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计划协调人：蒋昌建
本期撰写
吴纪远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
美国白宫29日发表声明称，美方将于6月15日前公布总额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重大工业技术产品清单并将对其征收25%关税。该声明措辞强硬、历数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罪状”，甚至列出了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令一些国内的观察者颇为惊讶，因为似乎在国内媒体的宣传之下多数公众前期的谈判似乎颇为顺利，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之后各界似乎长舒一口气
然而今天的变局却表明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在贸易问题上空前强硬的美国政府，而谈判的任务远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艰巨。
在中美发布联合声明之后，中国多数舆论对“共识”的达成表示赞赏，但是美国政坛并没有多少欢迎这个声明的声音，国会的两党议员反而空前团结、联合致信施压特朗普政府不要做太多让步，这其中不仅包括民主党参议院领袖Chuck Schumer，还包括参议院三号人物共和党党鞭John Cornyn等重量级议员，而对华极端强硬的Marco Rubio等议员更是在酝酿议案要对ZTE进行新的制裁。
在谈判之前国内一些专家预计的通过精准打击农业州，从而使得美国国内产生分化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朝野在这一问题上反而呈现出空前的团结，这也促使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开始在中美联合声明的问题上不断改口，甚至否认中美达成了“协议”，温和派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不断被边缘化，最终演变为今日的空前强硬的声明。
从这个政策演变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内对华日趋强硬的立场，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取向，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朝野已经形成了某种“政治正确”，对华盛顿的政客而言在对华问题上发表强硬言论的收益远比温和的表态要大。这种演变形态正在与当初的“通俄问题”演化轨迹相重合，我们可回想一下当初“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议题是怎么从一个芝麻变成一个西瓜的，“通俄”的传闻以及相关调查使得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的对俄被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在对俄强硬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特朗普政府除了不断追加对俄的制裁没有任何其他的政策调整空间。
美国国内对中美贸易问题的舆论也正在朝这个方向演变，特朗普在ZTE问题的调整几乎马上就被指责是因为特朗普拥有的公司与中国公司的利益链接而做出的妥协，甚至一直延烧到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在中国的商标注册上，这使得特朗普在对华贸易的任何温和转向都必须小心翼翼。
坦诚地说，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要的不是中方的表态或者中美的一个联合声明，他真正需要的是贸易逆差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的扭转，中期选举的临近、两党议员的不断施压也使得他在贸易问题上的任何妥协也须异常谨慎。
从特朗普上台至今中美的几次交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特朗普在中美贸易和朝鲜问题上玩平衡术，在朝鲜问题上一开始特朗普有求于中国向朝鲜施压，而特朗普就不会过度触碰贸易的议题，而一旦朝鲜与美国局势缓和朝美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特朗普就马上开在贸易问题上施压，而到5月下旬朝美会面又出现波折时，特朗普开始在ZTE问题让软化，中美成功达成联合声明，但是当朝美会面又出现转机，朝鲜派特使进入美国商定会面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今天这个措辞强硬的贸易声明。
这种平衡术说明中美之间贸易谈判、双方的立场选定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而透视特朗普的操弄方式有助于我们选定有效的策略进行应对。但是试图对美国内部进行分化的策略应该重新思考，在美国整体的对华强硬的氛围之下，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启动301调查还是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和技术转移尚的审查，都得到了国会的强烈支持，在这种条件之下对其进行分化策略的投入和产出是不成正比的，虽然在理工移民问题上两党有一定的缝隙，但涉及国家安全民主党非常难以取得议题的主导权，更何况民主党长期以来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比共和党更加强硬的立场。
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并不存在发夹弯，对华的疑虑一直以来潜藏于美国社会并且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断积累，也成为特朗普从一开始的选举到今天的执政能不断操弄这样的议题为自己累积政治资本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之间的今天的对抗可能是深层次的，双方在中国制造2025问题上的强烈对立反映了两种发展模式下中美认知结构的直接冲突，美国认为中国有意识的进行补贴的行为背离了市场逻辑，而中国则认为美方只想全面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在某种意义上今天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也是这两种制度的深层次差异造成的，如果双方仅仅盯住赤字问题而不去探讨这样的制度差异寻求接轨和共识，那么即使最乐观情形下一方做出重大让步使得赤字问题得到解决，双方发展模式差异又会让新的不平衡问题出现，引发更激励的对抗甚至冲突。
在某种意义上中美都需要某种转型，美国需要提振投资和储蓄率，而中国则要破除管制性垄断，推动国有企业的转制，切实做好非国有资本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摆脱重投资的增长模式，藏富于民，加快市场化改革，提振民众消费需求，真正完成向需求驱动模式的转型。这些问题的审视不仅有助于解决是中美的贸易不平衡，而且会使得困扰经济转型的沉疴痼疾有机会得到正视，寻求新的改革共识突破当下的困局，为中美贸易打开新的局面。
超越经济体制考量的，还有人们常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守成的大国和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远比两国的经济体制调适来的复杂得多，如果带着零和游戏的思维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解决，这种思维及其政策表达，将对冲任何体制调适的努力。共同体的思维也许是一个解决方案，即强化大国在人类共同体命运中的责任，即“方舟”意识强过“陷阱”意识，也许是中美两个大国找到互信友好合作的一个路径。
总编辑：姚旭
微信编辑：余慧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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