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说
6500万人在2016年因冲突和灾难被迫离开家园。
“作为个体的我们，其实很难理解人类共同体的意义。如果你是一棵树，你并不一定理解森林。”
“人类拥有想象力是一种幸运。我们的心可以如此之大，想象力能够跨越物理边界。于是我们有了诗歌，有了音乐，有了艺术。”
“难民危机是一次全球危机，是人类意义上的危机。这不只是难民危机，这不只是地区性的。它发生在中东，它也发生在非洲，在孟加拉国，在世界的很多地方。”
---- HumanityAi Weiwei
其中4000万人留在自己的国家，2500万人沦为难民。这也就意味着后者要跨越边境，进入邻国。他们之中，大部分滞留在相对贫穷的国家。
本期羊说，带着对全球难民危机的思考，对话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主席，前英国工党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米利班德的父母都是逃避纳粹迫害的波兰裔犹太人，40年代被英国接受。作为难民的儿子，如今的他正在领导应对自二战以来，全球面临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在看我与米利班德对话之前，推荐仔细观看他在TED 2017的演讲视频⬇️。文字附在最后。
“人类无法主宰一切，我们都是过客。”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到你我彼此相连，就会有解决之道。如果我们总谈地缘政治、立法和技术细节，那依就未曾领会。”
“我出生时，父亲也是难民中的一个。我很明白人性可以Low到何种程度。”
---- HumanityAi Weiwei
David Miliband on Refugee Crisis
Interviewed：10/16/2017
Duration： 4：57
YANG： So if you put the refugee issue within the larger immigration issue， then it reminds me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o-called “context of reception” of immigrants or refugees。 The first one is government policy—and I think this one applies to refugees probably the most。 But there are other two dimensions， like the context of labor markets and the ethnic community。 For example， in order for refugees to really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economy， they probably need a network of business， people who flow to this area years ago or a generation ago。 And also in the labor market， there are different cases。 Some of the employers are neutral or even encouraging and others might be discriminatory based on the color of your skin， et cetera， et cetera。 So what can government policy interact and translate fruits into the other two dimensions in order to—for， you know—
向杨：如果把难民问题放在更大的移民问题背景中审视时，我就想起了所谓的难民或移民的“接受语境”所具有的三个维度。（注：“接受环境”在这里指离乡背井的移民在新的环境中所面临的政策、劳动力市场以及互助网络。接受环境越正面，移民融入程度越高）第一个维度是政府的政策——而且我认为这个维度对于难民群体是最重要的一个。但还有另外两个维度，即劳动力市场维度和同族社区维度。例如，为了让难民真正地融入当地的经济中，难民可能需要一个商务关系网。这个关系网里的人要么很多年前就来到了这里，要么就是上一代人的移民。而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有各种情况。有的雇主对难民或移民保持中立看法，当然也有支持的。还有的人就会因为肤色啊之类的原因歧视移民。那么，政府的政策该如何参与进来，并把政策维度的成果嫁接到另外两个维度上，以便能——
DAVID： Say your three dimensions again？
戴维：能再说一下这三个维度吗？
YANG： The first one， government policy。 The second one is the context of labor markets， and the third one is ethnic community。 For example， Mexican immigrants， they may have a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they can have some sort of solidarity [with]， or， you know， Kore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ve some network and they can help with each other。
向杨：第一个维度是，政府的政策。第二个维度是劳动力市场环境。第三个维度是同族社区。例如，墨西哥移民，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商会，这个商会会提供一股创业的凝聚力。或者美国的韩裔，他们形成某种人际关系网，可以相互帮助。
