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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印度,看莫卧儿帝国千年灿烂文化

地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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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笔者7月初来到印度以后,短短的几个星期里经历了许多以往所没有经历过的磨难。第一天便被人坑了4000卢比;第一周由于水土不服而差点倒在异国他乡;第二周则一直在养伤;第三周因为自己的银行卡取不出钱而发愁;第四周则浑浑噩噩地度过;第五周,当我乘坐着从瓦拉纳西回德里的火车,在下车前的三分钟,我的包被偷,一切贵重物品丢失净尽,警察就给了一张护照丢失证明了事;第六周被移民局的人告知,为了得到离境许可,需要再待10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感慨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印度坏人很多,而且还十分狠。前一秒钟他还和你称兄道弟,下一秒就伸手向你要钱。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总能娓娓道来,滔滔不绝,好像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对你好,可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细节,他们就会和你较真,并且竭尽所能地从你的身上搜刮钱财,丝毫不马虎。而他们竟然还能美其名曰“友好的象征”。

但是,也存在这么一些人,他们真心对你好。当你被坑钱,无助地站在广场上时,一个警察从小卖部里免费递给你一瓶水;当你坐突突车到达目的地,却发现零钱不足时,和你同乘一辇的人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钱给你垫付;当你在路上因语言不通而苦恼无比时,那些会英语的人走过来,尽心地为你当翻译,直到把双方所有的疑虑都解释清楚为止。一言以蔽之,坑你的人,非常狠心;而爱你的人,则非常耐心。

于是,小编想到了巴布尔在其回忆录(بابرنامه)中所写的一首诗:

语言呀,我用你干了什么?

由于你,我胸中出血。

你在戏谑中无论怎样讲,一切都是下流话,或是谎言。

如果你说:“我不想为此罪过而燃烧。”

那你就把马从这个广场牵走吧。

“我们的主啊!我们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们,

不慈悯我们,我们必定变成亏折者。”

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我恨我自己选择了一个这么落后的地方作为自己毕业游的目的地,也抱怨这里的人工作效率低下,看不起他们在条件如此艰苦的情况下,还不懂得努力工作,却只知道刁难别人,尤其是外国人。

但是,这么多天来,我也一样经历了很多事,也认识了不少游客和本地人。我最常听见的一句话是:不要用中国人的思维理解印度。随着在印度待的时间越来越久,我越来越感觉到这句话的正确性。如果不去深入了解对方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个国家呢?

我有幸在甘地纪念堂听了一个历史学家关于印巴分治的讲座,其中他大谈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共同社会文化遗产,并指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都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反映分治前后的思想及社会文化状况,提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珍惜的精神财富,然而严肃的历史研究却几乎没有。

我也有幸碰见了在德里的伊斯兰文化中心,里面有波斯语课程——在印度,如果你懂英语,你可以和社会的中上层愉快地交流;而如果你懂波斯语,则你不但会受到穆斯林的尊敬,而且还可以深入到印度社会的内核。如此种种,使我不得不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德里的伊斯兰文化中心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莫卧儿帝国(شاهان گورکانی,字面意思是新郎国王)这个印度历史上最为辉煌、文化最为多元的王朝。她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她试图让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实现永久的和平(صلح کل);她把南亚次大陆统一在狮子太阳旗(波斯王权的象征)下;她还在19世纪时同英国殖民统治作最后的斗争。也许,从这个辉煌的王朝身上可以找到所谓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共同遗产”,也更能理解当今的南亚次大陆。

德里:波斯-莫卧儿-英伦快照

1635年,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在亚穆那河的西南岸建造了庄严的红堡和贾玛清真寺。这块中心地带以他所钟爱的女儿的名字而命名为Chandni Chowk,成为了一个商业中心,而整座城市则叫做沙贾汗阿巴德,即今天的旧德里(也是历史上的第七个德里)。

在沙·贾汗与奥朗则布两代皇帝的经营之下,德里成为了世界最富有、最恢宏的首都之一(印度的明珠)。在伊斯兰世界里,她可以媲美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萨法维王朝的伊斯法罕;同时也不逊色于伦敦、巴黎等西方城市。

从ChandniChowk望向红堡

雾霾让远景变得模糊

如果你待的久了,你会发现,德里实际上是一个多核心城市,有多个商业中心,同时其建筑参差不齐。这可能是因为历史上德里的变迁太过频繁了吧。她正好坐落在东部的喜马拉雅山和西部塔尔沙漠之间的走廊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阿克巴的宠臣艾布·法齐尔写道:“德里是印度最伟大的古城之一,她的第一个名字是印德拉帕特。”在德里苏丹国时代,德里被无数次地摧毁过和重建过。尤其是在图格鲁克王朝时期,德里就被重建过三次。莫卧儿皇帝胡马雍建造了第六个德里,后来莫卧儿的敌人舍尔沙再将其扩建,为将来的莫卧儿帝国都城打下基础。

尽管莫卧儿的统治者崇尚威严,不断地大兴土木,然而却缺乏规划意识。欧洲旅行家蒙塞拉特曾经写道:“从远处看,莫卧儿的城市十分壮观且具有美感,因为大厦以及各式的塔楼点缀着这些城市。但当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道路蜿蜒狭窄,没有细致的规划。城市因而也美感全无。”

