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聿论
日本是樱花的国度，今年的樱花开得比往年早，我们去日本，正赶上东京的樱花盛开，不能不说有福气。其实，福气还不仅仅能够观赏樱花，我们去的前一天，东京还下了一场雪，但翌日我们踏上日本土地的时候，天放晴了，此后的一个星期，都是晴天，暖风习习，感受春天的温暖，而在26日我们参观日本国会，竟然也遇到了安倍。
3月22日至28日，我、民族大学的赵士林老师，还有香港的欧阳劲先生，一行三人，因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邀请，来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这是我第二次来日本，去年夏天，曾带着家人，在日本列岛游览了半月。巧合的是，此次下榻的酒店，和我去年住的酒店仅一街之隔，而且我一家人早上就在这家酒店的一楼超市吃早餐，也算是一种机缘，凭添了一份快乐。
虽是短短一周，行程却是满满的，虽也浮光掠影，但和日本多方人士的近距离接触，面对面的交流，体验式的对话，其深度，却是一般旅游无法达到的。在这里我不打算把这次学术交流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只摘取几个片段，写下我的一点感悟。
观摩日本上田市的市长和市议会选举
此次学术交流，一个重要内容是考察日本的选举制度。我们到达当日下午，听取了日本总务省一位年轻的官员土屋直毅对日本选举制度的介绍。总务省是日本负责选举安排及与选举有关的事务的政府机构。26日下午，我们还参观了日本国会，并在日本参议院的议员餐厅吃午餐时听了国会工作人员对日本选举制度的介绍。内容大同小异。此外，当日下午创价大学研究日本国会制度的历史学家季武嘉也教授在国际问题研究所还为我们讲解了日本国会的历史，使我们对日本的国会制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日本国会也分参众两院，两者功能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某些议程上，众议院有优先权。日本国会选举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总的趋势是降低选举门槛，向着公平公正发展。最早的日本宪法是1889年颁布，当时称为帝国宪法，1890年始有议会设置，也是两院制，不过是众议院和贵族院。后来贵族院才变成参议院。目前，众议院选举采取小选区和比例代表选区两种制度，参议院选举采取选区选举和比例代表选区选举两种制度。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天皇世袭，首相由议员选举，因此，一般出自国会的大党，自民党从战后以来基本垄断日本的国会。地方每四年也进行地方长官和议会的选举，但地方议会不分两院。
对于民主国家的议会选举，我们多少了解一点，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基本程序大体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到实地观看、观摩选举，有一个亲身体验。恰好日本给我们安排了这方面的观摩活动。24、25两日，我们从东京出发，乘坐新干线到长野县的上田市，观看这里正在举行的市长和市议员选举。
市长选举有三个候选人。24日吃完午饭，我们被领到其中一个名叫土屋杨一的候选人竞选本部。那是一个看似仓库的场所。翻译英子女士告诉我们土屋杨一的竞选办公室主任接待我们，土屋本人因为要去和选民做最后的动员，见不到。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在屋里看见一个佩戴缎带，穿着蓝色衣服，戴着眼镜的男子在屋里，缎带上写着市长候补者土屋杨一。其实，在院子里的墙上，我们就看到了印有他画像和竞选口号的竞选海报，口号也是纲领：上田再构筑。见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屋内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招呼。墙上贴满了海报以及支持者的鼓励之语。横竖摆放着长条桌。有七八个人在忙碌着，我想他们大概是志愿者吧，以上了年纪的老人居多，也有年轻人。土屋坐下来和我们交谈了约一刻钟，刚60出头，做过20多年的本地议员，包括两届议长。他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了竞选程序和为什么参选。我问他有没有信心，他说大家选票估计相差不大，所以有一番激烈较量。我们不敢耽误他太多时间。因为明天就要选举了，今天是最后的动员日。和土屋先生合影留念，以示对他的支持，并祝他好运。
