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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从何来？“剑桥分析”与我们的时代
文 | 威廉·戴维斯
译 | 林梓
校 | 朱容征
导言
Facebook不久前承认，英国数据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违规获得了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并成功地帮助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后来，Facebook经调查发现，最多有8700万用户的信息被Cambridge Analytica不当分享。该事件曝光后，不仅Facebook遭到用户、业界和监管部门的强烈指责和调查，Cambridge Analytica也遭到了多家机构的调查。北京时间4月10日，Cambridge Analytica代理CEO亚历山大·泰勒（Alexander Tayler）称：“我们没有‘入侵’Facebook。一家研究公司（即“GSR公司”）向我们授权了数据，而这些数据是通过Facebook提供的一款工具非法获取的。
这出闹剧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警示呢？本文作者指出，“与金融危机一样，这出闹剧可能让人们忽视真正的体制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这件事情里就是脸书这样的公司和宽容、纵容甚至庆祝它们复杂而广泛的数据收割和分析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原文链接：https：//www.lrb.co.uk/v40/n07/william-davies/why-the-outrag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关于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假如在2016年11月8日之前，分布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四万人改变了对川普的看法，转而把票投给了希拉里，这个总部位于伦敦的小小政治咨询公司现在就不会成为令人窒息的头条，也不会出现在英国政府的声明里。剑桥分析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收割”数据、违法乱纪、进行洗脑、施展美人计，但如果希拉里胜选，这都不是事儿。
涉事的坏人们无疑会同意这个看法，但并非出于似是而非的理由。在《观察家报》和《纽约时报》的协助下，英国电视4台新闻栏目（Channel 4News）曝光了对剑桥分析的CEO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Nix）（现已被停职）的暗访。尼克斯当时正在向某个他以为是潜在客户的人吹嘘，说他与川普有过“多次”会面，并主导了川普竞选阵营的策略。尼克斯暗示，多亏了精准推送的广告和特别能打动人的消息，那四万张选票才被科学地从希拉里一方转进到川普一方。“我们的数据参谋了一切策略”，尼克斯说道，说话的架势宛如地产经纪人在大谈特谈现阶段的需求暴涨。
诚然，剑桥分析公司的确为川普竞选阵营做过事情，但未必是由于其玩弄权术的才华。川普的竞选经理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当时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可能委托剑桥分析做了些数据分析工作，以便在小圈子里分享。2017年初，公司首次引起了英国媒体的兴趣，有报道称该公司与脱欧运动（Leave Campaign）有紧密联系。《观察家报》的卡罗尔·卡德瓦拉德拉（CaroleCadwalladr）发表了多篇关于这个公司的调查报告，2017年5月，她写道“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和在英国所发生的事情是紧密关联的。英国退欧和川普紧密关联。川普政府跟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紧密关联。而剑桥分析公司就是一个关键点，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所有场上玩家的关系”。
事件背景令人热血沸腾，最近揭露的事情无异于一盆冷水，尤其是对那些轻信剑桥分析的客户而言。首先，并没有实锤能证明剑桥分析公司为2016年退欧公投中的任何主要参与方提供咨询服务。尼克斯最初在某文章中吹嘘有过，但今年2月在面对英国下院数码、文化、媒体和体育特别委员会的时候，他承认那篇文章是由某位“有点脑子过热的公关顾问”所写。诚然，我们应当尝试理解“退欧和川普是紧密关联的”是怎么回事，不过那需要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这个过程并不会如同指认某个秘密控制室那样简单和让人兴奋。
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