DAVID： Yeah。 Well， I mean， the way it works in the US is a central allocation of a refugee to a place where they‘re likely to have most chance of successful integration。 But it’s done in a relatively broad brushstroke kind of way， where there‘s a big Iranian community in Los Angeles—there’s sums of Iranian families of Los Angeles。 That‘s no guarantee of success。 But you’re right that the best indicators of successful integration are， one，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it doesn‘t have to be done through an ethnic group—it’s the facilitation by compacts with employers， commitments from local governments， et cetera。 Secondly， education for kids。 For a lot of refugees， their greatest hope is that their kids have a different life from theirs。 So a successful education for kids。 Thirdly， the language-learning。 The worst experience is for refugees who don‘t learn the language and aren’t able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fourth is networks， which are partly facilitated by housing， but often as it turns out， having ghetto-like housing is unlikely to succeed。 So it‘s complicated。 But the basics are pretty clear。 If you’re interested， there‘s a study by McKinsey about what makes a successful integration， and they highlight those four factors。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戴维：好的。嗯，美国的做法是，集中分配，把难民分配到他最容易融入的地方去。但是这种做法相对的粗线条。比如在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伊朗人社区——有很多来自洛杉矶的伊朗裔家庭。但这也不能保证成功融入。不过你说得对，成功融入的最好指标就是，首先，融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一点不一定非得靠某个同族团体的帮助——也有其他因素，比如雇佣协议的支持，地方政府承诺了一些政策等等。第二呢，是孩子的教育。对很多难民来说，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能过上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很能体现这一点。第三呢，是语言学习。最糟糕的情况是，难民学不会当地语言，也就无法融入当地的社区。第四呢，就是这种关系网，一部分靠得是住房，但事实往往表明，类似贫民窟的住房不太可能保证成功融入。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过，几个基本点很清楚。如果你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麦肯锡的研究，讲得是成功融入需要哪些条件，它们强调了我刚才讲得这四个。就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YANG： So is there a policy targeting those more educated， middle-class refugees after a few years of integration， encouraging them to go back to their own country to take the leadership and to restore their country in a way that would benefit not only their own country but also the global stability？
向杨：那么，在几年的融入之后，是否有那种政策，专门针对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中产阶级难民呢？就是政策上鼓励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发挥领导力，重建家园，不仅惠及他们的祖国，也对全球稳定有益？