外面来了选举宣传车，比普通的小车大一点，车身白色，上面安装了一个喇叭，车后窗贴有土屋的照片和竞选口号。这次来了一些年轻人。土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座是两个年轻女孩。这两个女孩据说有可能是志愿者，也有可能是专门做竞选鼓动这门生意的，车子缓缓开出院子。我们坐在另一辆车上，跟在他们后面。来到街道上，土屋用扩音器喊：我是土屋，市场候选人，希望市民多多关照，类似话语。两个女孩喊声更大。偶尔有行人向车辆挥挥手。跟了十多分钟，我们就往另一个竞选地点去了。当日下午，我们几次遇到竞选车辆的喊话，一直到晚上8点多，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小餐馆吃晚饭，还听到扩音器里竞选人的喊声。看来，土屋他们要干到很晚了。
我以为是被安排去看另一个市长候选人的竞选情况。车子到一处shopping的停车场。不远处有一支竞选队伍，我们正准备去看看，土屋先生的竞选办主任柳泽先生说道，那是我们的敌人，就把我们领向街道边的一支队伍。这是一支啦啦队，大概7、8个人，有男有女，年轻人居多，有两人举着一个大条幅，上面写着“松山街头演讲”，这时从后面跑来一个中年男子，应该就是松山。果然，听柳泽先生介绍，松山是竞选议员，然后我们和他就在街道的人行道上聊了起来。
松山是一位登山爱好者，刚从尼泊尔登山归来不久，在一家企业工作，业务和中国有往来。听他说，中国的滑雪运动员在上田训练。他之所以出来参选议员，是因为当地人鼓动，他也想有服务市民的机会。不过他夫人不愿意他竞选，因为这样一来她就得出去工作。他告诉我们，如果他当选两届议员，在经济上会损失2000万日元。本次上田市议员候选人有33个，竞选30个议员职位，比市长三比一的当选概率要大得多。我问为什么人们不愿出来参选，松山的回答是，日本经济不错，人们不太愿意出来做议员。又问，当选议员后他是不是要辞去企业的工作，他说倒不必，但是业务会受到一点限制，本市的公共工程不能接。
为了让我们对日本的地方选举有更详细的了解，第二天晚餐，松山、柳泽以及上田市的一位资深的公务员女士都来了，她叫古川悦子，名片上写着爱宕町自治会长。松山对自己选上议员很有信心。他是东京人，日本的地方选举对候选人的籍贯没有限制，只要在本地生活或工作了几个月，就可以有选举资格。松山介绍说，当他打算参选议员时，当地有1900多人支持他参选，所以他决定出来竞选，即使这样在经济上有损失。日本的市长选举和议员选举是不允许拉赞助的，所以必须自己掏腰包出来竞选，当然如果你属于某个党派，该政党会给你出一部分。市长的竞选经费大约2000万日元，市议员大约300万日元，越往上，比如县议员、国会议员，自己要掏的竞选经费就越多。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风险，如果没有选上，这些钱就白白浪费了。从这个角度，说民主国家的竞选是金钱游戏也没错，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除非有超高的人气，可以从支持者募集竞选经费，否则，单这一关，就会让你许多人望而却步。
但是否市长和议员的竞选者都是大公无私，全部有公益服务精神，而没有一点个人私心？面对我们的疑问，松山说，当选市长和议员后会有补贴，市议员的补贴不多，县议员多一些，国会议员更多，每年大概相当人民币300万元，还配有助手，在国会议员这层，免不了腐败。县议员也有一些腐败行为，但市议员就很难有腐败机会。因为市议员直接面对基层选民，市民有什么困难，都会找议员，比他们直接找政府，议员解决起来更快。所以市议员基本没有腐败。至于他自己，松山说，虽然不能获得金钱回报，但在当选议员后，会得到和外界交流的一些机会，这些机会对他以后继续从政或者经商都很重要，他今年50岁，打算在当选议员后，再竞选本地市长、县议员，如有可能，也竞选国会议员。看来他是有着一个长远计划了。
晚宴结束将近9点，我们告别松山先生，因为当日晚上10点开票，全市的出租车都被包了，餐馆老板用自己的私车载我们到开票地点。是在上田市的一座体育场馆。上田昼夜温差很大，晚上还比较冷，体育馆外停放着几辆车，车厢里放着选票箱。有工作人员在忙碌。柳泽先生和古川女士带着我们上得二楼，里面有指示牌，写着记者和参观者席位。早有记者驾起摄像机，但参观席上除了我们的团队外，基本没人，看来上田市民对此早已不新鲜。
从二楼往下看，偌大的体育场馆内摆放着六排桌子，最里面放着选票箱，据介绍，今天来分票和数票的工作人员全是上田市政府科级以上的政府雇员，之所以科级以上，是因为他们晚上加班没有加班费，目测一下，大概有百十来号人，分立在桌子旁，只等一声令下。我们站着的这边下面，坐着几个警察和其他的保障人员，对面则站着一排人，全是各政党的代表，他们负责检查是否有作弊行为。10点一到，宣布开票，这些政党代表来到最里面的选票箱前查看，没有发生问题后，工作人员把他们搬到桌子上，然后开箱将选票倒出来，再把市长和议员候选人按姓名将他们的选票放在一起，如果这中间发生有废票或不能确认的票，把它们单独拿出来集中在一起请相关人员再确认，这些事情做好，准确无误后，所有的选票拿到点钞机上数两遍。有一排桌子专门放了12台点钞机。最后宣布当选人。
由于整个过程要到12点结束，我们没有看完，中途退场回酒店。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欧阳告知与我，我们昨天见面的土屋先生和松山先生都当选了。陪同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局长若山先生说是我们带来的好运。对民主选举，虽然我们理念上已经了解，但真的置身于这个场景，通过直观的近距离的接触，我和赵教授还是受到了震撼，欧阳因为身处香港，看过多次议员选举，所以没有我俩的感受强烈。我用了“望梅止渴”这个成语来形容。