统治者在意的地方,道路平整,环境优美。民众居住的地方则脏乱无比,更加缺乏应有的规划。这部分可以归结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所带来的后果。严格的等级观念束缚了社会整体观念的形成,以致不同等级、不同行业的人之间互不关心。当然,就印度而言,德里的规划已经是相当好的了。

红堡的拉合尔门

在红堡的周围,你可以见到许多老式建筑和各种宗教的寺庙,街道虽然脏乱,但是毕竟笔直,有一种王者的气派。在莫卧儿帝国的文化、宗教宽容政策下,民众可以表达他们的信仰然而不用受到生命威胁,因而各种信仰的殿堂可汇聚一处,甚至出现在皇宫的面前。从街道一侧看向红堡,虽然知道它宏伟,可是却完全没有北京紫禁城那种不怒而威的高贵气派。

相反,它却像一座监狱,显得冷酷而内敛。然而,当你走到里面去的时候,那又是一个天堂般的存在。波斯式的建筑用印度的大理石来建造,辅以精心修剪的草坪,所有的功能部门都是用波斯语来命名的。也许,早在莫卧儿时代,或是更加久远的年代,印度就是这么一个“一眼天堂,一眼地狱”的国度了。

统治者对印度人民的蛮横压榨恶化了民众与莫卧儿王庭之间的关系,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同时,莫卧儿政权深知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部落的印度斯坦(波斯人及中亚穆斯林对北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的称呼)是难治之地,民众很容易就会被煽动起来。因此他们得先把自己保护起来,同时把“刁民”与自己隔离开来。

而可悲的是,即便到了今天,民众和国家机关之间也缺乏应有的信任。我的朋友Raja(锡克教徒)告诉我,印度的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很低,民众一般也不愿意接触他们。如果遇到一定需要他们解决的事情,给他们一些钱,事情很快就可以摆平。

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违反了交通规则,只要有驾驶证,就不会受任何惩罚。若没有驾驶证,给一点小费也可以免责。而我亲身经历的一次是,和我一样式来印度做志愿者的中国朋友买了两瓶啤酒,而警察却不让带上地铁。我朋友对他说了几句好话后,警察就放行了。

虽然遇到的事情比较极端,印度朋友的叙述也含有夸张成分,不过结合历史来看,今天印度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也许确实不好。而据欧洲旅行家叙述,在莫卧儿时代,甚至是正常的司法及警察保护,如果不首先进行贿赂,你也不可能得到。

而贾玛清真寺的周围则是德里最为脏乱差的地方了,穆斯林们住的是棚户,在苍蝇到处飞、垃圾随处放、路面坑坑洼洼的地方卖鸡肉和羊肉。16世纪时的欧洲旅行家说:“炎热的天气与潮湿的大气让民众变得怠惰,却让各种害虫猖獗。”

看到这种光景,我的第一感觉是,也许人们并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打算。可是,望向贾玛清真寺,看着夕阳的余晖,还有那数以千计的鸽子,却分明感觉到这个地方又是如此的静谧。虽然生活艰辛,但是民众并没有忘记,真主就在自己的身边。每当礼拜(نماز)的声音响起,大家就会放下他们手头中的活,跑去清真寺。

这无疑是整个印度社会的一个缩影:无论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他们都把信仰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同时对自己的生活却没有这么高的要求。这或许就是奈保尔在《信徒的国度》里面讲到的问题:先知不能解决所有的难题;除了信仰,我们还需要点别的。可是,即便是载人的突突车和载物的大货车,在它们上面都会贴上醒目的宗教标识,来表明主人的信仰。

在外人看来最大的问题,即人居环境问题,对于印度人来说却不是个问题。好像他们只要把礼拜的地方修的干净整洁,并按时参加仪式,就已经完成所有的社会义务了。这就是印度社会最大的特征:宗教信仰为生活立法,没有和信仰无关的生活;当然,也没有和生活无关的信仰。

从脏乱的巴札望向贾玛清真寺

印度的总统府由英国殖民者所建,糅合了英伦的壮丽与波斯的秀丽。它的红色围墙便是波斯-莫卧儿风格,上面建有凉亭,俨然红堡第二。而里面的则是英式的圆顶白色建筑,有罗马柱支撑,有方尖碑陪伴,还有波斯凉亭做修饰。当年英国人十分清楚统治印度靠的不仅仅是蛮力,更重要的是精明的策略。

他们知道莫卧儿帝国虽然已成为过去,但是在印度人的心目中,她的威望无可替代,也是印度统一的最有力的法理基础。1857年的起义,无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甚至叛变的英国雇佣军,都毫不犹豫地推举德里的巴哈杜尔·沙·扎法尔二世作为名义上的领袖,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英国人镇压了起义军,“不得已”进行直接统治之后,他们更加慎重地去吸收当地的文化,深入腹地进行挖掘,试图博得当地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支持。1902年到1911年之间,英国人在沙·贾汗阿巴德的旁边营建新城,即新德里(第八个德里)。如今的总统府,也即英国当年的总督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印度总统府周边的建筑大多是英伦风与波斯风的结合

