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按：本文译自《城市期刊》（City Journal）。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美国经济史专家，著有《柯立芝传》（Coolidge）、《被遗忘的人：大萧条新史》（The Forgotten Man： A New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原文标题是“Growth，Not Equality”，公众号之前推送过前半部分，当时拟为“阿米蒂·施莱斯|“做大蛋糕，而非均分蛋糕”（上）”，不过从内容上看，似乎可以恰当地称为《从柯立芝到里根：美国经济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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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则是另一番情形。1929年的股市崩盘，让柯立芝的继任者胡佛总统猝不及防。其他人也是如此，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等经济学家认为，全球性经济萧条要怪美国的工作狂（workaholic Americans），《纽约时报》援引基尼的说法，“不知停歇的”美国劳动者造成了商品供过于求，引发了经济萧条。胡佛对基尼的看法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的确知道，他对金融危机的态度与前任们截然不同——他出手干预市场。
注：左侧为共和党总统哈定，右侧为共和党副总统柯立芝。
柯立芝的治理理念可参考：“说到底，财产权和个人权利是一回事”|柯立芝
危机爆发之初的货币（政策）性质很难对付，这一点胡佛也承认。在其他方面，他把政策的焦点改为实现社会平等：“家家锅里都有一只鸡”（译注：即美国人将不愁吃穿）。胡佛把提高劳动力价格作为改革的重点，这在当时是一个新观念。他不像过去的总统那样让价格（特别是工资）自行恢复平衡，而是将大企业的总裁拉到华盛顿，迫使他们维持高工资，他还劝说国会立法以提高工资，其中著名的1931年《戴维斯—培根法案》提高了政府合同下就业者的薪酬。《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限制无力满足工会要求的雇主寻求法律救济，从而使高工资制度化。此外，胡佛还迫使可怜的梅隆停止减税，并将最高税率提高至63%。最后，胡佛直接恐吓商业和市场，指责他们对金钱过于贪婪。
注释：左为胡佛，右为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竞选总统时发出了更明确的信号：在他的任期内，平等将成为优先选项。在底特律的竞选演说中，罗斯福表示：“通过社会行动实现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理念，必然要求我们减少贫困。若要防止贫困，我们需要一个实现社会正义的全面计划。”罗斯福的结论是：“我们追求的第一法则是正义。”他还援引神职人员的观点为改革辩护，其中包括全国教会理事会的声明，声明暗含着敌视财富的倾向：“不可否认，许多有钱人为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有人认为，富人的收入过高，与低收入的民众形成鲜明对比。”他还援引一位拉比的发言，后者更加直白地表述了人类正义的优先性，“我们谈到商业的稳定，我们需要稳定的人类的正义和幸福。”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应当把“新政”（New Deal）称为社会正义计划：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取代华尔街的地位；完善社会保障使老年人享有平等地位；实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制定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将工资标准进一步更高，使工会受益。
总体说来，“新政”的平等措施延长并且加剧了大萧条。近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奥哈尼恩（Lee Ohanian）的研究明确表明，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影响了经济复苏。雇主一旦无力支付高工资，支付高工资的义务便促使他们做出一项艰难的决定：雇更少的工人。因此，我们经常从父辈、祖辈那里听到一句老话，“大萧条其实也不错，前提是你有一份工作”（The Depression was all right—if you had a job）。失业者被拒之门外。十多年的时间，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达到两位数。对众多家庭来说，这比任何令人艳羡的理论工资指数都来得更重要。随着二战的爆发，罗斯福将最高税率升至94%。
战后，政客和民众都记得好妒的民粹主义（envy populism）并没有带来预期后果。国会用《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取代此前的《瓦格纳法案》，由于法案深得两院支持，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无从动用否决权。此后的十余年——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国际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竞争，因而似乎可以不吃力地沿用罗斯福时代的税率。然而到了60年代，议员不仅开始担心所谓的“增长型衰退”，以及那些可以逃避高税率的企业主导市场。甚至连艾森豪威尔，一位将军而非经济学家，也看到美国的企业和自由正面临威胁，并且告诫国人警惕“军工复合体”。约翰·F·肯尼迪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同样肩负起扭转国家路线的重任。他打算大幅减税，将最高税率控制在50%以内。然而肯尼迪于1963年遇刺身亡，计划没有真正落实。此后，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牵头推进起初的减税计划，并经由国会变成立法。尽管新税收法案中70%的最高税率仍然高昂，但税收下降的趋势足以刺激市场。