第二，没有（也不可能有）证据显示公司让选情转向有利于川普的方向（同样地，也无法严格证明公司没有此举），虽然公司不出意外地予以否认。对于希拉里来说，要接受这点似乎仍很困难。在接受电视4台采访时，她提到剑桥分析公司“大规模的宣传……影响了选民的想法”。话说回来，数据分析在现代政治活动中本就处于核心位置。毕竟希拉里自己也更喜欢舒舒服服地在布鲁克林的竞选办公室里研究密歇根州的数据，而不是亲自去造访该州，尽管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人很焦虑，恳请她在最后几周抽时间去一下。假如最后希拉里胜选，无疑也会出现宣传炒作，用尖端数据分析探寻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当选背后的故事。
丑闻有两个方面，但没有一个方面真正与选举有关。首先，“数据外泄”使川普阵营得以未经用户同意染指5000万脸书用户档案。这是通过滥用某个简单的应用“这就是你的数字生活”（thisisyourdigitallife）实现的，很多脸书用户免不了接触这个应用的点赞。它们会以个性分析测试的形式出现在用户的推送中，用户可以把生成的没什么新意的结果与朋友分享。“这就是你的数字生活”的创立人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是剑桥大学的心理学家，想要基于脸书上的“赞”来验证个性建模理论。只有27万人使用了这个应用，但应用也会收集他们好友的数据：这是脸书运行的特色，并不是科根耍的心眼。
脸书知道“这就是你的数字生活”，但是认为其运作目的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哪怕是查看了服务条款的用户也会如此认为（况且，谁会真正去看？）。直到本月初大家都还被蒙在鼓里——科根把数据直接交给了剑桥分析公司，然后公司利用这些数据为班农做事情。剑桥分析的员工克里斯托弗·威利（Christopher Wylie）把这一切爆料给了《观察家报》，于是就有了一篇题为《我创造了班农的心理战工具》的报道。
这事触犯了不少法规。隐私法规定个人有权在同意别人收集和存储他们的数据前知晓数据的用途。科根和剑桥分析公司欺瞒客户。然而，尽管他们没有严格遵照每一个协议条款，并且可能违反了《数据保护法》，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因为发现在一个平台收集的数据被用在他处而感到吃惊。用新的（且密不告人的）方式使用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指导原则，苏珊娜·苏宝福（ShoshanaZuboff）称之为“监控资本主义”，尼克·施尼谢科（NickSrnicek）称之为“平台资本主义”。
值得记住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同时也被看作威胁。纳普斯特播放器（Napster）就是标志性的例子。一旦信息量足够大、个人匿名成为常态，赢利点在哪里就不知道了。苏宝福和施尼谢科的研究殊途同归地发现，发生改变的是，互联网可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被用作监控工具：提供优惠、高质量、甚至免费服务的条件是，“用户”干任何事情都会被跟踪，并与他们的线下身份锚定。大部分科技巨头在开始的几年都会巨额亏损（优步目前仍处于亏损中），这是战略的一部分。人们被引诱使用某项服务，开发者想方设法留住用户，这些都会在未来转化为为收入。
假设脸书用户同意脸书以任何途径使用或可能使用他们的数据——作这样的假设是对网络运行逻辑的彻底歪曲。就此而言，说《卫报》的读者同意《卫报》以任何方式使用他们的数据（他们每次访问卫报网站都会留下数据）是对数据可塑性本质的曲解。数据的潜在价值和用途只有在收集之后才会彰显，而不是收集之前。
在围绕川普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恐慌中，这条资本主义的残酷真相被故弄玄虚地称为“收割”。但是，如果开发一个应用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收集数据就是“收割”，那这事儿就大了。通过在伦敦地铁提供免费WiFi，伦敦交通局就在收割数据（通过安装WiFi网络，伦敦交通局得以掌握乘客的实时动态）。英国政府数字服务小组通过操控政府网站的设计收割数据（基于对点击量的影响和人们花在每个页面上的时间的数据，惯用的“A/B”测试意味着不同用户看到的网站设计是不同的）。优步收割的数据远不止于打车（应用会在行程结束后继续收集乘客的行为数据，虽然现在用户可以选择关掉这项功能）。皮卡迪利广场的新式数字广告牌也在收割数据（它们装有用来分析过往人群面部表情的摄像头）。
近期这起丑闻的第二个方面虽然更加恶劣，但是不那么重要。如果公司的宣传口号是可信的（这个“如果”在宣传造势下越来越响），剑桥分析公司可不会老实做事。尼克斯和他的同事马克·特恩布尔（Mark Turnbull）讨论色诱勾引、恐吓勒索和反情报的场景被电视4台拍了个正着，似乎比起心理测试，《007》的电影情节带给他们的灵感更多。候选人只是竞选团队的“傀儡”，“事实”的重要性不如“情绪”，这些话他们脱口而出，被隐藏的摄像机拍到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很可疑，但和诸如阿拉斯蒂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飞利浦·古尔德（PhilipGould）和皮特·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这些新工党（New Labour）成员早期的冷酷无情并无本质区别。也没有理由认为新工党在90年代用类似的办法分析数据——聚焦团体和民调——这些方法在获得情报和有效性方面不如自动心理测试。至于尼克斯吹嘘说他们“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操作”，以及对“客户”的临别告白（“我期待跟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悄悄的那种”），电视4台的调查员居然没笑场，已经是奇迹了。