莫卧儿:聊胜于无的身份认同

某个周六的晚上,我花了80卢比进入红堡,听了一场英文说书,它讲述了从沙·贾汗到尼赫鲁之间的故事。在沙·贾汗和奥朗则布的年代里,德里拥有着巨大的财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人、投机者与使节。皇帝在宫殿里可以检阅着自己威武雄壮的大军,观看来往的人群,有时还可以看到大象的队列。

而旁边的后宫则是供皇帝与妻子们玩乐的地方。可奥朗则布却是个例外。他在红堡里修建了一座珍珠清真寺,专供他及其家人礼拜。他十分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也并不喜爱享乐。他在德里待的时间不长,1679年为了与拉贾斯坦的土邦王作战离开德里之后,直到1707年去世,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由于伊斯兰以教带政的特质,许多人很容易对伊斯兰产生误解。就拿奥朗则布来说,由于他过于执着于自己的信仰,同时在历史上确实干过破坏印度教神庙的事情,他就被指责为偏执的宗教狂,导致了民众的不满与帝国最终的崩溃。而伊斯兰则更因此背了黑锅,被后人指责为“不宽容”。

殊不知奥朗则布在其半个世纪的统治里,只破坏了极少数的印度教寺庙,而且还是因为镇压反抗国家政权的婆罗门贵族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宽容如阿克巴,他的军队在镇压印度教徒时,还曾经把牛血泼到神庙的门前。为莫卧儿服务的拉吉普特人同印度教徒作战时会赶尽杀绝,而为印度土邦效劳的穆斯林也不会对莫卧儿军队及民众手下留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其对伊斯兰的信仰虔诚,维护发源自伊斯兰的行政、法律制度(Islamicate),相关的保护各种信仰的政策及法律才得到更好的落实。而奥朗则布时代的莫卧儿之所以变故频频,不是由于所谓的宗教矛盾,而是由于长期的积弊所致。

用《圣战与文明》一书中的观点来说,层层的剥削以及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压制,让莫卧儿政府成为了“寄生虫”,只能靠不断发动战争掠夺财富,以及加重税收来维持运作。也许,奥朗则布深知“乱世用重典”的道理,因而他毕生努力工作,企图开疆拓土,缓和矛盾,并维护伊斯兰式的行政及法律制度,加强各项方针政策的实施力度。但由于流弊已深,即便是他也无力回天了。

奥朗则布时的莫卧儿帝国

奥朗则布之后,莫卧儿帝国不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各地的总督(نوب)以及带兵打仗的将领(منصبدار)拉帮结派,各自为政,莫卧儿皇帝的政令几乎不出德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城主”。而德里也因此而遭殃。

1738年,伊朗阿夫沙尔王朝沙阿纳迪尔率军远征莫卧儿帝国,一路上势如破竹,而皇帝穆罕默德·沙却还在听着自己心爱的皇后用波斯语唱着歌。当伊朗军队临近德里时,负责捍卫德里的莫卧儿将领是奥德总督萨阿德·汗(本身也是伊朗人,且信奉什叶派)。他明显不是纳迪尔的对手,很快兵败被俘。由于德里市民的抵触,纳迪尔下令洗劫德里。

在这之后,马拉塔人、锡克人、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等劫掠德里达7次。十九世纪时的一位乌尔都语诗人把德里称作“可怜的城市”。曾经的辉煌化作灰烬,过去的繁华早已风消云散,偌大的德里变成了一个哀鸿遍野的鬼城。

伊本·海勒敦的理论似乎又在此作祟了:当王朝强大的时候,边远地区的部族俯首听命,而王朝的城市极度繁华,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而王朝衰落的时候,族亲意识淡薄,民众离开,城市衰落,边远部族起而攻之,摧毁旧王朝的城市与宫殿,建立自己的新城市与新宫殿。无论处在什么地方,似乎伊斯兰王朝的宿命就是如此,强大的时候万众瞩目,灭亡之后荡然无存。

英国人于18世纪中期击败了法国人,在次大陆上纵横捭阖,1803年挺进德里,成为了次大陆上最强大的势力。马拉塔战争,与锡克教徒的战争,进攻杜兰尼王朝的战争,让英国人拥有了从俾路支斯坦到孟加拉湾的大片土地。反英大起义失败之后,不但德里再次遭到洗劫,连莫卧儿皇帝也被流放到仰光去了。这个末代皇帝用乌尔都语写道:“过去的辉煌,现在已经成了尘土与传说。”

莫卧儿菜

不过,德里依旧是莫卧儿的天下。人们用别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莫卧儿时代的怀念。例如,宫廷御厨的后人卡里姆丁(Karimuddin)把莫卧儿的烹饪方法带出了皇宫,给百姓带来了Seekh Kebab、Chicken Afghani、Biryani等美味佳肴以及burra(بره,烤)、tandoori(تندوری,烘)等烹饪方法,印度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13年,Karim’s餐馆正式成立,至今依然是名牌老店,其手艺代代相传。另外,当年这些只有在皇宫才能吃到的天价菜肴,今天在路边一家餐馆就能吃到了,而餐馆的数目甚至多到每隔500米就有一家的地步。

随处可见的莫卧儿菜餐馆

民以食为天,由于这些美味的食物,“莫卧儿”(Mughlai food)不再仅仅只是一个高冷的历史名词,也是一个大家所喜爱的菜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莫卧儿”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大街小巷之中,即便与小孩子沟通,他们也会如数家珍似的和你讲述前朝的往事。