两天的上田之行，我的一个印象是，一个小小的市的候选人（上田市将近16万人口）都这么辛苦，对人民“点头哈腰”，那县议员和县长官，国会议员和首相的选举，不是要“更辛苦”吗？而老百姓对市长和议员的选举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对候选人的“点头哈腰”司空见惯，这就是选票和民主制度的威力！
目睹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接受质询
国会也是整个选举机器的一部分，而且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26日中午，我们在国会议员餐厅边吃饭边听工作人员介绍日本选举制度。下午一点，参议院预算委进行讨论，渡边先生领我们去参观。
原来的安排只观看预算讨论，见不到安倍首相的，但因为“森友学园”事件正在发酵，所以安倍必须出席预算委的讨论并接受议员质询，外务省特意安排我们在安倍答辩时参观。我们先来到参议院开全体会议的大厅，跟众多国家的众参议院的议事大厅一样，只是日本在参议院议长席的上方还多了一个天皇的席位，据渡边先生介绍，天皇只是在每年国会开幕式的时候来到参议院，宣布开会，平时都不来，用帘子拉起来，视角上给人一种“垂帘听政”式样。天皇还有一个特权，就是走国会的中央楼梯上来。原来中央楼梯只用于天皇，后来新当选的议员以及外国首脑来国会演讲，也走中央楼梯，除此外，平时则用栏杆拦住，不开放。
我们坐在二楼的旁听席上，听渡边先生讲解。在我们的斜对面，坐着好多人，问，说是参观人员。日本国会的大会，是允许人们旁听的，即使你是外国人，提出申请，登记后都可来旁听。但各委员会在讨论时则不允许旁听，当然，如果是特殊客人，如像我们，是外务省安排的，可允许旁听。参议院预算委，和其他委员会相比，权力又更大一点，因为预算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预算委的议员可以讨论一切问题。如果需要问询哪级政府官员，都必须来。所以会议室专门安排了政府官员的座席。
预算委的会议室大概可以容纳百十号人，三排长桌，是议员们的座席，其中前排中间的桌子上安装了麦克风，是为发言和质询的议员准备的。它的对面，则是主持会议的议员的桌子。在桌子的左边，是几排椅子，日本内阁大臣接受质询坐的，按照职务高低，最前排靠近主持人一侧的，是首相，然后是副首相，然后是其他大臣。当天来了几个日本内阁大臣，包括安倍和麻生。在质询议员和主持者中间，放着一张桌子，被质询的大臣在这儿答辩。而会议室的最左边，也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排椅子，那是用于非内阁大臣的政府官员答辩用的。
我们进会议室时，预算委已经在讨论。据说是公民党的议员在质询席上发言，一个政府官员答辩后，安倍第二个发言，回应议员质询。安倍的神情严肃，对着议员。在这个场合，没有人为它喝彩，此时他的角色，不是发表演讲的首相，而是涉及到一桩丑闻的污点证人。“森友学园”事件我略微了解一点，涉及到安倍夫人。原来那块地8000多万日元，但出卖价格只有1000多万日元。用中国人的思维看，这里肯定有猫腻，甚至涉及政府高官的腐败。事情刚爆发时，财务省的官员信誓旦旦没有篡改文件，但后来的调查证实，交易文件被篡改了。现在的问题是，安倍是否知情，并指示下属篡改文件？一种说法是，安倍本人并不了解事情经过，是财务省的官员为讨好安倍而私自猜测安倍想法而篡改文件。安倍的答辩比较短，不到两分钟。但不管怎样，此事已经严重影响到安倍的形象，其支持率已下降到32%，舆论开始呼吁内阁总辞职。未来一段时间是安倍的关键时期。外务省的官员和我们说起这件事，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给上田市长带来好运，也能够给安倍带来好运，我们不希望安倍下台，你们帮帮忙，看来只有中日关系的改善才能救安倍。
谈起“森友学园”事件和安倍接受质询的事情，外务省官员、国会工作人员以及学者似乎都比较惋惜安倍，虽然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桩丑闻，但并未觉得不能当着外国人面说，我甚至猜度外务省安排我们见安倍接受质询，就是为了让我们见安倍的狼狈相。安倍虽贵为首相，但在这种时刻，他并没有特权，可以不来接受质询，而媒体对这种事，总是“幸灾乐祸”的，我看日本电视多个频道都在播放安倍接受质询的画面。但有个细节恐怕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安倍答辩完回到座位上，拿起自带的杯子，连喝了七、八口水。或许是水烫，或许是此时的安倍，心情非常不好。
我们看了十几分钟就离开了。据说安倍在此后几天还接受质询。在民主国家，政府官员乃至首脑接受议员质询都是平常之事。我2008年访问美国，对方也安排我看了一场社区居民质询当地政府甚至外国使馆官员的议事会。对日本民众来说，首相被质询不奇怪，也不大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安倍是否涉及丑闻。如果事情的发展最后证实安倍知道此事，甚至干预交易，那么，不仅其政治生涯终结，甚至可能有牢狱之灾。这就是由独立的媒体、司法和反对党及大众选票所组成的民主的力量。
