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浪迹的23年里，遭受最为惊险的莫过于两次被他人绑架的事件。一次是被同胞绑，在中文版《歌舞伎町案内人》中已有描述过，在此不多啰嗦。还有一次是被关西暴力团组织绑架约1小时后，紧接着又遭关东反社会势力“软禁”16小时。
200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从伊势丹男装馆换上刚买的西装，精神抖擞地走进歌舞伎町，准备去朋友开的按摩店，正要上电梯时，突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为首的恶狠狠地问：“你，李？”我点了点头，立即被身后的一只脚踢倒在地，随后被人连拉带拖地进了在K O M A剧场旁的事务所。
墙上贴有“××兴业”的字样，我知道他们是刚进东京的山口组外围组织。手机被没收后，把我关在一间小屋内。我一个人在里面呆了约10分钟后，门被打开，我听到：“组长请进！”
我在非正式场合见过这位组长，山口组一心会歌舞伎町办事处的人告诉过我，××兴业里有个副组长的老婆是中国人，近来想在此开按摩店，视我朋友的店为眼中钉。
组长进来把手上拿着的厨房用刀，使劲地往桌子上一板，把劳力土摘下，也摆在桌上，开口说：“两样随你挑，讲一句假话剁你一个手指，全是真话把表拿走！”他问：“拐角那家中国按摩店你是幕后老板吧？”我摇了摇头，说：“组长情报不准确，那店妈妈桑早已认识，找不动产、搞装修我帮过忙，客人往那带也是常事。开了半年，既没中国也没日本组织的‘保护’，有整体许可证，整体师（造型师）曾是中国医大的老师，所以我也会光顾。”
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我，我断定我手下或其他人会看到，不是已报警就是已报“匪”。我要求：“能抽烟吗？”对方点了点头。我拿出香烟，向他借了火点上。高度紧张之后，心境也平静下来。
这时，外屋却热闹起来了。东×会的某组长进来了，问我：“李桑，你没事吧？跟我走！”到外屋一看，关东地区的住吉组、极东会，包括山口组一心会歌舞伎町办事处的几路人的代表全在。楼上楼下全是人，随即我被“保护”到东×会的事务所，什么都可，就是不能外去。因为他们在谈判之中，怕我报警，结果呆了16个小时。
绑架我的人知道我已出两本书，故意拿我开刀，既想要好位子的店，更想要好地盘的街。幸好关东的多组联合，尽快地了结了此事，由××兴业支付联合“营救”组织一千万日元，因我新西装有损，分得十万。那组长两年后自杀，说是患了忧郁症，其实就是因为负债那1000万日元，没法还清，跳楼自杀。
（原载于：2011~2012年《南方都市报》歌舞伎町大学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