DAVID： That‘s interesting。 There isn’t， for two reasons。 One is that， these people have got their own minds to make up。 So in a way， it‘s not up to anyone els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send you back to Iraq because Iraq needs brain surgeons or philosophers or economists。 But secondly， I think the experience is that the greatest success is with those exiles who then choose to go back。 Being sent back is not as successful as choosing to go back。 Now， a relatively easy case is the former Yugoslavia where very few of the middle class have gone back。 So if you think about the creation of Bosnia， Kosovo， the—very few have gone back， because they made a middle class life in Germany or Britain or elsewhere。 And some of the dangers of that—you know， the failure to persuade people to go back or failure if you choose to go back—in places like Liberia or Sierra Leone， more people have gone back。 Now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whether you get Iraqis and Syrians who are ever going back。 I don’t think they will。 Partly because their past is so traumatic。 Partly because they‘ve lost so many family members。 It’s very hard。 You know， in Myanmar—the Rohingya want to go back to Myanmar。 They‘re not。 So that’s the tragedy。
戴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并没有这种政策，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些人得自己拿定主意是否回国。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没有什么人能决定把他们送回伊拉克，即便伊拉克需要脑外科医生或是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什么的。第二，我认为我们的经验是，成功的案例是那些自己选择要回去的流放者。被送回去远不如自己选择回去有成效。目前来看，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案例是前南斯拉夫，只有很少的人选择了回去。如果你看看波西尼亚、科索沃的话，几乎没什么人回去，因为这些难民已经在德国，英国或是哪个地方过上了中产生活。一些风险在于——……没能成功劝说人们返回，或是如果你选择回去可能遭遇的失败——在像利比里亚（非洲西海岸国家）或是塞拉利昂（非洲西部国家）的地方，更多人都回到了那里。所以，有趣的是，你要不要让伊拉克难民和叙利亚难民回去…… 我认为他们不会回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过去伤痕累累，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也失去了很多家人。生活支离破碎。在缅甸——罗兴亚族人一直想回到缅甸，但他们回不去。这就是一种悲剧。（注：2016年末，未核实身份的暴徒袭击了缅甸的边哨。缅甸官方出动军队和警察镇压缅甸西北部的若开邦，那里主要是罗兴亚人的聚居地。多个联合国机构指责缅甸官方的这一做法为军事清洗和种族屠杀。这场危机被称为2016-17危机。在这场危机之前，约有100多万罗兴亚人生活在缅甸的若开邦。据联合国2017年10月22日的一份报告估计，约有60多万罗兴亚难民逃离了缅甸，越过了孟加拉国的边境）
难民危机是对我们人性的考验
大卫·米利班德
我想跟大家讲讲全球性的难民危机，我的目标是让大家明白，这场危机是可控的，不是无解的，同时也让大家看到， 这关系到我们的本性，而不仅仅是对难民， 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次考验。
对我而言，这不仅是我的职责，因为我运营着一家非政府组织， 专门支持世界各地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而且是我的个人选择。
我喜欢这张照片。右边那位帅哥，并不是我。是我的父亲，拉尔夫， 那是在1940年的伦敦，旁边是他的父亲塞缪尔。他们是来自比利时的犹太难民。他们在纳粹入侵的那天逃离了。我也很喜欢这张照片。那是一群难民小孩，在1946年从波兰来到英格兰。站在中间的是我们的母亲，玛丽恩。她被送到一个新的国家开始新生活，自力更生，那年她12岁。我知道的是，如果英国在40年代不接纳难民，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然而70年过去了， 情况发生了逆转，舆论之墙高耸，政客危言耸听，人道主义价值和原则被丢弃，这一切就发生在英国， 在这个曾在70年前发出呐喊，不要再有绝望的、无家可归的 战争受害者的国家。去年，平均每一分钟就有24个人因冲突、暴力和迫害流离失所：发生在叙利亚的又一次化学武器袭击，塔利班在阿富汗肆意妄为，“博科圣地”组织在尼日利亚 东北部劫持女学生。这些难民并不是移居到别的国家去过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求生。
令人悲伤的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位难民 无法来到现场。许多人都见过这张照片。照片上这个失去生命的小身体，是5岁的阿兰·库尔迪，他是一名叙利亚难民， 在2015年死于地中海。他是3700名试图 进入欧洲的死难者之一。之后的2016年，有5000人丧生。对他们而言已经太晚了，但还有数百万人来得及。
弗雷德里克还有希望。我是在坦桑尼亚的 尼亚如古苏难民营遇到他的。他来自布隆迪。他想知道自己能否完成学业。他已经上了11年学， 还想继续学下去。他对我说，“我祈祷自己的人生不会止步于这个难民营。”
哈露德也还有希望。她的父母是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大马士革城外的亚蒙克难民营。她出生在难民家庭，如今她自己也是黎巴嫩难民。她在国际救援委员会工作， 为难民提供帮助，但她对自己的未来也完全不确定，不知该何去何从。