正如胡佛不同于柯立芝，约翰逊也不同于肯尼迪。约翰逊再次调整了政策重心，他以“想当然的增长”为逻辑前提。约翰逊把个人企业（的发展）视为理所当然，于是推行了第二个“新政”，即“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一系列以再分配为标志的立法计划。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约翰逊将再分配的税金覆盖到老人和穷人的医疗保健，之后，通过扩张福利项目进一步推进再分配。最后，约翰逊建立公共电台和公共广播，并用它们展示未来的社会平等项目。今天的学生都了解约翰逊颁布的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但是，他们对（当时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知之甚少。
注：林登·约翰逊总统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期，约翰逊似乎赢了。美国似乎可以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享受经济增长，乃至维持财政预算的平衡。1969年美国政府的预算仍算平衡，国会通过、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专向高收入者课税的法案，可以说为再分配而再分配——为惩罚而惩罚，这项税收后来称为“最低税负制”（alternative minimum tax）。梅隆的老规矩，即收取“发货人付得起的运费”被弃如敝履。凯恩斯的新式理论更合政客的心意，他们试图用短期的恩惠回报选民。到了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申张社会正义的旗帜——尽管“伟大社会”对包括许多黑人在内的低收入者伤害最深。黑人和白人失业率之间的差距从60年代末开始扩大，黑人的失业率进一步升高。
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有的美国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为约翰逊的经济改革设想买单。尽管这一时期基尼系数仍然很低，但失业率接近10%。通货膨胀也在上升。70年代的经济发展并不顺利。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提高了利率。而在1980年，基本利率——银行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甚至超过20%。这意味着普通家庭购买一套房子的贷款利率会超过10%，这也意味着每个家庭都要比原来少买一两间卧室。这种纸面上的平等真的值得吗？高昂的资本所得税实际上抑制了半数以上的创新，正如一项法律所言，在政府资助的机构（如大学），任何发明专利都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发明者甚至不属于大学。新发明专利每年出现10万个左右，这不比20年代末的水平高多少，当时的人口不过是80年代的一半。事实证明，经济增长并非总是理所当然。
只有美国领导人解决了三个领域的问题——收入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专利——形势才可能逆转。1978年，尽管受到再分配主义者卡特总统的抵制，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威廉·斯泰格（William Steiger）领导的国会将资本利得税削减一半，在某些情况下，资本利得率甚至更低——《华盛顿邮报》诘问到：“17.5%的资本利得率难道还不公平吗？”报纸编辑认为足够公平了。然而，美国民众还是注意到低税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选出罗纳德·里根。里根随后推进一系列减税政策，将所得税最高税率降到柯立芝时期的28%。此外，伯奇·贝赫和罗伯特·多尔参议员在1980年提出了一项鲜为人知却深具影响力的法案，该法案允许科学家、发明家及其所在大学拥有他们发明的专利权。众所周知，《贝赫—多尔专利法案》导致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风险投资的激增，并且促进了硅谷的扩张。正如经济学家拉里·林赛（Larry Lindsey）所言，20年代的繁荣景象再次重现。里根减税后，政府的税收超过预期。
注：罗纳德·里根总统
仿佛美国为嫉妒付出的代价还不够，欧洲选择了重蹈覆辙。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在美国鼓励和支持下建立的欧洲社会民主国家，吹嘘自己的基尼系数之低，是美国的再分配主义者不敢奢望的。但是，它们的财政支出几乎将欧洲国家拖垮。在80年代，欧洲国家虽然平等，但经济已然萧条。随着英国大刀阔斧进行亲增长的经济改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启动类似的改革，欧洲才再次实现强劲增长和更普遍的繁荣。
现在呢？在经济上，知识分子的左倾最终可能会停止，就像过去其他左派经济理论一样，不得不接受证据的检验。不过，期待一场危机能让卡特们认清现实简直是天方夜谭。有证据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千禧年一代将开始重视市场。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让他们接受更好的中学教育——认识到专利和增长指标与收入分配指标同样重要——使他们尽早认识到这一点，从而避免不可估量的附带损失。为此，最快的方法就是支持中学教育中的竞争，让知识欠缺的青年有机会选择这类学校，即那些帮他们理解经济全貌的学校。
经济贸易本身也需要真正的推动力。博士经济学家协会的成员除了依赖或更新凯恩斯主义、修正基尼系数或吹捧皮凯蒂（注：即《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的热门理论，对其它事情毫无兴趣。恢复市场的正当地位（put markets where they belong）——在经济讨论中本应处于首要地位——的第一步便是确立激励措施，促使经济学家渴望报告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曼哈顿研究所的“哈耶克图书奖”（Hayek Book Prize）就是一个范例，该奖主要颁发给那些反映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观点的经济作家。最大的希望就在于建立新机构，培育敢于承认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家。这个希望就落在了智库和高校上面。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在这方面已经脱颖而出。我们需要更多的乔治·梅森大学。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才有可能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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