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选·美的第847篇文章
自从川普上任来以来，美国闹剧不断，从最开始的反移民政策，退出巴黎气候公约，到小川普被发现在竞选期间接触俄罗斯利益集团以获取机密信息打击竞选对手，纷呈迭出。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川普的支持率只是缓慢地随着每个爆炸性事件下滑，并没有出现一个预期的跳水——即使是像通俄门以及未妥善处理夏洛特种族仇恨主义冲突这种危机。盖洛普的全国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7个月内加总的支持率不过下滑了8%——从一月份45%滑落到这个月的37%，路透社的数据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在川普开除了近半的幕僚之后，共和党选民对其工作表现的支持率仍然高居79%。甚至当川普面对夏洛特维尔的种族主义冲突表现的模棱两可，不愿意批评违反道德底线的种族主义行为之后，支持率都没有动荡。一些学者们甚至开始对民主制度是否能够避免最坏的结果这一经典论述产生了怀疑。
研究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这种现象，比如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或是政党意识形态分化的角度。然而，川普的丑闻从科学共识（气候变化），对民主体制的威胁（通俄以及撤换调查自己的FBI局长以及检察官），以及工作能力（7个月内撤换了近半数的幕僚，提前花完了总统的安保预算）不胜枚举。在意识形态上也并非贴合传统的保守主义，而是接近另类右翼并与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一些议题甚至对大选时的支持者有很大的伤害，比如取消医保法案对蓝领的伤害，收紧合法移民的通道。因此很难仅仅用政策或者是意识形态上对其的支持来解释。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盟友
Affective polarization——“情感两极分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情感两极分化描述的是选民们对自己所属党派以及对手的党派间的态度差异持续扩大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对对方的敌意都越来越强。根据ANES，1960年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员会为自己的下一代同对方党派的人结婚而不快，到了08年增加到20%以上。在2010年，情感上的分裂迅速加剧，共和党选民对跨党联姻的不满在2010年升到了接近五成，而民主党选民也超过三成。
与具体议程的态度极化，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不同，情感两极分化阻碍人们对对方党派成员以及政治人物的行动做出理性评价，从而影响到具体的政治行动，比如政策议题的制定。在这个视角下，坚定的支持盘可能并非某个领导人自身的原因，而是由长期的情感两极分化造成一党选民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支持而支持。奥巴马的任上，空穴来风的国籍和出身地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选民们的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分化的情况。同样的，许多川普的支持者是基于对民主党派支持者的厌恶而不仅仅是支持川普的议题和倾向，这可以从他们一再针对竞选失败者可以看出来。许多人仍然辩称说希拉里上台只会更糟糕。一些人甚至即使在大选结束之后，仍然呼吁要继续调查希拉里。
研究证明了“情感两极分化”趋势
Iyengar在2012年使用全国选举调查（ANES）等几个数据说明了长期以来的情感两极分化的显著趋势。检测热心程度的温度量表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2008年间选民们对同党选民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维持在70上下，然而对对立党派成员渐趋冷漠，平均分从接近50下降到35左右。
“情感极化”的原因
但是这种情感极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过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原因，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社群身份。
（1）意识形态
Iyengar在2012年提出两党互相攻击的宣传方式可能是导致两党人互相厌恶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Rogowski和Sutherland进一步挖掘因果链条发现，总统候选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因而带来的政策差异是情感极化的主要原因。这种机制尤其在政治上处于极端派别，以及对政治有兴趣的回答者中最为明显。
随后，Webster和Abramowitz通过调查实验再次确认了意识形态和情感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两党选民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态度越发撕裂，并且和情绪高度相关。越是信奉保守主义的选民对于民主党选民的看法越负面。这种现象在政治参与度高的人群中更加显著。Webster进一步检查了奥巴马的例子。他俩发现，对奥巴马的指责经常是个人性的，在ANES调查中有近半数的共和党员和支持者长期对奥巴马表示愤怒。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社会福利政策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宣传只打来有限的影响。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Rogowski和Webster这两篇文章暗示了情感极化，互相交恶的一个恶性循环：对政策撕裂的看法为沟通和妥协设置了更高的门槛，随之而来的立法的僵局使得两党选民更加坚定地捍卫自己立场。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关于政策的差异已经巨大，已经很难通过选民间的沟通来缩小这种距离，因此作者们对未来有着相当悲观的态度。
（2）社群身份
然而现实也许不那么悲观，因为Rogowski和Webster的意识形态理论忽略了影响情感极化的另外一些来源，比如成长生活环境所缔造的社群身份，诸如中产阶级，新移民等等。这些社会方面因素的潜移默化很可能比意识形态的选择更重要，甚至是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存在。同样面对税收的议题，一个成长于典型的共和党环境（比如保守，福音派教会和茶党）的共和党选民会比长期接触自由派和世俗派共和党选民的反应更为激烈。另外，Rogowski在他们的研究中也提到，候选人的身份信息对选民对候选人的态度有一定的缓和作用。
为了挖掘社群身份对情感极化的影响，Mason在Polimetrix上招募了1100名实验人员，询问了他们的社群身份（包括肤色，宗教，种族等），党派立场以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看法（诸如移民，奥巴马医改，堕胎，同性婚姻和降低失业率）。作者在给受试者随机阅读不同立场的小文章后测试他们的（愤怒）情绪，结果发现，党派身份对情绪差异的影响远不如社群身份的影响。另外，党派立场只能解释人们面对部分议题时的激烈态度，而社群身份则在所有的议题上都有所影响。这意味着人们往往非理性地面对政治信息，大众对党派的态度并非由意识形态决定，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夏洛特维尔事件和川普上台以来高涨的种族主义声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那些表达了最强烈情绪的人恰恰是基于种族，宗教这些社会身份而非共和党的意识形态。
情感两极分化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美国正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冷静理性地对待选举，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效率正在遭遇的一个危机。另外，Iyengar发现随着情感两极分化，民众混淆了对于民主制度本身的评估和对当选者的感情。在最近几年中，那些落选一派的选民表达了对民主制度更大的失望，这可能削弱选民对民主制度本身的信任。Mason认为，跨社群的，情感极化不那么严重的选民能够弥补这种扩大的裂隙，因此更加多元的，社群互动更加频繁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Iyengar， S。，Sood， G。， & Lelkes， Y。 （2012）。 Affect， Not IdeologyA Social IdentityPerspective on Polariz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76（3），405-431。
Webster， S。 W。，& Abramowitz， A。 I。 （2017）。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ffectivePolarization in the US Electorate.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45， Issue 4， 2017
Rogowski， J。 C。，& Sutherland， J。 L。 （2016）。 How ideology fuels affectivepolarization.Political Behavior，38（2）， 485-508。
Mason， L。（2016）。 A cross-cutting calm： How social sorting drives affectivepolariz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80（S1），351-377。