今天的演讲是 关于弗里德里克，关于哈露德，关于数百万像他们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无家可归，他们如何生存，需要什么帮助，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坚信一点，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陌生人该承担何种责任。你如何对待陌生人，将定义未来的“你”。我们都很清楚，世界各地正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着，而危险在于，我们被分歧吞噬。我们对待难民的态度，就是最好的测试。
数据显示：去年一年，有6500万人因为 暴力和迫害背井离乡。如果这些人组成一个国家，将会是世界上第21大国家。这其中一大部分，大约4000万人， 留在自己的国家，但有2500万人成为了难民。也就是说他们跨过边境，进入了邻国。大部分人生活在贫穷国家，相对贫穷国家或者 中低收入国家，比如黎巴嫩，哈露德就生活在那儿。在黎巴嫩，每4个人 中就有1个难民，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且难民停留的时间都很长。平均长度是10年。我去过全球最大的难民营， 位于肯尼亚东部，叫做达达阿布。于1991-1992年建成，当时是为逃离内战的 索马里人建立的“临时营地”。我遇见了希洛。我天真的问她，“你觉得你会回到家乡索马里吗？”她说，“你说回到家乡是什么意思？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问难民营的管理人员，住在那里的33万人中 有多少是在那里出生的，他们给我的答案是：10万。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停留时间很长。
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很深刻：弱国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民，而国际政治体系处于1945年后最弱的时期，穆斯林世界的不同地区， 在神学、统治方式、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方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都是长期的、 需要几代人来解决的挑战。因此我才会说难民危机 是一种趋势而不是暂时性的问题。它很复杂，当遇到 巨大、长期、复杂的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认为没办法解决。
到方济各教皇前往兰佩杜萨时，那是意大利海岸的一个岛， 在2014年，他指责了我们和全世界所有人，他称之为“全球化冷漠”。这话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他是说我们都变成了铁石心肠。我不确定，你们大家来说说。你们是不是有权跟教皇争论呢？ 即便是在TED大会上？但我认为他说得不对。我相信人们是想要改变的，只是他们不知道 这场危机是不是能解决而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尽管问题真实存在， 解决方案也是有的。
方案一：难民需要在避难的国家工作，而接收难民的这些国家 需要巨大的经济支持。2014年，在乌干达开展了一项研究：位于首都坎帕拉的难民中有80%不需要人道主义救助，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工作可以养活他们。
方案二：如果要背井离乡这么长时间， 那么教育是孩子们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孩子们如果得到恰当的 社会和情感支持，再加上基础教育，他们很快就能恢复活力。我自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全世界小学年龄的难民中有一半根本没有学上，四分之三的中学年龄难民 无法接受教育。这太疯狂了。
方案三：大部分难民都生活在城市中， 而不是在难民营。假设你或我是生活在城市里的难民，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钱，付房租或者买衣服。这是人道主义援助系统的未来，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让难民有钱花， 这样可以激发难民的能量，也可以提振当地经济。
还有第四种方案，它富有争议，但是值得我们讨论。那些最弱势的难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的国家开始新生活，包括在西方国家。数量相对较少， 几万人，而不是几百万，但它的象征意义很大。现在还不是对难民下禁令的时候，就像特朗普当局所做的那样。现在应该是拥抱这些 恐怖活动受害者的时候要记住——
记住，要是有人问你， “他们经过合适的审查了吗？”这是一个明智的好问题。事实上，寻求重新安置的难民们，远比其他来到我们国家的人 更经得起审查。因此提出刚刚那个问题很正常，但是把难民等同于 恐怖分子就说不过去了。
那么，有什么后果……
难民没有工作会有什么后果呢，他们没法让孩子上学，赚不到钱，通过合法途径 他们没有希望。于是他们会铤而走险。2年前，我去了希腊 一个非常漂亮的岛，叫莱斯沃斯。那里生活着9万人。在1年时间里，50万难民 从岛上经过。当我开车穿过岛的北部时，看到的是下面的情景：那些成功上岸的人 留下了堆积如山的救生衣。走近点看，还有许多小的救生衣，孩子用的，黄颜色。我拍了这张照片。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我读给你们听。“警告：不能防止溺水。”在21世纪，孩子们穿着救生衣，逃向安全的欧洲，而这些救生衣，在他们落水的时候 却不能救他们一命
