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当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试图横扫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时，当时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赴前线，抱定置身白热战场的决心，宣誓与所有人共生死，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从此，每当国家遭遇难关，英国人都会期待一位女性领导人，带领国家走出危机。维多利亚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及撒切尔夫人都是在国家艰难时期掌权，而她们的表现，也未令人失望。
也正因此，2016年，当英国站在“脱欧”的历史关口时，特雷莎·梅——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被寄予厚望，人们将其与前任撒切尔夫人进行比较，两人同是保守党的背景、中产阶级的出身、文法学校的教育经历，似乎都在证明特雷莎就是他们期待的另一个“铁娘子”。而特雷莎在就职演讲中 关于“一个统一国家”的主张，都不禁让人联想起撒切尔曾引用的那句经典祷文“凡是有不和的地方，我们要为和谐而努力。”可如今，随着特雷莎·梅执政的第一年结束，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种想法恐怕只是一种自我暗示般的一厢情愿。
·一种理念 撒切尔主义VS干预主义
1979年，第一次入主唐宁街10号的撒切尔曾经写道：“当我看到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落到了时代的后面，一种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的确，从1967年发生英镑危机起，再到70年代初，英国经济陷入停滞，经济增长率不仅放缓，而且在若干年份是负数，物价上涨的同时失业率也不断走高，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撒切尔上台后，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她坚信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主张各领域的全面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同时减少公共福利开支和借贷的政策，选择了以股票市场为主的融资和资本化手段，改变了英国过去更多依赖银行的金融传统。在这次改革中，英国的大多数企业都去除了公有化的外衣，更多个人加入到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中。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概念，撒切尔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表述。“我认为，我们经历了这样一段时期，太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对付这个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他们把自己的问题扔给社会。而你知道，不存在社会这种事物。只有作为个人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就是家庭。”撒切尔主义使当时的英国政坛发生了根本性的右转，这样的选择，除了她本人痛恨共产主义和福利社会的理念外，多少也是时代的选择。二战后期，英国曾出版了一份关于社会保险和服务的著名报告《贝弗里奇报告》，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保证英国每个国民都能达到基本生活要求的水平。英国政府据此对福利制度进行调整，开启了由政府承担大多数义务和责任的时代。到20世纪50年代，工党政府宣称英国成为第一个“福利国家”。国家对福利的具体干预就是对国家对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干预，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活跃，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就不可避免了。50、60年代英国经济发展平稳，高福利支出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担尚不明显，而随着70年代整体经济出现滞涨时，不良作用迅速显现。
事实证明，撒切尔主义的确刺激了工业经济的生产效率，结束了英国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弱势，奠定了以后十多年英国经济相对较好发展的基础。
