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紫丰（康奈尔大学博士生，长期研究美国历史与文化）
几日前落下帷幕的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颁奖典礼，延续了好莱坞参政的传统，继聚焦男女演员同工不同酬、好莱坞“太白”等问题的抗议运动之后，在当下反对白人民族主义、性骚扰的滚滚浪潮中，性别与种族不平等再度成为贯穿全程的议题。
从主持人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开场对性侵者哈维 ·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的讥讽，到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时间到了”的疾呼，再到得奖演员诸如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对家庭暴力的鞭挞，似乎正如温弗瑞所宣布的，好莱坞乃至整个美国“即将迎来新的一天”。
其实，遮掩在这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普天同庆的好莱坞社交场合之下的，是一出精心编织的自由主义幻梦，在特朗普崛起的逆流中濒临破碎。
好莱坞：美国自由主义的堡垒
我们或许还记得，为了压过特朗普支持者“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呼吼声，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屡次强调“美国已足够伟大”。然而，特朗普后来的胜选显然没有惊醒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者，没有推动他们深入反思其脱离工人生活的纲领。除了批判性别歧视——正如希拉里在《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中所做的，他们普遍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制造“通俄门”，闭口不谈自由主义自身的失败与特朗普崛起的因果关系。在美国主流媒体的煽风点火下，华盛顿似乎正上演着激烈程度堪比美剧《纸牌屋》的宫斗大戏。
好莱坞一直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堡垒，其文化产品亦一直承担宣传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任务。 好莱坞的自由主义者亦鼓吹“美国伟大”论，一方面极力宣扬平等、博爱、自由等理念，另一方面却在阻碍这些美好理想照进现实的美国社会经济制度面前无动于衷。因为“美国足够伟大”，所以所有的不公，包括特朗普的崛起，在他们看来，皆是美国政治进程中的意外，而非根源于美国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
是为女权发声还是对多重歧视的无视？
本届金球奖颁奖典礼是“#我也是”（#Metoo）运动席卷美国娱乐界乃至政界后，好莱坞第一次对性侵问题的集体表态。为响应影坛巨擘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等人的号召，所有参与者皆着黑装，以抗议根深蒂固的性暴力。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各界普遍认为此举“进步”、“大胆”。表态、着装当然有助于表达抗议，但是，斯特里普们长期受益于默许此类行为的行业规制和社会结构，对于这些好莱坞的高层掌权者，仅着黑装和发表声明不免有些虚伪。而且，他们似乎将性别歧视的种种表现形式限制为女艺人所受的性侵害、同工不同酬、工作机会缺失等问题，在鼓励一部分，特别是中、上层女性发声的同时，忽视了其他女性所遭受的可能更为严重的压迫。
他们也未能视女性所受侵害为多种歧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没有揭露性别歧视存在于美国社会经济体制中的根源。对于美国下层少数族裔女性而言，性暴力长久以来是其所受压迫的一部分。在本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文娱届大亨温弗瑞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提到刚刚去世的黑人女性瑞希·泰勒（Recy Taylor）。泰勒是性侵受害者，70多年前受到6名白人男子的侵害，在民权斗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协助下，将这些施暴者告上法庭，但是无一人遭到起诉。
尽管温弗瑞揭示出性侵害问题的严峻性，但是，遗憾的是，她并未指出美国司法不公、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在此案中的交织，未能点明黑人女性所受的阶级、性别、种族三重歧视，亦没有阐清性暴力与整体美国经济政治机制的关系。同样，揭露好莱坞性侵普遍性的女明星们，诸如阿什利·贾德（Ashley Judd）和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主要是因为她们著名演员的身份，有发声的机会，才能推动这场改变行业的运动。所以，金球奖典礼上影视明星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视性别歧视事件为一个个单一现象，为社会进程中意外的“不幸”，或为某单一领域的问题，根源不在于更大的社会结构，只需做表面或部分的修补，并视这种进步为“美国梦”的表现。
好莱坞自由主义如何沦为政党的工具
而且， 好莱坞自由主义者由于相信自身的价值观与特朗普所代表的种族、阶级、性别、性向歧视截然相反，自认为是当下反抗特朗普的重要力量。而此届金球奖对于社会进步因素的吸纳也从反面揭示出，在民粹主义抬头背景下，自由主义精英身处社会高位摇摇欲坠的危机感。
在颁奖典礼上，影视明星与数位社会运动组织者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通过电视直播和转播，向民众宣布在这些具有深刻变革美国社会潜力的运动中，他们亦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这同时也暗示出，进步社会运动有为美国主流政治体系所利用为政党政治服务的危险。“#我也是”运动的目标在于终止屡禁不止的性侵犯现象，已成为自由主义者攻击特朗普的工具。在抨击特朗普性别歧视的同时， “#我也是”运动却有可能遗憾地成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所谓“积极性”的确证，不得不在主流政治有限的话语体系内做出艰难选择，最终可能牺牲其促进社会根本变革的先进性。
受美国下层民众欢迎的温弗瑞会带来变革吗？
另外，本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温弗瑞的获奖感言。终身成就奖得主温弗瑞强调反抗种族、性别、阶级歧视的必要性，又因其卓越的演讲才能，众多自由主义者好似发现救命稻草，高呼“温弗瑞应该于2020年竞选总统”。自由主义者仍旧相信，特朗普胜选的原因不在于自由主义主张本身脱离下层生活，是因为民主党缺少一名可以像特朗普一样来自娱乐界、为广大民众所了解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希拉里·克林顿之所以败选，不是因为她的施政纲领无视下层民众生活的疾苦，而是由于她缺乏特朗普所具有的煽动民众的魅力。
依此种逻辑，温弗瑞确实是民主党重返白宫的希望。她有众多忠实粉丝，她的《奥普拉读书会》（Oprah Book Club）节目有力推进了美国阅读文化的复兴。温弗瑞之所以如此受到美国下层民众的欢迎，正如妮可·阿斯克夫（Nicole Aschoff）在《资本的新预言家》（New Prophets of Capital）一书中所指出的，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下，她不断鼓励这些被资本主义逐利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所异化之人，调整心态，重振自我。她所讲述的成功故事，催人奋进，在强调社会与文化资本的可获取性时，从未分析社会不公的经济与政治成因。
这些故事实际上是在确证美国梦的可实现性：在美国，只要肯努力，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个人的不幸，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依此可推出，1%的人掌握着99%的人的财富，是这些富豪努力奋斗的成果，政府不应干涉财富的自然分配。因此，与其说温弗瑞关心下层民众生活疾苦，不如说她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等级秩序的捍卫士，是特朗普时代下，民主党在政党政治劣势中为维护其根基所选出的新的代理人。可以想象，即便温弗瑞成为美国总统，而且是第一位美国黑人女性总统，美国社会也不会进行以民为本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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