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中印关系进展值得纪念，中印两国在这一年经历了近年来关系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但既然结果皆大欢喜，引用中方外长王毅的话，中印战士和官员的成熟的外交手段也能反映出，双方的战略性共同利益远比差异和所谓“部分摩擦”更重要，这一点也值得纪念。这一年里，习近平主席和那伦德拉·莫迪总理每次会面，都保持着良好的会晤礼仪，即使在中不边界冲突危机时也是如此。他们今年共有三次双方会晤：6月在阿斯塔纳的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7月在德国汉堡的G20峰会，以及9月在厦门的金砖五国峰会。这三次双边会晤促进了“阿斯塔纳共识”，履行了关于“不能让两国差异变成两国分歧”的承诺。这句时髦话现在是指导所有中印交往的指南，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2014年在艾哈迈达巴德河边秋千旁的合影，则是他们初步建立友好关系的象征。
2017年初，中印关系总体来看不甚理想。中印贸易逆差从2015年的448.7亿美元上升到了2016年的465.6亿美元。但双方总贸易量却下降了2.1%，从705.9亿美元下降到708亿美元。印度对中出口连续两年下滑，2014年出口额164亿，2015年下降到122.8亿，2016年跌至117.6亿。尽管印度需要扩大电信和电力行业的内需，中国对印出口只上升了0.2%，从2015年的582.5亿上升至2016年583.3亿。这是双方政治摩擦的又一原因，同时也是政治上带来的影响。印度担心中国会继续阻挠将Azhar Masood列为联合国恐怖分子的提议，还担心中国会提高印度进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标准。中国则对藏独分子去往中印边界争议地带感到不满，其后中方王长王毅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四月赴印度参加俄印中三方会谈的计划。但中方否认了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
五月，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习近平主席举办了“一带一路论坛”，呼吁国际合作，但印度没有出席这次论坛。此次论坛有70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前来赴会，其中近30个国家甚至派来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这次论坛的最终文件宣布，中国-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旗舰工程，但这使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接处的中不边界冲突问题更加复杂。这一地区的军事对峙危机从六月中旬开始，直到八月底才解除危机。这段期间，潘公湖西部还发生了一些轻微的摩擦事件，媒体的实况报道空前激烈。如果不是这次危机，这些边界问题本可以更好解决，就像在2013年4月的德普桑高原和2014年9月在楚玛尔-碟穆绰克的几个小插曲一样，而那时双方关系还十分友好。事实上，这些摩擦让中国看到印度的一系列相应举动：印度-日本的发展走廊越来越有竞争力，印度还加入了美日澳印四方联盟，以牵制中国发展。
然而，还有一些态度友好的中印合资企业，却往往在紧张局势中被忽略。印度在6月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在亚投行与中国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印度还是亚投行的主要经济援助接受国之一。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还让印度城市加尔各答于今年4月举办了联合研究小组的第三次咨询会议。而9月在中国举办的孟中印缅峰会，则为中印关系提供了很多机遇。这些都促进缓和了长达72天的中不边界冲突危机，为危机解决提供了条件。
还有个好消息，2017年的最后六周，我们可以看到来年中印关系修复巩固的希望。11月10日，一个来自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的代表团受到了中国发展中心的款待。12月11日，王毅外长访问印度，参加俄印中三方会谈。随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于12月22日访问印度，参加第20届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年度会晤。再次引用王毅外长的话，中不边界冲突无疑对中印关系造成了巨大压力，但2018年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1+1+11的前景下，龙与大象共舞”的新局面。这周联合国大会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投票可以看到，美国领导的北约分歧严重，但上合组织、金砖五国和俄印中的成员却团结一致推动中印合作。
2018年1月19日，印度演员阿米尔·汗主演的宝莱坞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将在中国各大影院上映。去年夏天，他的家庭生活剧Dangal盈利13亿人民币，这是在中国盈利最多的非好莱坞外国电影。习近平主席也看了这部电影并且告诉了莫迪总理，这无疑是这部影片更加伟大的成就。接下来，他们还要将个人的注意力放到如何解决中印关系的分歧上来，这是十分关键的。
（Swaran Singh是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昆明印度洋经济研究所的客座教授。）
文/文晶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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