时间来到2017年，经历了几次国际金融危机后，英国经济面临的现状是：拥有一个巨大的金融城、疲弱的国内制造业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有观点认为，如今的英国经济更多的时撒切尔留下的遗产，之后的领导者只是在她的基础上进行了小修小补。而在又一个特殊时期上台的特雷莎·梅，却似乎要与撒切尔主义划清界限。在就职演讲中，特雷莎承诺，“我所领导的政府不会为拥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所牵制，而是服务于你的利益。”甚至声称，“我们是工人的政党”，工人的权利将“受到保守党政府的保护和提升”。在一个保守党政府主政期间，英国正在拥抱公平和政府干预的政治理念，外界将其视为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即对撒切尔主义的彻底抛弃。随后在保守党竞选宣言中，特雷莎再次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拒绝社会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右翼提出的意识形态模板，而要拥抱认可政府所能带来好处的主流观点。”
今年一月，特雷莎公布了一份“现代工业策略”绿皮书，为脱欧之后英国重振经济的提供发展方向，其中包括：政府投资于科学、研究和创新；发展技能；提升基础设施；支持企业发展扩张；改善政府采购；鼓励贸易和外来投资；提供可负担的能源和减排等内容，而核心只有一个，全面加强政府干预。虽然从未将“干预主义特雷莎以实际行动宣告，英国再次回到了麦克米伦干涉主义的轨道。在众多的经济措施中，以“封顶能源价格”一条引起在保守党内引起最大争议，尤其是不少曾在撒切尔时代任职的保守党内元老级人物抨击特雷莎此举是市场经济的倒退，是为了争取中下层民众支持的赤裸裸的手段。的确，和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撒切尔不同，特雷莎提出了上涨养老金、增加医疗投入、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房、强化经济以提供世界级的公共服务的目标。
福利改革总是充当着应对经济危机先行者的角色，不同的社会背景促使两人作出不同的选择。金融危机轮番席卷、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人们已失去了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信心，保守思维渐占上风。英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割裂时期，政府干预，“收回控制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与实际双重需求，尽管收效仍不得而知，但却为英国政治的长期转变提供了一个思路。
·一次演讲 1988年布鲁日演讲VS2017保守党年会演讲
千百年来，英吉利海峡隔开的，不仅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地理距离，也有心上的距离。尽管世界战争后，英国曾意识到一个和平、团结的欧洲的重要性，加入了欧共体，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的骄傲却又它像个一个局外人，一直以来，“欧洲怀疑论”的声音从未中断。
1988年，时任首相撒切尔受邀在比利时布鲁日，就“英国与欧洲”的话题发表演讲。明确指出欧共体的作用应该只限于保证自由贸易和有效的竞争，而不是一个“由布鲁塞尔控制的欧洲超级大国”。大段对欧共体表达不满的内容引起了国内“疑欧派”的集体高潮，布鲁日演讲也被奉为“疑欧”圣经。而撒切尔本人却站在了党内亲欧派的对立面受到广泛质疑，在欧洲一体概念最为盛行的年代，这种“倒退”不被容忍，撒切尔最终在两年后被推翻黯然下台。
尽管被疑欧派视为先锋者，但种种迹象显示，这一切并不是撒切尔的本意。如果重读布鲁日演讲就会发现，类似“英国不会梦想孤立安逸的生活在欧共体的边缘。我们的目标是融入欧洲，成为欧共体的一员”、“我们没有全身而退回到英国境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重新把实施来自布鲁塞尔的新统治的欧洲超级国家强加到整个欧洲。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欧洲更加统一和具有更强的共同目的感”的表述被反复提起。撒切尔恐惧或是怀疑的，从不是欧洲共同体的概念，而是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对英国自身利益的损害。她支持并签署《单一欧洲法案》，切实推动欧洲走向贸易自由，却对将英镑盲目纳入欧洲货币机制竭力反对；她认同国家紧密的合作，却对执委会主席德洛尔手中日益增长的权力表示不满。在她的理想中，政治同盟才是欧共体概念的根本。
多年后，布鲁日演讲的起草人坦言，而后的一切风波令撒切尔始料未及，她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在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以及身为盎格鲁撒克逊后代本能的抗争。