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吗
中日关系也是我们此次学术交流的另一重点。23日，我们和日方学者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了一整天的“日中历史研究者意见交换会”，从早上10点一直讨论在晚上7点。日方学者来自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津田塾大学等一流学府，都是研究日中历史的专家，有的还是从外交官转做学者的。
日方学者的发言多聚焦历史，他们一般占有丰富的文献材料，考据扎实，从中可见日本学者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其中，东京大学的文科博士川岛真教授，以日方公布的外交文件档案为依托，为与会者披露了1983年和1986年中曾根首相两次访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涉及到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对于我来说，具有新鲜感。
最近几年来，日本以中国扩军和半岛核武为借口，也在增强自卫队的实力，有向海外派兵的趋势。由于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之争，中国社会对日本的重新武装保持着警惕，这很正常。但是，川岛真教授展示的日本解密外交文件显示，中曾根首相1983年访华时，之前伍修权曾对他说，日方可以扩大军备。中曾根于是以此同时任领导人Hu yaobang 会谈，后者也对他说，并不反对日本的自卫能力。之所以当时中国领导人允许甚至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适当扩军，跟中国为对付苏联有关。胡还当着中曾根的面，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批评，同时表示对美国也要提高警惕，建议日本不要跟着美国，外交要独立。
日本对华开发援助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分歧比较大的领域，左右两派对此看法不一。客观说，中国的改革与其有很大关系，那是启动中国改革的第一桶金。对于日本的开发援助对中国改革所起作用，中国应该承认。中曾根的两次访华也涉及到这一问题。总的来说，日本解密档案表明，日方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开发援助其性质不是对侵华战争的赔偿，但带有对战争赎罪的心态。
中曾根1986年访华时，中国领导人已经换成了Zhao ziyang ，赵对日本对华援助进行了批评，但为何批评，川岛真教授没说。86年的访中，中曾根还会见了邓XP。他问邓在其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是哪年，最痛苦的时候又是哪年，邓答，最开心是解放战争时期，最痛苦是文革时期。对中国的政治改革，邓也说，不反对中国实行普选，但因为中国文化，事情要慢慢来。日本的这些解密文件，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领导人不一样的一面。如若中国的外交档案解密，不但能够丰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更让人们看到在历史转折时期多面的历史人物。
中国的强大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互为关注的问题。我在北京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能够感觉到对方对所谓中国崛起的一种担忧。与中国人自我“谦虚”不同，这次访问接触的日方学者和外交官，多数都认为中国实实在在变得强大了，因此对中国是否会报当年侵华之仇很担忧，建议中国不要走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之路。我能够明白他们的潜台词，似乎中国已经在军国主义的路上迈进。在日本，“中国霸权论”和“中国傲慢论”已代替流行多年的“中国崩溃论”，很有市场。而中国这边，则恰好相反，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会复活。带着这一疑问，我们在26日拜访了兼原先生。
