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7日，GCC将会举办首届范德堡大学中国论坛--“解锁此刻中国”，这也将是纳什维尔地区第一次举办此类峰会。
我们有幸请来方可成先生作为此次峰会的演讲嘉宾之一，为我们分享他的见解。
方可成先生的演讲主题
“媒体视角下的当代中国”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Lens of Media”
演讲嘉宾——方可成先生
“使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短语，我并不觉得冠冕堂皇或言过其实。” 2013年，方可成在《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中写道。他怀抱着精英的社会责任感来到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成为《南方周末》报社的驻京记者，创建了政见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等在线知识分享平台。今年是他告别职业媒体人生涯的第五年，也是他投身于美国传播学界的第五年。从新闻前线淡退，他没有放弃的是他的社会责任，始终积极思考着该如何改变，并继续在公共平台发声。
以下为GCC成员对方可成先生的采访
问：您早年手握数学竞赛省一等奖，在清北间的取舍很有意思，比如考虑到清华“又红又专”，北大则更具备自由知识分子的基因。
方：首先要说的关于清华北大的说法是刻板印象，是大而化之的概括。不是说所有清华的人都是又红又专，也不是说所有北大的人都是继承了民主精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但要说清北的区别，我们要从她们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气质上来讲，并不一定具体体现在现在的每一个学生身上。我选择北大是跟她的历史传统有关。在中国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北大都扮演了重要作用，所以是跟这样的传统有关，而不是跟现在有关。
问：现在的北大是不是跟她的历史传统有些脱节？在一篇专访中您提到，北大的经历没有满足您预先的期待：很多人都拒绝承认自己“精英”的身份，不太考虑肩上的社会责任。
方：为什么我说北大的学生就是精英呢？因为首先他们经过高考万里挑一的筛选，还有就是他们在北大享有比其他普通学校多千万倍的教育资源，至少过了四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无疑就是精英了。
所以精英就是有这种privilege的，privilege翻译成特权，但是在中国语境里又是一个不大能被准确理解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官员的专横跋扈的特权，而指的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享有的资源、机会是其他人所无法享有的，这是我觉得精英特别突出的特征。这样的特权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有可能你家庭出身好，因为你富裕，因为你聪明，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这些特权是由你自身的努力获得的，比如通过你的努力获得了好成绩，在工作中获得了不断晋升，但不管怎么样，当你享有了其他人所很难享有的特权之后，那么我想你就符合精英的定义了。
所以这后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等式了，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以及你享有了特权，就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背后的社会责任就自然而然地引出来了，就是北大学生为什么是精英以及为什么北大学生要承担社会责任。
问：北大毕业后，很多人都踏上了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您认为不同行业的人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呢？
方：我觉得首先在我们分不同行业之前，我们需要承认不同行业之间都是有共性的，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都是社会上的一份子。而且现在这个年代，人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多，你不光是这个职业中的人，你也是家庭中的人，你在网上就是网络社区的人。这种情况下，我们仅仅看不同行业是无法涵盖人在社会中的期待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强调人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角色，而共享的角色就是社会中的角色。所以我们要考虑的不是人所在的不同行业，而是我们能为所在的社会做些什么。
当然每一个人对一个好的社会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个行业的人看待好的社会都有不同的角度。所以我想区别可能在于大家的理解和角度的不同。比如说我理解的好社会所具备的重要条件就是真实信息的传播和人们之间的理性的沟通，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情况我之前去做记者，现在去研究媒体，实际上都是怀有这样的理念的，就是好社会都建立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都建立在每个人之间是理性平等、互相尊重、带有反思性质的沟通上，以及每个人都具有批判思维和分析信息的能力，这个就是我的角度。
其他行业的人当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角度。比如金融行业的人，有的着眼于为社会创造财富，为需要资金扶持的产业提供支持，也有去做小微金融、农村金融，他们希望通过金融的力量来帮助贫困地区，减少贫富差距，这些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什么行业你是做什么的，只要你的出发点是你是有这套想法，你认为好的社会应该怎样，为了达到好的社会的样子，你就可以去做怎样的事情，这个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角度来定。
问：嗯嗯，的确，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为社会做贡献，但就整体而言，大部分人目前找工作不是从一个良好的社会该是怎样的愿景出发，而是首要地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寻找工作，进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轨迹。
方：我前面说的是一个很概括的想法，当它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实际上确实面临着很多复杂情况。我上大学时所写的《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是一个例子，就是我那个年代是房地产非常火的年代，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好找，收入比较高，就成了很多人自然的选择。比如在北京上大学的大学生，如何拿到北京户口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对在美国上学的中国学生来说，特别是为了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来说，找到一份能够提供签证的工作，是他们主要的考量因素。为了户口为了签证，很多其他的东西被放在后面了。