印度门也是当年的沙·贾汗建立的,由一个凉亭(غرفه)、一个花园(چهار باغ)和一个拱门构成。在这里,波斯的文雅以及突厥的雄浑得到了结合,在夕阳的映衬下,正好成为了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缩影——凉亭代表他们对治理国家的高度重视,而花园则是他们对波斯-伊斯兰文明的承接,至于拱门,则是其好大喜功的表征。

晚霞映衬的印度门

莫卧儿是一个让印度人感到自豪但又是无可奈何的“身份”,大家都知道,莫卧儿是个穆斯林王朝,印度教徒即便在讲述莫卧儿菜的时候,也会在前面加上“穆斯林”一词。这说明,在潜意识里,莫卧儿还是被当作“他者”来对待。

这是一个聊胜于无的身份认同,虽然不完美,但是历史遗产就是历史遗产,她需要每一个印度人去理解,去吸收,去容纳。深入到德里的大街小巷里、落到餐桌上的莫卧儿,已经和印度人融合在一起。

1947年8月15日,尼赫鲁在红堡的拉合尔门上升起了第一面印度国旗,并庄严宣告了印度的独立。她的国徽是阿育王的狮子石柱,而国旗正中央的转轮是甘地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发明的纺织用具,旨在提高民众的生产力。甘地、莫卧儿帝国、阿育王是印度统一的最重要的法理和精神基础。

从波斯语到英语:转变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权

在德里的地铁上,我看到了一则普通但是却挺耐人寻味的广告。说它普通,是因为在中国,这种广告太常见了。说它耐人寻味,是因为在印度,它却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

广告上,一个女生抱着本英文书籍,听着耳机,而标语则写着“better English, more opportunity”。为了获得更多自我提升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努力学英语。我认识了一个来自孟买的印度朋友,她的英语十分流利。她父亲是泰米尔人,母亲是法兰西裔。她说,确实,出于交流以及工作的需要,人们要努力学习英语,这样才能跨越印度的多语言障碍。

即便是印地语,它也只是在印度北部得到重视。一般地,人们掌握自己的母语以及英语就足够了。作为官方语言的印地语却没有这么重要,它对南方人的影响甚至接近于零。

想到此,我不禁哑然失笑。当今的中国,在新东方等培训机构的影响下,学生们高喊“我要学好英语”“I can speak English well”等口号,有些人在口音上甚至可以和英美本地人相提并论。

如今的印度,也再次迎来了英语学习热,英语在加强印度人相互之间的沟通上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回想四百年前的印度,在莫卧儿政府以及各苏非团体的支持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也在加强对波斯语——帝国的官方语言的学习。

也许,在那个时候,当你走在德里、阿格拉、阿吉梅尔,甚至瓦拉纳西的大街上,你会发现一些地方画着两个同样穿着纱丽的女孩,可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印度教徒;她们一个手里捧着哈菲兹的诗集,另一个则手持《罗摩衍那》的波斯文译本,而这幅画的标语是“کوشش کن فارسی راخوب بخوان تا سرنوشت خود را عوض کن!”(努力学好波斯语,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许那个时候的波斯语学习热,就像今天中国的英语学习热一样,被觉得理所应当,又甚感无奈。

莫卧儿风格

当然,莫卧儿帝国使用波斯语作为官方语言,不仅仅在于他们本身与波斯文化,抑或是萨法维王朝的密切关系,而更在于北印度民众对于波斯语的熟悉以及波斯语本身的人文主义特性。

波斯语的人文特性体现在,从她自九世纪兴起开始,就不是为了对某种信仰或法律进行阐释而存在的。相反,她是由进入伊斯兰王朝的波斯官员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行政及文学目的。

从伽色尼王朝苏丹马合木以来到巴布尔时期,穆斯林曾三次入侵印度斯坦,同时也带去了数量众多的波斯学者以及文人,伽色尼时代的比鲁尼就是一例。久而久之,他们对印度斯坦的社会产生影响,而波斯语本身也受到印度诸多语言的影响。在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印度斯坦人对波斯语的抵触逐渐减少,甚至开始推动波斯语“印度化”。

而十四世纪的波斯诗人哈菲兹即感慨到:

شکر شکن شوند همه طوطیان هند

زین قند پارسی که به بنگلا می رود

从印度来的所有鹦鹉,都会用

到孟加拉的波斯糖果,来榨糖。

它表明,印度本地的文人,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承认波斯语日趋强烈的影响力。但是,正如诗中所说,印度的精英只是用波斯“糖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相反,印度的穆斯林王朝为了争取更多印度人的支持,还把印度北部诸语言(Hindavi)作为他们的半官方语言。

苏非墓地

不过,真正让波斯语,特别是人文气息浓厚的南波斯风格(سبک عراقی)渗入到印度的,是随伊斯兰大军进入印度的各苏非团体。我曾到过德里吉斯提道乘长老尼扎姆丁·奥利亚的陵墓。长眠于墓中的长老被用棉布盖着,上面绣有鲜艳的图案。另外还盖有紫红色的鲜花花瓣。

