较强，政策性也比较强，市场对政策的细微变化都非常敏感。因此，选派专业背景的领导分管金融，对于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以及有效控制风险，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然，山东省对这些金融“空降兵”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此。一位长期研究山东金融业发展的当地学者表示，山东人在整体的思想观念上偏保守，习惯于按部就班，缺乏开拓意识。
而这一次，地方金融创新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契机。胡金焱告诉《决策》：“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务院发布了金改10条，山东省的金改22条也出台了，这就为地方金融创新搭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平台上，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李永健在山东省金融办主任座谈会上表示：“在现行金融法规制度框架内，大概省级以下有30%可以做、30%不能做，其余40%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弹性空间。不能做的，坚决不做，但40%这一块要大胆探索。”
可以说，政策环境和来自上层的高度重视，为这些来自中央金融机构的年轻干部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如何利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开拓精神，打开地方金融发展的新局面，显得迫切而令人期待。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地方金融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空降兵”们一年的挂职期是否太短？
胡金焱的看法是，这场人事调整的意图和目的无疑是好的，他们带来的是金融创新发展的理念，而与此同时本地的干部也在成长。
11月12日，威海市副市长樊来法就在市委党校做了一场金融知识的专题讲座，当地市、区金融办负责人，相关金融机构的分管人员等前来学习。
这种上下交流的人事调配，实际上也营造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将金融意识、创新观念一点一滴地融入地方经济发展的血脉。
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
本刊记者：杨 敏
“金融改革亟需地方有所作为”
新型城镇化中，有很多民生工程建设项目，例如安居工程、保障房建设、环境治理，政府要把这些政策信息与银行家来沟通。政府和金融机构把政策、资金、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实现双赢。
《决策》：中国金融业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您和金融界人士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卢仕仁：，是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老百姓的货币没有反映价值本身，每年在银行的活期存款跟物价上涨相比有时还是负增长，所以，金融核心问题是利率市场化。
从国家治理来看，一直对金融机构采取控制的做法，从局部来说，地方能做的事情就是引导资金向本地流动，顶层设计的问题很关键。
我认识的一些金融高管，大家在谈到金融问题的时候，有些共同的关注点：
第一，是政府融资平台规模过大、成本过高问题。国外唱空中国，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城市融资平台破产的，还不上钱的。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中央推动新型城镇化，对城市融资平台仍然是支持的，但会在地方负债成本和规模上做调整。
第二，是深化银行改革，就是允许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办银行，建立由市场决定资金价格的银行体系。我们讲建立中小银行、穷人银行、政策性银行，本意就是按照市场原则支持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
第三，是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全世界只有中国间接融资的比例过高，企业主要是从银行借钱，这也使得银行风险加大，投资人和使用资金的人没有形成直接的产权关系制度。
第四，是金融资本如何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合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资源的配置是城市强、农村弱，农村建设用地和农村产权不清晰，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偿使用肯定是个方向，农村金融市场潜力巨大。
《决策》：利率市场化改革，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哪些冲击与改变？
刘辉：原来银行家谁都可以做，坐收利率差之利。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金融机构就要思考怎样去面向市场，怎么研究客户，怎么进行商业模式变革，怎么提高营销水平。如果利率放开了，银行就要考虑怎么样吸到钱，必须研究你的客户，研究你的市场、你的对象，这才叫银行家、企业家。
银行家是企业家，还应该是政治家，要注意研究政策走向，同时要承担起作为中国银行家的政治责任。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很多民生工程项目，例如安居工程、保障房建设、环境治理，政府要把这些政策信息与银行家沟通；银行家则要有政治家的眼光，政治家的胸怀，政治家的魄力，围绕这些政策去更好地促进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在这方面，政府和金融机构要把政策、资金、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实现双赢。
《决策》：顶层设计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在现实工作中，您感觉地方金融创新的空间是怎样的？
钱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感觉有两个比较纠结的地方。第一，从基层来看，感觉金融工作腾挪空间不大。国家金融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监管机构是派驻的，不同金融业态是分割的，监管和准入是条条的。金融改革亟需地方有所作为。