兼原先生是内阁官房副长官，与安倍是老乡，深得后者信任。他毕业于东大，研究欧洲法律。关于军国主义问题，他用了一个调查回答，国际机构前几年对中日韩民众作了一个调查，如果发生战争，是否为国打仗，结果是，中国民众高达80%愿意为国打仗，韩国的比例是70%，而日本的比例是30%，我们没问他这个调查是哪个机构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反映了三国的基本情况。兼原先生说，要日本年轻人为国打仗，很难。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的修宪，日本右翼确实想使国家正常化，但修宪在日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创价大学教授告诉我们，在日本修宪要经过两道关，一是国会2/3的议员通过，二是全民公决。前几年日本受制于第一道槛，但现在自民党重新执政，联合其他党派，在国会中已经超过2/3，通过应该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全民公决。二战后，日本享受和平近70年，除非日本人认为中国或朝鲜的威胁迫在眉睫，否则，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民众要他们通过修改和平宪法的公投，很难想象。日本不会成为军国主义的另一因素，就是老龄化。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会详说。
老龄社会的日本
日本是一个老龄社会，在这次学术交流中，我对此也有深刻感受。全程陪同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若山老先生，已经76岁了，中日建交前，曾做过驻台大使，据他说，还与周恩来喝过酒。23日主持会议的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曾经也是一位外交官，已经70多岁了，不过从外表看不出来，还以为是50多岁呢。国会的渡边先生，看上去年龄也很大，曾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过。
在我们周末去上田观摩选举的两天中，为我们开车的两个司机兼导游都是老人，看样子70多岁了。三个市长候选人年龄都超过60岁了，土屋的竞选办主任柳泽也是老人，连竞选议员的松山也50岁了，周日晚上参加晚宴的日方人士，除松山外，都是老人，包括餐馆老板。日本的餐馆，特别是在东京以外的地方餐馆，很多都是夫妻或者父母与子女干，很少有专门的服务员，大概是人工贵吧，我们在上田吃饭的几家餐馆，老板兼服务员年龄都很大。兼原先生在和我们会见时，也谈到了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日本是一个公认的长寿国家，因为老人太多，他们不工作，也很少消费，所以日本经济这些年发展得不快。兼原说，到日本乡下去，平时基本看不到人，他们都在自己家里不出来。他认为中国20年后也将会变得像日本一样，成为一个老龄国家。兼原以他为例，他父母生了12个孩子，而到他这代，没有孩子。
日本老龄社会投射到选举上，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年轻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投票率低。统计显示，40岁以下，投票率不超过40%，而60岁到80岁这个年龄段，投票率接近70%，但超过80岁，投票率又降到40%多。所以，如何激发年轻人的参政热情，对日本社会来说，是一个问题。
年轻人对政治不热情，可能不单是日本才有的现象，而是民主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一个共同的现象。一般认为，年轻人工作忙，生存压力大，所以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这也应该不是日本年轻人投票率低的最直接或最主要的原因。总务省的官员土屋直毅对我们说，政治是由选票来决定的，你不去投票，说明你放弃了权力，那么政治家就不会知道你有什么要求，社会的财富分配也就不会向你倾斜。老年人为什么投票率高，一是因为他们有时间，二是因为他们对退休后的生活有担心，所以积极参加选举让政府知道他们的意愿。所以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关心政治，在大选时去投票。而为吸引年轻人投票，日本也在研究选举方式的改革，比如可不可以增加网络投票。
总之，在日本，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在工作，像中国，50多岁就退休，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老龄化对一个社会的改造是很大的，不但经济结构要适应老龄社会，在文化上，老年人跟年轻人也有很大差异。在经历世事沧桑之后，老年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平和包容，不具有侵略性，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老年人为主导的社会，要重新激发起军国魂来，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一个伪命题。
日本的文明