这些仪式以及礼节已经超出了中东伊斯兰的范围了,很明显吸收了印度教的元素,为的是吸引更多本土印度人去了解伊斯兰的信仰及相关的制度。伊斯兰的法学家们,即便能在统治者的高压下,自愿或不自愿地作出有利于信仰融合的法律解说,但也不能像苏非那样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借着苏非这个平台,波斯语的许多句法与词汇,以及带有波斯风格的苏非音乐进入到印度斯坦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当时的印度教徒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更加严格地执行种姓制度,企图通过分层来强化印度教群体的“凝聚力”。穆斯林也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在民众之间划分等级,而在图格鲁克王朝时期,甚至连主张平等的苏非长老也受到打压。可是,随着波斯语以及与之相连的人文精神的日渐深入,民众开始觉醒。

为了改变阶层固化的状况,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以苏非的平等主义思想为基础,加强伊斯兰法治建设,渴望恢复先知时代的平等。印度教徒也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开始有组织地学习波斯语及相关的伊斯兰文化知识,推动印度教群体的变革。

到了洛迪王朝,在苏丹斯坎达尔的赞助下,许多波斯语学校被建立起来,只要条件满足(比如作为某苏非道乘的一员),印度教徒也可以学习。而舍尔沙的苏尔王朝,则更是运用军事力量来保障伊斯兰法的落实,以重构日渐固化的印度社会。

德里的洛迪花园一角

正是洛迪王朝推动了波斯语在印度的进一步普及

巴布尔入主德里后也参观过该花园

莫卧儿帝国的兴起,与萨法维王朝一样,靠的是众多为其服务的波斯文武官僚。由于波斯人无可争辩的实力,他们得到各个统治者的重视,他们的文化得到了弘扬。

阿克巴皇帝为了吸引更多伊朗的技术官员及文人,为莫卧儿政权的建设补充新鲜血液,同时,借苏非式的哲学,即注重精神功修,轻视门派观念的作风,打破各种信仰的限制,建立统合全印度的“神圣宗教”( دین الهی),把更具人文色彩的波斯语称为皇帝的语言。尽管他本人是文盲,他还是尽可能要求宫廷侍从给他诵读波斯语的名篇。

而帝国的文件,大到皇帝的圣旨(فرمان),小到村官的书信,都被要求用波斯语发布或者备案。另外,为了加强穆斯林对印度教的理解,莫卧儿王庭组织语言学家们把梵文中的名著如《罗摩衍那》等翻译成波斯语。

当然,为了遵守伊斯兰的法律以及信条,有关印度教信仰的部分被进行了“伊斯兰化”处理。就如比鲁尼时代一样,印度教的神祗被翻译成“天使、天神”之类的词,甚至阿克巴也没有把梵文的史诗当作宗教题材的作品。

阿克巴死后,神圣宗教销声匿迹,但是波斯语作为行政用语的决定还是被保留了下来。《阿克巴治则》(ایین اکبری)、《阿克巴本纪》、《贾汉吉尔大词典》(فرهنگ جهانگیری)等波斯语大部头的出现,规范了印度斯坦地区的波斯语,形成了独特的“印度风”。

伊朗的波斯语和莫卧儿帝国的波斯语,就像今天的英语和美语一样,既一脉相承,又相互区别。总体来说,莫卧儿帝国的波斯语由于受众更广而更具包容性。到了沙·贾汗时代,不但宫廷中的达官贵人能够讲流利的波斯语,甚至是普通的莫卧儿士兵以及和政府有关联的印度教人员,也能够用波斯语进行简单的阅读。为莫卧儿王朝出生入死的拉贾斯坦拉吉普特人,不但积极学习波斯语,在文化上也深受影响。

正是由于顺应了自阿克巴时代以来的这种大潮,著名的拉吉普特王公Man Singh建造了琥珀堡(1592)。走在琥珀堡的院落之中,你会发现,无论是庭院的布局,还是外面用以装饰的花园,甚至是拱门(ایوان),都是波斯式的,只不过画在上面的有伊斯兰式的复杂植物图案,也有印度教的神祗。除了琥珀堡,像后来的斋普尔、白城乌代布尔,甚至是瓦拉纳西,都有数不清的波斯-莫卧儿建筑。

琥珀堡远景

而这也正是马歇尔·霍奇森在《伊斯兰的冒险》第三卷当中提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相互影响的时代”。不但在建筑样式、生活方式上,他们相互借鉴,而且有时印度教徒用波斯语来写作,而穆斯林则用印地语来写作。

更有甚者,到了17世纪,印度教徒当中也出了不少波斯语的大师(استاد),他们可以在穆斯林的学校(مدرسه)当中教授波斯语,而这些学校同样也有一定数量的印度教徒。同时,印度教徒也把学习波斯语当作自己“远大前程”的开始。自阿克巴时代以降,不少印度教徒通过学习波斯语和伊斯兰式的制度,成为了“波斯官僚”中的一员。

18世纪,尽管莫卧儿帝国的中央政府衰落了,但是在整个南亚次大陆,波斯语的影响力继续上升。能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被当时印度的上层人士看作是一种荣耀。但是,无论波斯语怎么普及,它在上层与下层之中的流通产生了一对悖论:在上层统治者中,波斯语的使用拉近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关系;然而在下层,特别是18世纪以来,却让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渐行渐远。