基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寄希望于顶层设计，希望上面出政策；但是，能够做顶层设计的人，又感到金融是经济领域技术含量最高、最复杂、风险最容易外溢的行业，金融改革做顶层设计的难度也非常大，上面更希望地方能多创新，能够从盆景变成森林，能够从“亮点”变成普遍。也就是说，基层希望上面顶层设计，高层希望下面创造经验，这对矛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二个纠结的地方是，具有社会动员力量的党政机关，非常缺乏具有金融行业背景的技术官员。几大金融业块里面的人才，又缺乏党政机关才具有的广泛动员能力。这样一种分割的状态，使得30多年来金融改革鲜有设计，即使刚开始小试牛刀但很快就停滞了。但这个欠账是一定要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了金融改革创新。我非常关注。
“金融工作不能就金融抓金融”
借钱—花钱—还钱，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后发地区看起来没有负担，实际上是低水平的收支平衡。
《决策》：对于后发地区的二三线城市来说，地方金融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卢仕仁：就阜阳来说，最现实的问题是投入不大。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成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地方解决投入问题靠两个渠道，一是招商引资，一是增加贷款投放，利用金融工具和杠杆解决投入问题。
具体到阜阳市，2012年阜阳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489.6亿元，占全省存款余额的8%左右，在全省排第4位。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640.7亿元，占全省2.5%左右，存贷比42%左右，安徽省平均水平是69%。也就是说，阜阳的钱用在阜阳的太少了。
第二个问题，城市融资平台建立迟，融资规模小。阜阳市融资平台11个，目前整个政府直接负债只有160亿，其中市这一级100亿。也就是说，我们融资投入太少。
第三就是农商行改革，这是把地方上的钱用在地方最好的办法，但是阜阳8个农商行，现在改制只完成了4个。从改制成功的农商行来看，他们的存贷比达到72%左右，如果8家全部改制成功，那么每年新增贷款可以达到80亿左右。所以，这是解决钱用在阜阳的好措施。
第四个问题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太少。直接融资两个渠道，一是上市，第二是发企业债。阜阳上市公司只有金种子一家，2013年阜阳城投如果发债成功的话，直接融资也就是30个亿。这个规模也是太小了，所以，阜阳亟需通过创新金融解决有效投入问题。
《决策》：“没花到钱”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同时也说明现在可花的钱很少，融资渠道有限呢？
卢仕仁：通过城投融资搞城市建设，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可以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借贷款的，非省会城市只有靠国开行、农发行贷一点款。能搞多少呢？10个亿，20个亿。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现在对我们是不开放的，那只有三个渠道，国开行、信托基金、发企业债，渠道可以说非常有限。
阜阳国土面积9775平方公里，人口1040万。这样大的盘子，全市总负债才160亿元，南方一个县有可能也达到这个数。说明什么呢？我们没花到钱，所以影响了投入，影响了发展，影响了民生事业。
什么是金融意识？就是超前花钱意识，借钱花钱意识。借钱花钱以后，有了投入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就跟着来了，有项目来了就有就业了，就有税收了。
借钱—花钱—还钱，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后发地区看起来没有负债负担，实际上是低水平的收支平衡。
《决策》：要建立高质量的平衡，需要怎么去做呢？
卢仕仁：金融工作不能就金融抓金融，金融工作要与当地实际经济工作相结合。从城市建设的金融保障方面说，我觉得要从三个渠道来解决，一是做好城市融资平台，靠融资解决；第二是加大对城中村的改造，既解决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又把存量建设用地置换出来了；第三是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采用BOT、BT或者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解决。例如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国家允许搞BOT的，安置房和路网建设可以利用分期付款方式。
刘辉：金融工作不是孤立的，需要与财政、企业，和整个经济工作联系在一起。
对亳州来说，我们先摸清了政府的债务情况，亳州市本级债务是99.9亿元，债务率很健康，不到45%。接着摸清政府的资产情况，清房产、清土地，我们有216个账目，现在的存量资金是28亿元，原来在闲置睡大觉。另外，政府名下的土地是5600多亩，也都在闲置着，资产没有变为资本，没有变为货币。
既然家底清楚了，我们将这些资金、资源盘活，与金融机构来进行对接。例如，释放出来的这近6000亩地，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这个资源，拿到他的贷款规模，拿到他的授信额度，然后再根据政府的一些重点项目，进一步进行放大。
所以，金融工作和整个政府的大财政是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盘活资产、盘活资金、盘活资源，就能与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紧密结合起来。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一双智慧的眼睛”
从中观层面讲，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还有就是怎么解决好推进“四化同步”和资金支持这一对矛盾，这是所有地级市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决策》：对后发地区的城市来说，金融理念和金融意识较之于发达地区，本来就有差距，这对后发城市的金融创新工作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刘辉：就金融创新工作来说，我们必须深入、系统、冷静地分析研究。要知道出了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挑战，存在哪些难题，这不仅是对个人的挑战，也是对政府工作的挑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一双智慧的眼睛，智慧的眼睛后面需要一个聪明的头脑，聪明的头脑后面是长期的积累，也包括实践。
《决策》：这是不是意味着，金融创新本质上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现在各地普遍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创新举措？