说到日本的文化，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日本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得非常好的国家。日本人的礼貌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出了名的，那可真是言于心，化于行，神社是日本人的精神象征，日本神社很多，尤其是东京，不到日本，是感受不到这点的。日本的建筑也很有自身特色，街道非常整洁干净。有人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厕所是最好的地方，日本的厕所也是没得说，非常干净。还有日本人做事的认真、细致、守纪律和对细节的重视，以及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秩序的尊重，都值得中国人学习。
前面简单说到了若山老先生。他就是一个典型，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什么叫日本人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我们这次日本行，从东京到长野，若山老先生都是一路陪伴。下飞机后，我们就看到他和翻译在候机楼等我们。和我们同住酒店。由于之前东京刚下雪，在这7天中，老先生穿着棉服，有时要走一段很长的路。赵士林教授也60多岁了，走路却很快，显得风风火火，好几次，翻译英子女士提醒赵教授不要这么快，怕若山跟不上，但每次我们问他累不累，他都说不累，看他背着个包，手里拿着东西，有时我们说帮他拿，他也婉拒。若山会讲简单的汉语，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有一次在松山，谈起松山番王被幕府看管的事，老先生问在中文里怎么说，我用了一句俗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老先生很高兴，说这个回答好，以后几次，包括安倍被质询，他都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对我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老先生做过外交官，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很有外交官的风范，7天的行程，他从不催我们，按理说他有助手，完全可以让助手来陪我们，但他亲力亲为，直到最后把我们送上机场，看我们走进海关，才回去，很让我们感动。
从东京站乘新干线去上田，翻译英子女士告诉我们，这条线上有几个进了哈佛教案的清洁工，让我们去看看，亲眼体会一下什么是日本人的服务精神。文明来到站台，看到两女一男，统一穿戴带有不知是不是公司标识的浅蓝色线条的制服、黑色裤子和黑帽子，帽子上左边别有一朵花。每人左肩都背着一个大布袋。在日本的地铁站和高铁站，我没有注意到有清洁工，这是第一次看到。当前方火车快进站时，三人面向火车进来的方向排成一列，头前倾，等火车停稳后，往右转面对车窗，车门打开，三人走向前，站在傍边，如果旅客有垃圾或不要的东西，就直接扔进布袋里，待人下完后，三人进入车厢里，将厢内垃圾桶的垃圾检入布袋。据翻译说，他们的职责是做到将火车里的垃圾都带走，在火车出发时没有垃圾。不过我观察了一下，好像他们也不是每列火车的垃圾都带走。东京站每列列车的间隔都很短，如果只是他们三人，恐怕不能将这趟线上所有列车的垃圾都带走。但既然他们能够进入哈佛教案，确实也代表着日本人的职业精神。
日本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讲得很多了，在公共场所，日本人表现出的文明程度让我们羞愧。中国人喜欢大声说话，有时在大庭广众下还喜欢争论。我和欧阳先生有几回就在酒店和餐馆说话声很大，而且为某事而争论起来。每当这个时候，翻译英子女士会提醒我们，不过，可能第二天又会不自觉犯起来。而日本人无论在酒店、餐馆、商场等都很安静，说话声很小。公共场所说话声大是否就表示不文明，当然可以讨论，但所谓入乡随俗，到了人家的地盘还是遵守人家的规矩，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会注意到这点，但有时形成的习惯会不自觉表现出来。
我们在东京时正值樱花盛开，东京有几个赏樱的好地方，鲁迅笔下的上野自不必说，中国人讨厌的靖国神社也是一地，皇居的护城河一带更是。我们先去了靖国神社，然后再一路到皇居护城河，两个地方的人流都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尤其是皇居一带，景色更漂亮，樱花树沿着护城河和街道排开，樱花开放，满眼望去，花满枝头，一片雪白，人在花中走，水在花中流，花在人中笑。但是，我也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爬上树拍照，也没有人伸手折花。我不太清楚如果是在中国，会不会有人折花爬树。
说到对人的礼让和尊重，我认为日本新干线座位宽度的设计比中国的高铁更显人性化。日本新干线两排座位的距离比中国高铁要宽，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进出并不太会影响到他，而高铁两排座位的间距相对要窄，人进出很受影响。所以坐日本新干线比坐高铁舒适，大概新干线的普通席比高铁的一等座还要舒服一点。