我其实完全理解的，因为这个背后是一个政策导致的问题。我经常说北京户口和美国签证其实挺像的，它都在局限大家的选择。很多人并不是很希望去体制内工作，比如说新闻媒体的，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去党媒工作，只不过这些党媒能提供户口；再比如在美国求学的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并不是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不感兴趣，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想去学金融、JD，只不过因为金融、律师是容易在美国找到工作签证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他是被后面的政策所引导做决定的。
我觉得对这样的选择应该充分理解了，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强调结构性因素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人是有能动性，有其他不同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能力越强，获得的资源最多，机会最丰富的人来说，就是我前面说的顶层的社会精英来说，完全是有能力不依赖、去打破制度对人的限制的。
问：想起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曾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描述现在高等教育培养出的精英们，普遍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
方：那我在北大和美国看到的一些情况，很令人遗憾，就是有一些学生，非常聪明非常勤奋，家里的条件也不差，他们本来是可以去选择更多的、更不一样的路的，但是往往随大流做了选择。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大家没有更多地去想象可能性，更多地选择去接受现状，我的感觉就是接受现状不敢去想象另一种世界，认为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而不是认为世界本来可以完全不一样，这可能是一个年轻人需要警惕的现象。
问：中国语境下，“精英”一词好像有双重意义，西装革履的白领金领是社会精英，希翼改变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精英。相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大多数人的选择更多地会局限在第一种定义上，而不是第二种。
方：对，我理解你说的这些，为什么中国精英承担社会责任的分会会比美国弱呢？这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在过去中国经历了毛时代文革这些事情之后，大家普遍地有一种所谓的“告别崇高”的想法，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之下，更多的人觉得自利、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是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去强调更崇高的追求，有时候可能只是一种更大的谎言而已。这种普遍的社会气氛会导致在中国自利的情况更加泛滥。
那还有比如说中国的政治环境是更受限制的，所以你没有通过公民社会的渠道去参与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就算想改变社会，你的渠道比民主国家的人要少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本来想做一些事情，但是太难了，没有渠道，就不如回到自己舒适的小世界里，去为自己的小世界去打拼。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焦虑感特别严重，不安全感也非常严重。大家就算手里有百万、千万的资产，也特别害怕某一天就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更加驱使大家自利的冲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应该去深入地分析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分析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改变大家这样的想法。这也是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得出的一个思路，或者说我们可以想出一些什么要的方法，线上的或线下的，用一些workshop，模拟的游戏，让大家觉得可以从微小的地方改变世界的设计。如果有这样一些项目的话，可能会有人意识到原来我还是能做一些东西的，这样以来大家做事的意愿就可能会提高。
再比如说我前面提到“告别崇高”的这样一种理念，实际上跟最近我们讨论的特别多的，像社会达尔文主义、反白左，也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理念上去普及，说一个真正的好社会，并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情况，所有人都为自己考虑，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是需要很多利他的行为，很多的宽容合作让步的。这样理念的普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微博上之前推荐过一个游戏，就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宽容的，这样的东西会改变人的理念，进而改变大家的选择。
当然所有这些解法的前提都是你真的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我想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真的有特别多的人是天生就只为自己考虑，不愿意去承担社会责任的，他们都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去和他们更多地交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想一些相应的办法，去想怎样改变他们的观念，让更多人参与到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去。
采访/文字整理 尹湛楠
“解锁此刻中国”
范德堡中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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