这是因为当国家兴旺发达的时候,民众自信包容;衰落的时候,随着胆怯心理的增加,包容性也会削弱。就连莫卧儿统治者在民众当中推广波斯语也只是为了“防止穆斯林被印度教腐蚀”。虽然波斯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帮助莫卧儿统治者跨越民族、宗教、地方语言的限制,把触角伸向印度的各地,可那仅仅限于国家机关及城镇之内。

波斯语实际上把莫卧儿王庭与广大的农民、部落民和各个操不同方言的人群对立起来,这使得莫卧儿虽然集权,但是其统治架构却像空中楼阁一样,让地面上的民众无法触及,更无法了解。而正如上文所说,如今的印度,依然存在着民众与国家机关之间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情况。这也可以说是莫卧儿帝国的一大“遗产”了。

当然,莫卧儿统治者一直都在想应对之策。从巴布尔了解旁遮普语、印地语的书写字母,到奥朗则布能够用印地语进行书写,莫卧儿帝国在调和上层与下层的矛盾、增进互动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

莫卧儿后期,随着中央权威的进一步衰落,地方势力的做大,出于“尊重”地方统治者的需要,朝廷也考虑过用印度本土语言代替波斯语的提议。18世纪,著名的诗人兼学者阿勒组(Siraj-ud-Din‘Ali Khan Arzu)曾说用梵文(هندی کتابی,书中的印地语)来代替波斯语。

但是奥朗则布时代的一位学者已经指出,梵文太过“神圣”,不是凡间俗世的语言,莫卧儿王朝“没有资格”使用它,而像印地语、旁遮普语、克什米尔语这些“蛇蝎”使用的方言,也没有足够大的文化底蕴来让她们成为通行全印度的官方语言。

而18世纪末,在莫卧儿王朝已经日薄西山的情况下,皇帝们才开始改变主意,逐渐接受印地语及其他方言。然而,即便他们使用了印地语,也要求必须用波斯字母书写。于是,统治机构里中下层的人员就逐渐使用这种用波斯字母书写的印地语,皇家军营的语言(زبان اردوی شاهی)即乌尔都语就此诞生。

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大规模征服活动且建立殖民地的第一个地方是孟加拉(1757),因为这里的商业网络相对来说更为发达,商品市场化程度高,符合当时英国人倾销本国商品的需要。

英国人更多的是把孟加拉这块地方当作是可以随意榨取财富的殖民地,因此商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强迫当地人种植他们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同时在免关税的条件下把自己从本国带来的商品倾销给本地人。很快,在莫卧儿时代发展的最好的孟加拉地区被英国人彻底摧毁,转变成一个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附属区。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使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最终导致了1770年的大饥荒,而民众的反抗也日趋强烈。

殖民者不得不改变统治策略,于是任命沃伦·黑斯廷斯担任印度总督(1773-1784)。黑斯廷斯上任后,停用英国的重商政策,而重新启用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式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以保护当地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及财产权;把波斯语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官方用语,以便于和印度土邦王和莫卧儿总督交流沟通;甚至在礼仪上也采用波斯式的,达到拉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目的。

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东印度公司铸币也是伊斯兰风格的,例如有的货币正面刻着英国王室的狮子标志,而反面却是用波斯语铭文。与此同时,英国本土的议会也在积极讨论如何对印度进行更加“人性化”的统治。于是就有了著名议员埃德蒙·柏克的论断:“把一个政府称作穆罕默德式的政府,也即是说这是一个法治的政府。”

英国人也越加尊重莫卧儿帝国的制度及文化。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殖民地的文化,黑斯廷斯还资助东方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个背景下,威廉·琼斯于1784年在加尔各答建立“孟加拉亚洲协会”(AsiaticSociety of Bengal),对印度的大量文学、历史作品进行翻译,而他本人则精通波斯文、梵文等诸多语言。

19世纪英国思想界也因此受到了以印度文化为首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如诗人雪莱就因为在其诗作中大量运用印度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的元素而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印度人”。

然而,到了19世纪之后,印度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工业革命的影响力也渗透到了印度,将其变为一个依附于西方工业化生产之下的畸形社会。印度的统治精英意识到,为了让自己赶上时代的变化,必须学习英国的技术,而语言则是第一关。

而民众也知道这个时候,统治者发生了变化,他们为了谋求更好的出路,转而学习英语。于是,英语背后所代表的技术优势逐渐胜过波斯语在印度的文化影响力,波斯语在印度的使用范围受到不断的挤压。1835年,英国殖民者见时机已经成熟,宣布把英语作为通行印度的官方语言,而在精英阶层的教育机制内,则更是强制要求用英语进行教学。

而波斯语则逐渐退出印度的历史舞台。今天,在印地语、旁遮普语等语言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多诸如手机、充电器等技术性较强的词汇,都来自英语,而像一、二、距离、年等基础性的词汇,都还是波斯语的。不仅英语,曾经通行印度的波斯语依旧对今天的印度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坐在突突车上穿着英式校服的公立学校学生

然而,和当年的波斯语一样,英语毕竟也是一门外来语言,没有印度本土的文化作为支撑,没有办法真正深入到印度的民间文化中。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为统治精英或上层人士以及人们的事业而服务。不懂英语的人,也就没有办法及时获得更多的资讯。