我经历的一件事让我相当感动，对日本人的礼让精神印象深刻。在上田回东京的火车上，我去洗手间，洗手间有人，于是在外面等，我没注意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洗手间，一个小孩进去了，这时又来了一个人，在这个洗手间面前等。我这边洗手间的人还没出来，那个小孩倒先出来，本来旁边等的日本人要进去，然后他看到我动了一下，以为我也要进去，就用手表示让我先进去，我示意他先进去，但他还是要我先进。我理解，他可能是认为虽然他站在这个洗手间前，但我比他先到，所以应该让我先进去。说实话，就这么一点小事，我觉得很多人做不到，包括我自己。
很多细节都体现出日本人的人性化一面，比如，日本的酒店、商场、餐馆、博物馆、政府大楼等公共机构都劈有放雨伞的地方，一般是在门旁有一个柜子专门搁雨伞，下雨天人进来第一件事是把伞放在柜子里，这样就不会将雨带进来。有些酒店还直接提供雨伞供客人使用。
所有这些的背后，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把人作为人来尊重，只有这样，在制度设计中，才不会去故意为难人。我想这是中日制度文明的一个最大差距吧。
结语：中日正处于两雄并立时期，希望和平共处
本次来日本学术交流，匆匆一周，感受和观察说不上深刻，或者说是很浅层次的，甚至是片面的，因为要真正把握一个文化一种文明的精髓，没有长时间的沉淀下来，是很难的。说实话，我不是一个日本文化的拥趸，但这次近距离的感受体验还是收获颇多，比单纯从理智理论上去认知，更多了一层感性的体验。
有学者说，中日文明的差距不只一百年，我倒没这么悲观，但是通过这次交流，确实体味到中日文明有很大差距，中国需要很好向日本学习。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日本在现代和传统的融合与传承上，比我们做得好得多，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日本。
中日在历史上互为老师和学生，中国在近代以前，曾长期是日本的老师。至少在唐宋以及明前期，中国文化是单方输出日本，所以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一度还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宗。汉字就长期是日本的书写文字，今天如果你去日本，不认识日文，应该也没有多大关系。但到了近代，日本比中国率先走向现代化，日本成了中国的老师。日本文化对中国影响巨大，这同样要承认的。
日本比中国先进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使得日本人相对中国人有一个心理优势，看不起中国人。但随着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赶上日本，日本人的这个心理优势在慢慢动摇，乃至到现在，日本人不再对中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但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还是认为日本比中国先进。另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对中国出现忧虑和某种程度的害怕，害怕中国在崛起后会对日本清算过去侵华之罪。我能感受到这一点。一些日本人就说，不要谈中国崛起了，中国现在已经很强大了，意思是，中国已经崛起了，中国再崛起，那就要把美国赶下去了。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东亚从来没有出现中日两强并立的态势，日本对中国的崛起还没有完成这个心理转变，还处于观望中，虽然认为中国实力已经超过日本，但怀疑中国的可持续性。中日之间的矛盾有历史因素，有领土因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是这个因素。两强并立态势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所以没有经验可借鉴，就只能在碰撞反应中摸索。目前双方都还没有完成对对方的调适过程，我预测完成这个过程至少还需要10年以上时间。到时不大可能出现两强并立态势，要么是中强日弱，要么是日强中弱，两强并立只是历史的一个特殊态势，很可能要回到一强一弱的历史常态。但到底是中强还是日强，我无法预测，这要看两国的科技文化和制度的竞争，以及一些偶然因素。但不管两国哪个强哪个弱（强弱只是相对的），应该说，对两国关系的处理，都不能回到过去的强者支配弱者跟从的状态，需要有一个新的定位。毕竟现在是文明的21世纪，不是19、20世纪的弱肉强食和用拳头说法的时代。
总之，我希望中日能够做到永远友好相处，如果做不到这点，至少是和平共处，共同为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单方的霸权服务，不要进行零和博弈，而是双赢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