如今，“英国与欧洲”这块烫手山芋到了特雷莎·梅手里，她任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英国平稳完成“脱欧”的各项事宜同时争取利益最大化。她的“无协议胜过坏协议”的谈判方针打消了不少人关于“硬脱欧”的担心以及过分妥协“软脱欧”的疑虑。但随着一轮轮脱欧谈判始终无所进展，“无协议胜过坏协议”成了僵持不下的逃避借口。今年6月，本以为胜券在握的特雷莎提前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大败无法单独组阁，加之保守党内关于脱欧方案的巨大分歧，都令首相日后的脱欧之路更加艰难，也令其她的执政能力开始受到质疑。
在上个月举行的保守党年会上，特雷莎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保守党）没有取得预想的胜利。因为我们在大选中还有不足。我愿意对此承担责任，是我提出了提前大选，我十分抱歉。”整个演讲过程几次因特雷莎咳嗽和忘词被打断，场下还有陌生人闯入闹场，整个场面混乱不堪。当天，已经走跌多时的英镑则因首相的不佳表现再度跳水，表现出了外界对特雷莎的不信任。事实是，约30名下议院议员已经开始酝酿发起对特雷莎·梅的不信任议案。
“脱欧”谈判至今已进行了六轮，却未能取得丁点进展，双方在公民权益、费用清单、爱尔兰边界等任何一项关键性议题上都未能达成共识。保守党内，始终在为软硬脱欧的问题争论不休，各方观点不统一，因提前大选腹背受敌的特雷莎作为有限，欧盟绝不让步，都使得脱欧谈判成了例行公事，似乎各方现在可以做的，只是等待2019年3月硬脱欧的大限。
早在194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斯特提纽斯就曾说过：“英国在任何一个自己不占据领导地位的俱乐部里，永远都是不舒服的。”就“英国与欧洲”而言，问题的根源在于主导权不在自己手中。撒切尔时代，欧共体仍在运转摸索阶段，她还能强硬地就诸如费用摊派等问题提出要求，为英国利益进行抗争。她所想的，也是“改造欧洲”这样的大问题。可如今，英国面临的是如何保全自己的难题，硬脱欧巨大的代价英国注定难以承受，而在脱欧的既定事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英国已不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而是只能被动被卷入其中，丧失了主动权。为了打破僵局，特雷莎曾暗示愿意支付欧盟一定的“分手费”，同时承诺保护在英欧盟公民的更多权利，态度明显出现软化，但德国、法国领导人还是表示，谈判尚未获得足够进展，无法进入下一阶段。而特雷莎除了表示失望外，似乎也是无计可施。更棘手的问题是，如果特雷莎无法扛起大旗，那谁又可以呢？
·一个男人 里根VS特朗普
20世纪后期，冷战最后阶段，一个看似最不可能却又最为牢固的国际组合诞生了。位于大西洋两端的撒切尔和里根，作为各自国家的领导者，在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肩并肩战斗。
这种结盟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来，两人都是自由主义经济的支持者，坚信强硬资本主义原理。与撒切尔那句“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政府只有通过人民才能有所作为”相呼应的是里根的“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无论是撒切尔主义，还是里根经济学，都是以大力改造国内现有经济政策作为基础，并通过实施一系列强势经济措施应对国内危机。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两人的口号都是“减税”，降低政府干预作用、紧缩社会福利政策以及扩大私有制规模。二来，在意识形态占上风的时代，两人在对外政策上相似的保守且极右的信仰，自然拉近了两人的距离，甚至多少有点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色彩。撒切尔多次提醒，“绝不能忘记来自东欧的铁幕”，里根执政期间推行的里根主义则策动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倒戈，直接推动了东欧国家在阵营选择上的松动态度以及后来柏林墙的倒塌。
尽管两人在国内也都曾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但却并不能停下前进的步伐。正如有些观点所言，爱他们也好，恨他们也罢，反正他们考虑的是更宏大的事情。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联手，不仅仅重塑了英美两国的政治与政策，而且重塑了全球的政治与政策。对于撒切尔而言，这样的“平起平坐”，对塑造自身形象及提升英国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即使是到了老布什时期，撒切尔依然可以直言。在老布什对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的态度摇摆不定时，撒切尔告诫他：“没有时间犹豫了。”