虽然如今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让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电视台或收音机频道等,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历史上因语言众多而带来的交流障碍。不懂英语或英语不够好的人,在社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也没有办法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一个人是否懂英语,决定了他所能走到的高度——懂英语,可以在全印度通行,而不懂英语,也许就意味着你只能待在自己的家乡。因此,一方面,印度依然是一个需要依靠一门外来语言把国家各个族群整合在一起的集权综合体,另一方面又由于文化上的多样而缺乏一个稳固的共同文化基础来维系统一。

一眼天堂一眼地狱:一个真实的莫卧儿帝国

走在泰姬陵前面的广场上,你会感觉自己到了人间的天堂,感受着最为曼妙的爱情故事;漫步在斋普尔拉贾斯坦王宫的庭院里,你会觉得印度人对文物古迹的精心维护;在乌代布尔,你可以享受着世外桃源般的静谧;在瓦拉纳西,你能察觉到人们对神圣恒河的敬意以及对信仰的虔诚;而住在德里的家庭里,你会感到他们的热情与好客。

然而,同样是在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拉黄包车的瘦小老人;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踩到牛粪;你会被衣衫邋遢、皮肤黝黑的小孩子缠着,求你买点东西;你也可能遇到一个长时间站立的苏非巴巴(修行中的长者),在和你打完招呼后就伸手要钱;在看似和谐的家庭里,你会听到深夜的时候夫妻在为生活的问题吵架。。。。。。

德里夜景

十七世纪荷兰旅行家弗朗西斯科·佩尔萨特(FranciscoPelsaert)笔下的莫卧儿帝国同样也是今天的印度:“在达官贵人的住所里藏有印度所有的财富,这些财富是真的辉煌灿烂,但它们不是真的,是借来的,是通过压榨穷人的血汗而得来的。。。所以它们表面看起来耀眼,但是只要遇到哪怕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暴风,它也会倒塌。”

阿克巴曾经建造了恢宏的“胜利城”,就在阿格拉以西40公里的地方,有着世界上最高大的拱门,扼守着通往古吉拉特以及德干高原的大道。但是这是一座依靠纯军事目的而建造起来的城市,当古吉拉特被平定后,阿克巴移驾拉合尔,胜利城便逐渐荒废。以致在他死后才几年时间,这座城就已经是一座死城,甚至市中心都长满了野草。

而今天德里的商业中心Rajiv Chowk,也即康诺德广场,它是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专门为外国游客而建的。洁白的欧式建筑、圆形的大公园、中间高耸的印度国旗、自由飞翔的鸽子都让人们感觉惬意,似乎自己处在一个古典的西欧小镇上。

然而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在雪白的屋檐下,躺着终日里无所事事的狗;在星巴克咖啡店的门前,有为了几卢比而大声叫嚷的鞋匠;不经意间,你还可以注意到躺在黑暗角落里的乞丐。

记得自己看过一本叫《فصلی دیگر》的波斯语小说,女主Aliteen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印度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既有泰姬陵这样的世界最美的建筑,也有孟买贫民窟这样的世界最贫穷的地方。”不可思议的强烈对比向来是印度的常态。

也许,正是因为贫富差距极大,民众的知识水平极不相同,印度才有了统一的机会。印度的上层精英用高超的政治手腕、过硬的理论基础,把国家政权牢牢把持在自己的手上,以莫卧儿帝国的合法性与英国式的政治架构为支柱,在一步一步地追随着时代的步伐。

而下层的民众虽然知识水平有限,不知政治为何物,但是由于国家没有办法深度触及民间,他们有着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甚至可以在“违法”的情况下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就有了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的人生奇迹: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节操甚至生命来维持自己所需。但是,只要你有机会,有一个合适的契机,以及坚守着你心中的信念,你可以扶摇直上,一举成为人上人。没有人会关心你的过去,高高在上的政府只会以统治者的身份对你冷眼相看,除非你变得有价值。

一张莫卧儿细密画

或许这不能完全归结于统治者本身的残暴,平民大众也有责任。被种姓制度压迫了数千年的印度普罗大众,逐渐形成了消极服从、欺软怕硬以及及时行乐的不良心理,而这种心理又进一步导致了普遍的懒惰以及对不劳而获的渴望。

早在莫卧儿帝国初建的时候,巴布尔就在回忆录中写道:“印度人确实没有什么可爱之处,工作起来也不勤奋。”作为外来统治者,看到一群这样的民众,自然在心理上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如此一来,也就很难指望他们能为民众做些什么了。

在1630-1632年期间的饥荒里,沙·贾汗一共花了十万卢比来赈济灾民,可是他的皇后——也即著名的泰姬,每年就有十倍数目的津贴。而为皇家生产财富的广大印度教民众,不但被课以重税,而且还不允许迁移。

只要皇帝一高兴,他们就会被作为薪水(جاگیر)赏给带兵打仗的将领,同时也会随时被皇帝收回。将领们见无法长期拥有,自然也乐得尽可能地去压榨,因此,在欧洲旅行家们看来,生产者们已经“没有活着的意义了”,他们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渴望通过非常规的手段过活。