刘辉：我们有一个金融创新叫做 “重点中小企业池”。也就是10家企业一起，每家拿出一定量微薄的资金，政府也拿出一部分资金放在这个池子里面，然后合作的金融机构来放大10倍。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你来申请，企业之间的责权利都比较统一，一旦出现违约不能还贷，那不是你一家企业的事情，另外政府还有一部分铺底资金。
这个创新的核心是三个“金”：
一是“助保金”，就是“重点中小企业池”中，企业按照在合作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额度的规定比例自愿缴纳的资金，用于先行代偿池中所有企业逾期的助保金贷款。
二是“铺底资金”，市、县区和市经济开发区财政在实施初期向助保金池注入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增信资金。
三是“风险补偿金”，是财政预算列支项目，对重点中小企业助保金贷款业务所产生的风险损失按一定比例进行补偿的资金。
《决策》：从中观层面来说，现在的金融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钱力：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有三个方面：对外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内外兼有的是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对内就是解决好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从我们中观层面讲，最主要就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还有就是怎么解决好推进“四化同步”和资金支持这个矛盾，这是所有地级市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考虑比较多的是，在社会的金融动员能力、金融知识储备、金融发展意识相对欠缺的情况下，怎样在实践层面推动金融改革和创新，而且要按照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在金融改革中注重探索集产品、服务、机制等于一体的模式创新，这种模式既要符合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又要符合市场要求、能够可持续。
《决策》：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但是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低端客户和贫困人口。三中全会《决定》提到“普惠金融”概念，后发地区能否在农村金融创新，或者说金融服务均等化方面先行一步，做出有价值的探索？
钱力：我想跟你介绍一下淮南市凤台县的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我们提出的战略定位就是推进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实际上想让农民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金融服务。
推动这项改革，我们提出了12个字方针：有需求、好操作、能复制、可持续。今年3月6日，淮南召开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启动大会，当时提出要做6件事，重点介绍其中的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建立覆盖全县农户的信用信息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银行不愿给农民贷款，因为没有抵质押物。外部没有抵押，内部也没有完整的信息体系。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采集了17万户信用信息。这项工作别的地方也做了，比如浙江丽水，但是凤台有自己的特色。
一是覆盖面更广，不仅采集了农户信息，还采集了小微企业和300个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信息。二是注重信息资源的整合，我们把民政、工商、人社、公安这四个部门信息整合进去，变成50项指标，像标准普尔指数一样。三是更注重成果运用。农户信息采集之后，进行评级；评级之后，关键银行还要认这个评级。1A户可以贷款1万，2A户5万，3A户7万，全是信用贷款。
现在，不光是本地的村镇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根据这个评级放贷，甚至包括农行等大的金融机构。
目前，全县放了900多笔，总额6500多万元。银行敢于向农民放信用贷款，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更具有意义的是让农民意识到原来信用也值钱，现在，全县形成了争创3A级信用户的氛围。
《决策》：地方金融创新是否可持续，跟能否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有关系，仅仅靠政府力量去推动还远远不够，凤台农村金融改革，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有没有一些尝试？
钱力：提到商业模式创新，就来谈谈凤台农村金融改革另一个亮点——粮食银行。这不是凤台独创，我们也是借鉴外地经验基础上做起来的。但与别处简单的“以粮易物”模式不同的是，我们把粮食比照货币，运用金融原理，加载金融功能，作了升级创新，实现了“粮食变资本，商业可持续，风险能控制，多方均受益”。
好的商业模式就是所有利益关系方都能够受益，这样才可持续。对农户来说，好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块收益，农户把口粮留下来，把余粮存到粮食银行，会拿到跟银行一样的存折，存进去了就开始有收益了。6个月以上定期，6个月以下活期，按照银行的利率。
第二块收益，解决了农民由于粮价的波动可能承受的损失。如果粮价上升可以取粮，也可以取钱，取粮把粮卖掉就增值了。
第三块收益，是避免了仓储成本和自然损耗。无需仓储，家里的环境就改善了，对村容村貌都有好处。
粮食银行的收益也有几块，一是息差，可以贷粮给本地或者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凤台全县一年的粮食加工需要28-30万吨，而粮食银行收储总量大概为20-22万吨，也就是可以全吃。它的综合成本在6-8%，贷给粮食加工企业在8-10%。这是息差这一块。
第二个是利差。一家一户的农民靠余粮到银行质押，一般不可能，即使个体粮食大户议价能力也是很弱的。但是粮食银行本身是一家公司，有了一定规模后，他可以用仓单质押，在银行可以拿到比较低的利率，资金再投入到产业化运营中，这样利息的成本又省出来了。
第三是随着规模扩大，可以在粮食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粮食产业园，搞农产品深加工。
凤台的农村金融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农民最有需求的事情入手，致力于与农民息息相关的事情，通过建立商业模式，让改革创新的各项措施能够市场化运作，真正让农民感受到“金融就在身边”，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