撒切尔离开唐宁街后，之后的几任政府虽然延续了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但却逐渐丧失了话语权，沦为应声附和的小兄弟角色。尤其是布莱尔政府追随小布什，将英国拖入毫无国际道义的伊拉克战争，更是点燃了民众的怒火。而特雷莎·梅的上台，给很多人带来一丝希望，在新任女首相的带领下，英美关系或许可以复盘回撒切尔与里根的时代。毕竟，和撒切尔成为里根上任后首位获邀到访白宫的外国领袖一样，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周便邀请特蕾莎访美，两人在白宫亲密牵手的画面则被全世界媒体记录了下来。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也承诺，将继续加强英美两国间的亲密关系。
如今，距离特雷莎访美已经过去十个月，种种迹象显示，承诺已沦为说说而已。特朗普鲜明的行事作风在美国国内一直引发争议，他上任以来，不仅执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还出现了美朝关系、美伊关系、美古关系集体“开倒车”的情况。而从特朗普几次的表态来看，他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都在他规划的蓝图里。虽然特雷莎曾在联大公开批评美国退出《气候协定》，也曾紧急致电特朗普，敦促其不要撕毁伊核协议，也曾就朝鲜问题公开表态，却都不能影响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先斩后奏的路子。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阵营间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引发对峙的特殊时期已成为过去。如今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比例逐渐上升，打击极端组织组织、朝核问题、伊核问题成为主流话题。如今的英国政府，尽管一直在试图发声，却终因在以上问题难以有所作为而不被人听见。这样的趋势，与英国陷入脱欧困局整体国力下降、世界核心东移等国内国际因素有关，绝非新上任一位女首相就可以逆转。
·一种偏爱 珍珠VS豹纹
就像总是西装革履的卡梅伦被追捧为最有贵族气质的首相，工党领袖科尔宾因为过于邋遢被嘲笑没有“首相脸”，政治家的外在形象似乎总是能与个人能力挂上钩，而在世界政坛都稀缺的女性领导人，更免不了被品头论足的命运。而她们也顺水推舟，竭力向外界展示着自己的个人形象。
为了贴合“铁娘子”的标签，撒切尔的个人形象经过精心设计。她平均每三天要进行一次头发护理，为的就是保持住赤褐色的发色，同时让那像头盔一样纹丝不动的发型看起来尽量自然。虽然曾被反对党讽刺为刻意模仿英国女王的发型，但不可否认的是，简洁的短卷发已经成为撒切尔的标志之一。此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撒切尔，几乎都以裤装套装示人，她尤其偏爱拥有垫肩的蓝色套装，并借此树立着自己的权威，似乎“大垫肩”可以让她拥有力量。她还常年提着一只造型简单的黑色手提包，完善整身搭配。
除了“铁娘子”外，撒切尔还有另一个别称，戴珍珠的女人。撒切尔从不掩饰对珍珠的喜爱，作为全身上下唯一一件饰品，珍珠项链又为其坚硬的“绝对权威”增添了一丝柔和。撒切尔曾介绍这条项链是在她产下双胞胎时，丈夫送给她的礼物，这也正好帮她在 “铁娘子”与人妻人母间找到了平衡，毕竟，这个社会对女性总是有着多重的角色要求。
而相较于撒切尔永远严肃、强势的形象，特雷莎的风格则更加多变且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早在她入主唐宁街前，特雷莎脚踩豹纹高跟鞋，身着豹纹外套的形象已经多次见诸报端。特雷莎的确对豹纹有着特殊的偏爱，英国《太阳报》曾用一整个头版的，专门聚焦在她的豹纹高跟鞋上。特雷莎曾表示“我喜欢衣服和鞋子。对于职场女性而言，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勇于做自己。女人可以变得更聪明，可以变得事业有成，也可以喜欢穿衣打扮。”特雷莎上任初期，甚至带动了豹纹高跟鞋的销售热潮。民众或许是在借此表达期待，期待一位思想更为超前也更个性的领导人可以为死气沉沉的英国政坛带来变化。可随着“脱欧”无所进展，紧缩政策持续，特雷莎的支持率不断走低，民众不再为她的大胆着装喝彩，而是质疑起她在着装上的过度消费，而特雷莎本人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也不再全是从头装扮到脚的精致形象，头发偶尔也会蓬乱，衣服偶尔也会有褶，神情偶尔也会疲惫，内外交困，想必她的内心，也是有苦说不出吧。
正如特雷莎自己所说，“撒切尔夫人永远只有一个，我不会成为谁，也不喜欢成为谁的榜样。”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环境给了撒切尔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舞台，时代在变，成功也不能重复。与其将眼光守在过去做着无谓的比较，倒不如期待特雷莎就是那个能带领英国重新找到答案的人，毕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作者 秦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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