那个时候,盗窃在莫卧儿帝国便已经很猖獗,甚至有人说那里的狗也是“盗窃能手”。在今天的印度,即便是机场这样的地方,你也会发现有无数的人等着不了解情况的人上钩,争取捞得更多的钱财;更有的人在商定价格后又临时反悔,以生活不易为由收小费;也有很多的人,他们组成团伙,一起在车站附近游荡,伺机扒窃。

我不敢说今天的印度在保障民生方面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至少他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尽管它所能提供的只是十分差劲的医疗设备及疗养环境。人们也在交口称赞莫迪上台以来的各种善举,比如提出“clean India”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等。

但是,一直以来的不安全感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将会长期伴随着印度,这依然会对人们社会整体责任感和积极的创业精神的形成造成一定阻碍。

结语:灿烂千阳

小编想到了1982年的电影《甘地》里面的一个情节。当时国大党内部闹分裂,穆斯林方面的领导人吉纳(Jinnah)单方面宣布要建立“清净之土”(پاک)巴基斯坦。甘地想要去劝阻他,却被自己的印度教追随者阻挠。甘地怒吼:“我是一个穆斯林!”然后才说自己也是一个印度教徒、佛教徒等。

他对吉纳说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像是印度的右眼和左眼,缺了谁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在印度,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信仰,而是贫穷。这也是甘地发明转轮的初衷。然而可惜的是当时的印度人并不明白,而甘地也因为“把太多东西给了穆斯林”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枪杀。

甘地纪念馆中的一幅画

甘地与佛祖在一起

我也想起了自己听的那个关于印巴分治的讲座,那个历史学家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如孟加拉和西孟加拉的分治等等,这些事件都给当地的民众带来深深的创伤。

这位历史学家把这个情况称为“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Zionism),即用信仰划分不同族群,以信仰来划分国界,并以信仰不同为由人为地制造矛盾。到了今天,类似的情况还在发生。BBC曾报导,在巴基斯坦,一个历史老师曾在课上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势如水火。印度教徒推崇神牛,而穆斯林则认为牛是清真食品。”

但是,情况也在发生转变。讲座中说,过去在巴基斯坦没有人提“分治”的事情,似乎“分治”一说只是印度人自己在玩的文字游戏。不过,近年来,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有意识地进行着跨国合作。比如,两边的劳工组织团结起来,一起为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而呐喊。

同样,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很喜欢苏非风格的音乐,因而也存在苏非音乐协会这样的跨境团体。总而言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共同遗产”正在慢慢发生作用,使得铁栅栏开始逐渐松动,双方的交流以及沟通逐渐加深,即便对于一般人而言,相互之间还无法理解对方的世界观。

世界大同

数十年前的甘地和数百年前的阿克巴,都曾想着能够跨越宗教以及地方语言及文化的藩篱,把整个印度打造成一个信仰统一的共同体,去应对全印度的问题:贫穷,以及外来文化和势力的渗透。

然而,可悲的是,印度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极端对立没有办法给这种胸襟以更多的支持。确实,下层民众很容易被崇高的口号而调动起来,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受教育水平,也很容易会迷失方向。

此时,一旦统治精英内部不团结,那么所有之前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再加上上层与下层之间固有的不信任,所谓的团结就会进一步大打折扣。没有了这种抽象的团结概念,依靠各种信仰以及地方文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想法就会重新抬头,笼罩在南亚次大陆的上空。印度自独立以来多次发生的各邦边界变动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讲座中的历史学家也不否认,存在着印度的分裂是“未竟事业”(uncompletedtask)的说法。换句话说,对于广大的南亚次大陆民众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文化基础以及合法性,来维系这个叫做“印度”的国家的整体性,除了莫卧儿帝国这个“聊胜于无”的集体认同。

笔者接触过的很多人,无论是身处底层的突突车司机,年龄幼小的孩子,还是受过教育的大学生,都会和你讲一些家喻户晓的莫卧儿故事,去讲那个“每个人,无论其信仰、民族,都会被一视同仁”的王朝。他们知道莫卧儿所付出的诸多努力,但是却不知道那个年代同样也是多么的艰苦。

而这些真实的往事则会被各种叙述所掩盖。对于巴基斯坦史学家而言,莫卧儿的治国之策“偏离”了伊斯兰的精神,因此其衰亡不可避免;对于印度方面的史学家而言,莫卧儿的宽容政策为当今印度处理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前朝往事依每个人立场的不同而被不断地再挖掘、再解释,来达到心目中所要达到的目的:在我们外人看来,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印度人而言,餐桌上的烤鸡、泰姬陵和两位古人的爱情故事、红堡、文化上的宽容,便已经是莫卧儿的全部。而像锡克教这样的宗教,则更是充满了波斯风格的歌曲,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的信众。

另外,笔者也能见到,如今的印度人,即便是信仰不同,大家也都能和睦相处,甚至相互之间给予帮助,如小编的接待家庭虽然信锡克教,但是老奶奶却和一个穆斯林女孩很聊得来。因此,不管人们怎么去解说,怎么去看待,甚至怎么去扭曲,莫卧儿都是普罗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阿富汗烧鸡

也许,要理解莫卧儿帝国并不难,她就在生活中!她既不神圣,也不浪漫,更不富裕,只是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

今日主笔 \ 徐伟杰

责任编辑:韩旭阳 SN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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