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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门泄密事件五周年,改变了什么?

文章来源:红星新闻

2013年6月,一位名叫斯诺登的美国年轻人将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计划(PRISM)”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

五年前的今天(2013年6月6日),《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联邦调查局(FBI)于2007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

美国政府因“棱镜计划”曝光而备受压力,并发起一项内部调查,评估这一泄密事件导致的国家安全潜在损失。时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2013年6月11日把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称为“叛国者”。

披露这一监听项目后,斯诺登被美国通缉,流亡俄罗斯。五年过去了,他最近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对揭露这项震惊政府、情报机构和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监听项目毫不后悔。

▲斯诺登 图片来源:卫报

秘密披露的那一天

我知道,原来的生活结束了

在和《卫报》的电话采访中,他回忆起“棱镜计划”被披露,他的世界被改变的那一天。他睡在酒店里,当他醒来时,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电话数据的消息已经传播了几个小时。

斯诺登知道,从那一刻开始,他原来的生活结束了。“这很可怕,但是一种解脱。有一种一切都终结了的感觉,没有回头路了。”

从那以后的五年里他都经历了什么?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逃亡者,是一部获奥斯卡奖纪录片、一部好莱坞电影以及多本图书的主角。因为他的泄密,美国和英国面临着来自司法部门关于监控立法的压力,两个国家都通过了针对监控的新立法;面对公众对隐私保护的强烈诉求,互联网公司加强了对用户信息的加密保护。

对于这些变化,斯诺登称,一些隐私维权人士对事态的发展依然感到失望,但他没有做具体透露。“人们说一切都没有改变,因为仍然有大规模的监控存在。但衡量变化的方式是有不同的,回顾2013年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其实一切都变了。”

他说,最重要的是公众意识的变化。“以前政府和企业监听我们,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有这个意识了。人们仍然无法阻止这样的监听,但是我们在尽力。”

做这件事不后悔

促进情报部门提升开放程度

对于披露“棱镜计划”,斯诺登毫不后悔,“如果考虑个人安全,我就不会离开夏威夷。(他曾在夏威夷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

他说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不确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他认为自己能在俄罗斯避难源于俄罗斯政府的临时决定,而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依然还没有谅解他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他的泄密是一种残酷的背叛,造成的损害是公众无法意识到的。

这一观点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负责人杰里米·弗莱明的一份声明中表现明显,弗莱明日前接受《卫报》采访时称,“GCHQ的任务是保证英国的安全,斯诺登五年前的行为是非法的,损害了我们的部门职能,对英国和我们盟友的安全造成了真正的和不必要的损失,他应该对此负责。”

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愤怒不仅在于被公布的少于1%的文件,还在于那些未公布的文件。他们不得不假设,所有被斯诺登接触过的文件都有可能被泄露,他们不得不抛弃这些文件。

另一个变化是情报部门的透明程度,在斯诺登事件之前,媒体向GCHQ提出的采访请求通常得不到任何回应,但现在他们愿意参与进来,弗莱明对《卫报》采访的回应体现了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

弗莱明的声明中表达了对机构开放的承诺,但也明确表示不认为这是“斯诺登事件”带来的影响,他称这一改变早于2013年。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尽可能的开放,我们将致力于十多年前就开始的提高机构透明度的工作。”

▲杰里米•弗莱明在一次安全会议上发言 图片来源:卫报

促成了新的法规出台

引发关于隐私和监控界线的大讨论

斯诺登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隐私和监控界线的大讨论,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副局长理查德·莱吉特去年退休时表示,政府应该公开大量收集电话数据的事实。但情报部门里的其他人,尤其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人并不情愿把这样的功绩归功于斯诺登。

GCHQ前总监戴维·奥蒙德认同弗莱明指出的斯诺登泄密给情报部门带来的损失,但他也承认,斯诺登促成了新的法规出台。“现在必要的情报收集已经有了更健全和更透明的法律。当然,这些法律早晚会出台,但他的行为确实加快了这一进程。”

美国国会在2015年通过了“自由法案”,遏制住了大规模搜集电话数据的现象。一年以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备受争议的《调查权力法案》。

罗斯·安德森是剑桥大学计算机研究室的安全工程教授,也是一名研究网络安全和隐私的专家。他将斯诺登事件视作一个开创性事件。他说:“斯诺登事件,直接改变了公众看待事情的方式。它可能在英国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因为英国人喜爱詹姆斯·邦德这种特工文化。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有人都开始认为受到监视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英国的议员和媒体对此事的关注度远不及他们在欧美和亚太地区的同行。当然也有例外,自由民主党议员朱利安·休伯特对斯诺登事件保持关注,一直到他在2015年大选失去议员席位。他说,“斯诺登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它导致一些机构在工作中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反击才刚刚开始

倒逼科技公司关心用户隐私

斯诺登事件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是通讯应用“WhatsApp”的“黄色小泡”提示。2016年开始,使用WhatsApp发送信息后会出现“黄色小泡”提示:“该聊天中的信息和通话正通过端对端加密进行保护。”

在斯诺登事件发生前,此类加密只是给特定目标人群或者多疑用户使用的。唯一例外的是苹果的iMessage,在2011年发布时就采用端对端加密。

电子前沿基金会国际言论数字权利小组的主管吉利安·约克说:“如果回到2013年,我应该会是使用加密通讯应用‘Signal’的先驱者。那时我手机里还有另一个邮件加密工具PGP,但当时没有太多人使用它。”

主流科技公司的开发者也对斯诺登的泄密感到愤怒,但也开始行动起来。比如WhatsApp,在泄事件案发生一年后该公司被Facebook收购,并启动了加密保护。其他还包括雅虎首席信息安全官艾利克斯·斯塔莫斯,因为不愿支持监听行为从雅虎辞职。(现在斯塔莫斯是Facebook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约克说,“如果没有斯诺登,加密应用Signal不会获得融资,Facebook也不会聘用斯塔莫斯,他会留在雅虎。这些小事最终导致了大事的发生,所有这些公司并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我们关心隐私’,我认为他们的行动是被斯诺登事件逼迫的。”

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斯诺登想起了他的一个别名,辛辛纳图斯,一个为公众服务后回到农场的罗马人。斯诺登说他的感受和辛辛纳图斯相同,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回归安静的生活,将时间花在开发一个帮助记者保护新闻源的工具上。斯诺登说:“我现在比以往时候更加充实。”

但是他不会将这个“五周年纪念日”当成一个胜利的庆祝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政府和企业在这场游戏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我们的反击才刚刚开始。”

红星新闻记者丨蒋伊晋 编译报道

编辑丨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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