这不仅仅是一场危机， 更是一场考验。是人类文明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面对的考验。考验的是我们的人性。考验的是我们西方社会对于自我以及价值取向的认同。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政策， 更是我们的人品。难民是个棘手的问题。他们来自遥远的他乡。经历了创伤。信仰着不同的宗教。这些恰恰都是我们 应该帮助他们的原因，而不是拒绝帮助的理由。帮助他们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自己能展示我们的价值。同理心和利他主义 是文明的两大基石将同理心和利他主义付诸行动，就实现了基本的道德信条。
在现代世界，我们没有借口。我们不能借口说 不知道在南苏丹的朱巴或者叙利亚的阿勒颇发生了什么。事实就是事实，就在我们的手机里，在我们手中。不能把不知情当作借口。不提供帮助，就显得我们 根本没有道德准则。
它还能揭露我们是否了解自己的历史。难民之所以在全世界都享有权利，是由我们杰出的西方领导层，由政治家组成的领导层，在二战之后赋予难民的，是一项普遍权利。丢弃对难民的保护， 就是丢弃我们自己的历史。这一点……
它还揭露了一点， 我们可以把民主的力量比作从独裁中逃离的难民。有许多政治家都说过，“我们相信榜样的说服力， 而不是力量的展示。”他们是想说明，我们所坚信的， 比我们投下的炸弹更重要。寻求庇护的难民们，将西方看作希望和避难所。俄罗斯人，伊朗人，中国人，厄立特里亚人，古巴人，他们纷纷来到西方寻求安全。我们却因为害怕危险而置他们于不顾。
还有另一件事能揭露我们的本质：对于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 我们是否谦虚。我并不是那种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都是由西方引起的。并不是这样。但当我们犯错时，我们就应该承认。美国是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因此它也接收了最多的越南难民，这就不是偶发事件了。历史自有评判。然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发生的近期历史复杂得多。你不能用人道主义行动来粉饰外交政策的错误，但当你打破了什么东西之后， 你有义务去修复它，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职责。
你们还记得我在一开始说的话吗，我说我想解释难民危机为什么是可控的，不是无解的。这是事实。我想让大家 换一种方式来思考，但同时也希望你们付诸行动。如果你是老板，雇一些难民员工。如果你被说服了，那就如果家人、朋友或者同事一再重复的话。如果你有钱，捐一些出来，给那些为全世界难民服务的慈善机构。如果你是一名公民，投票给那些愿意将我说过的这些解决方案 付诸实施的政治家们。
对陌生人的责任，会自己显现，从大事小情中显现。从平凡和伟大中显现。1942年，我的阿姨和外婆住在布鲁塞尔，当时处于德国占领下。她们收到传唤，纳粹当局让她们前往布鲁塞尔火车站。我外婆立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她苦苦劝说自己的亲戚们不要去布鲁塞尔火车站。她的亲戚们说，“如果我们不去，不按照他们说的做，我们会有麻烦的。”你们可以猜到那些去了火车站的人遭遇了什么。他们一去不复返。但我的外婆和阿姨跑到了一个小村庄，在布鲁塞尔南边，十几年前她们曾去那里度过假，她们跑到了当地一个农民家里，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农民， 叫莫里斯先生，她们求他收留。他答应了，到战争结束时，据说有17名犹太人住在这个村子里。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问阿姨，“你能带我去见见莫里斯先生吗？”她说，“没问题啊。 他还健在呢。我们去看望他吧。”应该有83岁，84岁了，我们去看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可能……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我问他，“当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冒那个险？”他看着我，耸耸肩，用法语说到，“On doit。““人必须这么做。”是天经地义的。是天性使然。我觉得，对我们而言 也应该如此。要告诉自己，难民危机是可控的，不是无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助其实现。因为这关系到拯救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价值观，就如同拯救难民的生命一样。
非常感谢大家。
主持人提问：
布鲁诺·吉萨尼：谢谢你，大卫。 大卫·米利班德：谢谢你。
BG：这些建议都很有力，你对个人责任的号召也同样有力，但我被一个想法所困扰，那就是，刚刚你说的，“杰出的西方领导层”，主导了60多年前关于人权的讨论，催生了难民公约等等。这个领导层是在 一场大灾难之后形成的，是在相互妥协的政治空间中形成的，现在我们处于一种分裂的政治空间中。事实上，难民正是导致分歧的原因之一。那么，今天的领导层会从哪里形成？
DM：我觉得你说得对，在战争中形成的领导层有着不同的脾性和节奏，不同的观点，跟和平时期的领导层完全不同。因此我的答案是， 领导层必须来自平民阶层，而不是上层社会。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民主化的力量。我们必须保护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必须让它充满活力。当人们对我说，“对难民的反对很强烈。”我的回应是，“并没有，它是一种振荡反应，只不过此时此刻，担忧的声音盖过了自豪的声音。”因此对于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 我们会支持和鼓励领导层，通过自发组织和动员，来给予领导层信心。我认为，如果你们在寻找领袖，首先你需要检视自己的内心，动员社区的力量，努力创造条件，打造不一样的定居点。
BG：谢谢你，大卫。
特别鸣谢Leon对采访的翻译以及字幕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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