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麻辣绅士（ID：hot676）
文/罗比
一 “我在生活”
刷知乎，发现混迹我中华30年的“首席老外”大山也在玩知乎。
某知乎网友问：“大山现在在干嘛？”
大山说：“简单回答：我在生活。”
确实还是我当年见过的那个率真的大山。
出生于1965年的大山，已年过半百，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二 “比90后来中国早”
2015年3月，大山带着女儿小懿到英国游学，来到剑桥大学。当时小懿16岁，即将从加拿大的高中毕业，想要申请英国的大学。老爸就带着女儿来实地探访英国名校。往上数3代，大山还有英国血统呢。
既然人已经到了剑桥，在当地学联的安排下，大山就在剑桥校园里举办了一场中文演出，为大家说了几段他新推出的“大山侃大山”脱口秀，各地留学生闻讯赶来，现场老中青华人华侨齐聚一堂，重温了大山1989年“出道”以来陪伴大家共同走过的美好时光。
大山在现场调侃说：“现场有没有90后？我来到中国的时间，比你们都早。对于你们这些后来者，我很好奇：你们来中国之后感觉怎么样呢，你们还适应吗，中餐吃得惯吗，会不会用筷子？”
大山后来在很多场合表演的时候，都说过上面这个段子。每次说完，看上去都很得意。
他从这种“反客为主”式的幽默中，找到一种“复仇”的快感：你们不是老问我这些cliche的问题么？现在也让你们感受一下。
三 “软实力”
我当天从伦敦赶到剑桥，当然不只是为了看大山的表演，更重要的任务是完成对大山的专访。然而，因为喜欢大山的粉丝太多了，表演结束后，他就被粉丝围住求合影，最后主办方只为我争取到10分钟左右的采访时间。
我们在会场隔壁的房间找到一张桌子，我和大山坐在桌子同一侧，马上片刻不停地切入了采访。大山当天时间安排紧张，采访时间非常有限，我只能挑几个最有可能在报道中呈现的话题去问，比如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软实力”、中式喜剧和脱口秀等。问的过程中，主办方不停派人来催促。
大山的回答非常直率坦诚，言语中可以听得出，他已经过了为追求个人美名而刻意迎合他人的年纪。
他说：“中国对‘软实力’有一个误区。我所理解的‘软实力’，它不是一种国家行为，不是一种官方行为，它是老百姓（的行为）。”
大山继续说：“你看美国的软实力，是什么呢？是NBA，是好莱坞，是星巴克，等等。没有一项是国家的（行为）。”
“国家在这里头可以搭建一个平台，但是中国真正的“软实力”是什么呢？是武术，是中餐，是姚明，是朗朗。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人、中国老百姓。”
大山喜欢强调“民间”的价值。他说，“软实力”是人，是民间的一种东西。
“因为在西方是自然地有一种对官方的抵触心理。只要是中国政府说的话，很多人尤其是西媒什么的，它会有一种抵触。但是，如果是姚明说，郎朗说……这就不一样了。软实力还是要靠老百姓，国家搭台，唱戏的还是老百姓。”
大山的这些回答，算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诤言”。我们把这些话当成一个老朋友的个人看法就好，见仁见智，不必深究其动机。
四 民间情结
大山的“民间”情结，一方面来源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也深受他在中国的职业历程的影响。
大山在中国发展的前20年，主要依靠在电视台等媒体表演节目、做主持人、汉语教学谋生，因为在中国知名度高，影响力大，后来还担任过加拿大的奥运会特使、世博会代表。
但大山觉得，媒体和观众希望看到的外国人形象，和外国人的真实形象之间，总是存在一道鸿沟。
他说：“我觉得中国媒体给外国人设定的角色，还是比较明确。这个角色，别人也是有点跳不出来，我是想我应该带头跳出来。”
上海世博会之后，大山告别以往的“官方路线”，改走“民间路线”，创办了直接面向年轻人群体的“大山侃大山”喜剧单口秀。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我们应该反映一个变化当中的，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思维定势。中外交流上的这种思维定势太多了，我主要是想打破这些。”
“大山侃大山”的节目主要在大学、小剧场和文化节等场合现场演出，不再完全依托电视媒体，也不需要以往由电视台编导给他框定的“人设”。
年过50岁的大山，选择了挑战既往，重新上路。“我现在是跳出媒体，那些东西我先放到一边，我先去到剧场去跟老百姓直接交流，找到一个东西，我再回来。所以我这个不是完全顺着媒体的要求，我是跳出来，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
他说，自己现在和当年已经很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我顺着（媒体的要求），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你们都是专家，你们都是老师。”
“现在，我觉得我就是更多地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我成功不成功，到时我再说。”
五 中式思维
大山这个中国最知名的老外，汉语和英语都达到母语水平。他脑袋里同时安装了中式和西式两套思维系统。
虽然现在汉语讲得好的老外有很多，但能像大山这样看透中国人的世道人心的老外，还不算多。
普通的老外只能学会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但大山能读懂中国人的思维脉络。
他讲汉语的时候，用的是中式思维，联想的是中式意象，引用中式典故；他讲英语的时候，又立刻转向一种完全西式的表达。
因此，讲汉语时的大山，和讲英语时的大山，是很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问题，用汉语和英语分别去问他，那他的答法可能也会有明显不同。
刚开始，我还不觉得这有什么。
直到我把对大山的汉语专访，“编译”成一篇英语报道之后……
我所在的媒体，有对外传播功能，一直鼓励甚至要求记者进行中英双语报道，对于有较大新闻价值的采访，要求同时写作中文稿和英文稿。
那天匆匆采访完大山之后，我马上回伦敦着手写稿，先整理出一篇中文报道，之后依照惯例，根据中文的采访内容“编译”了一篇英文报道，为尽力争抢时效，两篇报道写完后迅速发给编辑部编发。
依托“名人效应”，稿件刊发后，两篇报道都获得较多的转载和采用；其中，英文报道还被老牌英文报纸《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几乎全文刊用。
谁知，局外人都认可，但当事人似乎有些不一样的看法。
大山后来跟我通邮件说，“编译”的内容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他直接用英语回答那些问题的话，那可能会用不一样的表达方法，“因为我们用英语和汉语表达观点的方式可能是非常不同的”。
做记者这些年，采访过数不清的外籍人士。但像大山所反映的这种情况，还是非常独特的。
从来没有另外一个外国受访者，对语言的细微差别能够体悟到这种程度。
这次和大山的言语“交锋”，也给我的记者生涯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在邮件结尾，大山说，他和女儿在英国的访问紧张而充实，希望和我在英国再次相会，并希望我和媒体同行能够帮他在伦敦物色演出的场地和合作方。再后来，我也卸任离英，不知大山的二次访英之旅，是否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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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比，央媒记者，曾任常驻英国时政外交记者，多次专访布莱尔、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等英国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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