这起滥用数据事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英国信息委员会的关注。我们还看到了某些令人激动的营销表演，在意识到哪里不对之前还以为在看黑帮剧。前者已经不是新闻了：早在2010年，《华尔街日报》就发现脸书的应用（正如科根开发的那个）会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日常为广告商和网络追踪公司收集数据。考虑到脸书掌握着全世界的注意力（月活跃用户超过20亿，平均每天在脸书网站上花费50分钟），靠关注赚钱的商人蜂拥而至、四处捡漏是不可避免的，这跟大型体育赛事吸引票贩子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怒从何来？《观察家报》应该因其在该话题上的不依不饶受到褒奖，如果运气好的话，这个报道会把我们推至数据隐私问题的转折点。但是剑桥分析公司引发的狂热和轰动表明恐惧的转移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部分原因与川普和川普主义有关。坏事必然来路不正。激昂的留欧主义者们无疑对退欧持有类似看法。有多股秘密、诡谲的势力干扰了2016年美国大选，这是没有疑问的。感谢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调查，我们知道了脸书把价值10万美元的广告位卖给了俄罗斯的“水军工厂”，导致2015至2016年间多达1.26亿美国人可能受到了俄罗斯“假新闻”的影响。然后FBI在大选的关键时刻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信息能否让我们更好地解释或理解川普的胜选。
剑桥分析公司似乎很适合做一把实锤，主要是因为公司不断地吹嘘自己就是实锤。尼克斯和特恩布尔在2016年大选中的所作所为，跟高盛前银行家“奇人”法波·托尔雷（Fab Tourre）和皇家苏格兰银行前任总裁“剪刀手”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在2008年银行业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这些怪人为怒火和警惕提供了靶子。听着这些人自豪地宣称自己没有良心，反而有些令人宽慰，因为这有助于解释这个世界为何缺乏道德指引。但是与金融危机一样，这出闹剧可能让人们忽视真正的体制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这件事情里就是脸书这样的公司和宽容、纵容甚至庆祝它们复杂而广泛的数据收割和分析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据说，最近脸书遭受的两起最严重的道德丑闻都涉及学术，前者是“情绪传染”试验，据透露，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脸书未经用户许可就改变新闻推送。与外界研究人员接触意味着交出一小部分控制权。脸书跟学术界合作的意愿本就不强烈，这些丑闻会让扎克伯格思考这样的合作是否值得。把所有的数据保存在内部，就不会有伦理道德问题出现。这类巨型社交平台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与他者共享有价值的数据的需求也随之逐渐消灭。
有时候，人们会说数据是数字经济的“石油”，是一切事物的燃料。石油和隐私之间的类比更有启发性：隐私如同某种深埋地下的自然资源，因为私人利益而被日益掠夺，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愈发严重的危害后果。如果这个类比是正确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根本就不足以与科技巨头对抗。脸书所做的，就是用越来越大胆的方式来摧毁隐私权。
正如环境保护主义者们要求化石燃料产业将原油“留在地下”，对硅谷的终极要求应当是将私密数据“留在我们的头脑里”。这里真正的反派是某种扩张性的经济逻辑，坚持要越来越多地查看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关系。想要翻身最好的办法是使用硅谷最怕的东西：反垄断法。将大企业切碎化小，这些小公司仍然可能监视我们，不过是通过不容易（或秘密地）联合起来的不同方面。相比于满是亚马逊和脸书这种大型垄断企业的世界，满是剑桥分析这种骗子公司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小骗子公司最终因为自己的胡说八道而露出破绽，而大企业逐渐接管政府职能，还不告诉你它们在干什么，这太可怕了。
编辑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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